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六十五周年：必须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六十五年前的今天，1956年12月29日（农历1956年11月28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式于《人民日报》发表。

　　所谓“再论”，是对此前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的呼应。

　　该社论是对刚结束不久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最后一晚针对斯大林所做的《秘密报告》的回应。

　　社论鲜明地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这篇《关于…经验》社论的发表，摆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不同立场，也是中国贯彻“一边倒”路线后，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央不同的意见。

　　《关于…经验》，一定程度上稳住了中苏关系的大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秩序。

　　但是，由于赫鲁晓夫集团剧烈的航向变动，这种秩序的维稳实质是缺乏根基的，且将根基毁坏的一方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而非坚守马列主义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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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匈事件后，逐步看出赫鲁晓夫领导集体政治底色的中共方面，开始扛起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高位的大旗，于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轰动了东欧国家的理论界。

　　这篇《再论》，对赫鲁晓夫所谓“世界红色领袖”的自封地位造成了强烈冲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愈发高大。

　　《再论》中，首次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指出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敌对斗争的总的利益，它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再论》强调，对斯大林同志的错误纠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即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

　　《再论》这篇雄姿英发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对斯大林同志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认为斯大林同志身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导师，功大于过；赫鲁晓夫集团在二十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这助长了苏共党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一手炮制的《秘密报告》有着客观的评价：“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但是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这是不对的！”

　　毛主席的思路很清晰：斯大林同志不仅仅属于苏联共产党、属于苏联人民，他也属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属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工农阶级。

　　因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单方面对斯大林同志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力，苏共必须与各兄弟党进行交流，共同对斯大林同志做出公允的历史定位。

　　如果苏共新领导人一意孤行地单独对身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进行评价，一方面会在外交事务上会逐步沙文主义化，另一方面则会在意识形态与党建层面双双陷入“阶级失真”的泥沼。

　　即：“去人民化”的态势必然会在苏联抬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会被修正主义集团的新政策和新思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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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毛主席对赫鲁晓夫集团的评价：“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就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就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1956年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主席再次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我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我们中国党，要维护斯大林的威信！”

　　在《再论》发表之前，中苏两党两国就以斯大林问题展开过交锋，而交锋的本质是对各自阶级认知的坚持。

　　4月6日时，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再度明确表示：“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我们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

　　这其实是对赫鲁晓夫提出了批评。

　　4月29日，毛主席在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时，又重申了中共方面对斯大林的评价：“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这是不对的。”

　　其时正值五一劳动节临近，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同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就是赫鲁晓夫）的像，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撤掉斯大林像。

　　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用意很清楚：你们中国也不要挂了！

　　然而，毛主席的态度很坚决：“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中国人民不满意，世界人民不答应！”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集体讨论决定：195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社会主义阵营活着的领导人像，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像，统统取消，一概不挂不举——但斯大林的像不能摘，要挂要举！

　　坚定无产阶级导师的领袖地位，就是在彰示中国共产党自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持，也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党”性质的坚持。

　　二十余年后，当“去阶级斗争”成为社会政治气氛的新主流，无产阶级专政被扫进垃圾堆，也就被提上日程。

　　80年代初，“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被提出，也为此后新宪法的修改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也就为80年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巨变埋下了种子。

　　首先，还是需要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概念分别加以考察，从比较中看这二者的涵义是否真的等同。

　　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最早就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和使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弧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后来，在194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主席正式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地阐述：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的：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和使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后来，列宁同志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他说：“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院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享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

　　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同志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器，要战胜资产阶级，要中立整个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

　　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列宁同志还说：“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把国家政权夺归己有，然后利用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已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同情。”

　　由此可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之后由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独自专政的政治统治形态。

　　比较一下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就不难看出这二者的明显区别。

　　毛主席在1949年之所以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是因为新中国并非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

　　建国初期，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化的大工业，而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自给或半自给的农民。

　　因此，灵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主席没有抱住马克思的说法不放。

　　但是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维护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和先进性成为了党能否当好执政党的关键要义——当内要抵制资产阶级的复辟再兴、外要预防美帝国主义的“遏制”战略与麦卡锡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了新中国维护自身之“新”的诉求。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逐渐被使用。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有说：“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连少奇同志也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我国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度强调：“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

　　1957年的“反右”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更广泛地深入各级党委和群众使用，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不止一次点出：

　　“在这样的民主(指当时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的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

　　“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如是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亦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1979年3月30日，小平同志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在讲话中，他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应该来说，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非常恰当、非常呵护新中国国体性质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

　　当年度的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也重申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对1975年《宪法》（四届人大通过）的呼应。

　　但是1981年，在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后，小平同志通过人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从此成为了历史。

　　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