“野败”发现者李必湖：杂交水稻选育的社会主义大协作

　　导语

　　从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来，种业政策日益趋向“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强化了企业育种创新的主体地位。然而，种子应是商品还是公共品，育种是一条腿走路，专家垄断，还是两条腿走路？除了专家外，也发挥群众路线的作用？这些问题没有考虑没有讨论。

　　但是在集体时代，农作物育种则成为群众运动，实现了社会主义大协作。这一时期的群众性、合作性育种是怎样进行的，体现了怎样的科学观，取得了哪些成就，对今天的育种创新有哪些启发？我们近期推出的“育种系列”将尝试启发读者思考如上问题。这些推送既包括集体时代的学术文章，也包括对这一时期培养出的专业育种家和农民育种家的介绍。

　　近日，海内外各界都在缅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但我们同时不应忘记，杂交水稻的成功依赖的是集体的力量。本文发表于1977年，作者李必湖是1981年获得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的杂交水稻研发团体的成员之一。1967年，他和袁隆平、尹华奇组成“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寻找不育系。1970年，李必湖和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野败”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本文介绍了杂交水稻是如何通过发动育种群众运动，来实现社会主义大协作的。

　　摘 要

　　为了夺取水稻高产，1964年，我们黔阳农校几个青年教师、学生，开始搞水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的研究工作。1964-1965年夏，我们寻找到了6株自然雄性不育株，但到1970年以前未找到理想的保持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华国锋主席的亲切关怀下，1970年以后，全国大搞选育水稻“三系”的群众运动，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发现野生雄性不育水稻植株的基础上，利用我国丰富的水稻资源，全国进行了大量的测交试验。于1972年突破了保持系和不育系，1973年突破了恢复系，宣告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1976年，通过试种、示范、大面积推广，获得良好效果，一般增产2-3成，不仅为大幅度提高我国水稻产量闯出了一条新路，而且大大丰富了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华国锋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并迅速用于生产，为大幅度提高我国水稻产量闯出了一条新路。下面谈谈我自己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些体会。

　　大胆实践，勇敢攀登

　　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解放后，产量有很大提高，但增产潜力仍很大，探索增产新途径是摆在农业科技人员面前的一项任务。1964年，我校袁隆平老师在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中，偶然发现两个形质各异的水稻品种杂交后的第一代，在株高、分蘖力、发根力、穗的大小、抗逆性等方面都显著地优于亲本。这使他认识到，若能把这种优势应用于生产，无疑将可大幅度地提高水稻产量。事实上，玉米、高粱等作物的杂种优势早已在生产上应用。但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过去人们都是用人工去雄的方法杂交获取杂交种，因颖花小，人工去雄花工费时，不可能获得大量的杂交种，以满足生产上的需要，这是一大难题。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道路是否就此堵死了呢？袁隆平老师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决心大胆实践，勇敢攀登；同时参考了国内外晚近作物利用杂优的经验，提出了运用水稻雄性不育性，实行水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的设想。

　　要做到“三系”配套，首先要寻找原始不育株，再选育出保持系及其相应的不育系，这是选育水稻“三系”最基础的工作。1964年和1965年，袁隆平老师于水稻抽穗扬花时，在我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大田中，耐心寻觅，仔细观察，集中注意于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用放大镜检出不开裂的花药，加以标记，2-3日内复查几次，采集仍不开裂的花药，进行显微镜检查，并用碘化钾法观察花粉反应。两年中检查了14000余穗，分别从南特号、胜利籼等4个籼粳稻品种中，找到6株雄性不育株，根据其形态特点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花药退化三种类型。经自然传粉杂交（个别的作了人工杂交），于1966年得到了杂种第一代，为杂交水稻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967年，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正式列入计划。可是研究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人不断吹冷风，搬出洋教条，说什么“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交无害，杂交无益”。当实验田的杂种后代表现明显优势时，他们又说：“即使有优势，也不表现在产量上，只表现在稻草上”，“国外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研究，至今也没得到应用”等等。这些说法在当时的农业科技界有一定影响，但我们有党组织的领导支持，没有因此而动摇。

　　1968年，正当发现保持系的苗头时，实验材料遭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党组织又给我们鼓气，使我们没因此而灰心，利用残存的3株不育株继续实验。我们搜集了长江流域和华南的一千多个早、中熟籼稻品种，做了几千对测交。但由于我们的研究局限在少数人中；机械地搬用国外的技术方法；和没有从本质上弄清“三系”间的内在关系，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所以直到1970年，尚未找到理想的保持系。

　　此时，反对的意见又占了上风，就在这困难时刻，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并指示我们把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交给群众去搞，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也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华国锋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仍十分重视和关心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亲自听取汇报，作了多次指示。国务院和农林部都高度重视，给予大力支持。1972年，把这一工作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各级党组织和科技领导部门加强了具体领导，多次召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不断总结，规划部署，抓得紧，抓得有力，使这一新生事物，沿着正确的方向、路线迅速发展，短期内就在祖国大地开花结果。

　　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大协作结出的丰硕成果

　　袁隆平和李必湖（左一）一起研究杂交水稻

　　1970年，华国锋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后，我省立即开展了一个专业人员和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大搞选育水稻“三系”的群众运动。不久，群众运动推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领导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许多农业科研单位、农场、良种场、社队、大专院校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协作网。

　　大家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通力合作。一面扩大寻找自然不育株的范围；一面利用我国丰富的水稻资源，进行广泛测交试验。1970年10月，我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一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在普通红芒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株（“野败”）。经湖南师范学院等单位做了细胞学和遗传学的观察，证明“野败”是由红芒野生稻与当地栽培的晚籼雄性不育株杂交的天然杂种。这就为选育“野败”的保持系提供了途径和根据。

　　1971年春，我们将“野败”材料推荐给兄弟省区，开始了对“野败”材料的全国性研究。大家在选育保持系时，注意防止了“野败”经过和栽培稻杂交后助长其后代恢复到自交结实，和片面地把测交种与“野败”的亲缘关系扩得过大，使以后难以找到恢复系，而把测交范围缩小在与“野败”生态类型区别大而亲缘关系不太远的长江流域的早、中熟种稻品种中。在近30个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测交了上千个组合，选出那些不育的后代，采取一年三代，加速世代的办法，通过连续回交和转育，当不育性状稳定不再分离（1000株，不育度100%）时即育成了不育系。

　　1972年9月，首由江西萍乡市农科所获得二九矮四号、珍汕97等第一批稳定的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此后，我省和广西省也相继选育出了71一72、二九南一号等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一举突破了选育保持系和不育系的难关。

　　1972年秋，全国开始进入主攻恢复系的阶段。大家收集了数千个水稻品种和材料，配制了上万个组合，进行了数以万计的测交。1973年仅一年内先后在广西、江西、广东、湖南找到了强优势、高恢复度的恢复系，宣告了我国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制出了第一批杂交水稻种。在1974一1976年的试种、示范、大面积生产推广中，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种技术和体系，大面积制种亩产可达1400-1500斤，最高的亩产已360多斤，为杂交水稻大面积用于生产提供了可能。

　　通过大面积试种示范表明，杂交水稻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总光合势的增强，呼吸强度和光呼吸强度的降低，根系活力的提高，氮、磷的输送运转率的提高；在外部形态上，表现分孽力强(在外界环境条件相对一致的情况下，比一般品种提高1一2倍)，穗大粒多，株高不倒，生长势强；适应性广，无论山区、丘陵、平原，南方、北方，各类土壤，都普遍比常规品种增产；产量高，有的单株产2斤以上，小面积亩产可达1700多斤，较大面积亩产可达1400一1500斤，大面积作中稻栽培亩产可达800-1000斤，作双季晚稻栽培亩产也可达600一800斤，比推广良种平均增产2一3成；此外，还具有省种(每亩大田用种2斤左右)、省秧田(每亩秧田一般可供15亩大田用)、出米率高、米质好等优点。

　　广大贫下中农把杂交水稻誉为“翻身稻”、“幸福稻”。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能够做出如此量大、面广，成效显著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大搞群众运动的极大威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在批判中前进

　　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是在不断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不断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中取得的。从开始研究直到研究成功，始终受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归纳起来说，有的人死守着三十年代旧遗传理论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有的人机械照搬希尔斯的“三型”学说（胞核不育型、胞质不育型、胞核胞质互作不育型），有人认为外国没有搞成的我们不能搞。可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科技工作者，提高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坚持批判科技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货色，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终以自己的实践，推翻了所谓“水稻杂种无优势论”，不仅促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进程，而且大大丰富了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

　　到目前为止，全国除有数十个野败型不育系，100多个恢复系外，粳稻“三系”在云南、新疆、辽宁已也配套，福建等省又选育出野栽交、籼粳交、粳粳交等不同类型的极有希望的新“三系”材料。杂交水稻虽已研究成功，但它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决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艰苦奋斗，刻苦钻研，为杂交水稻更适合群众和生产上的要求，为农业学大寨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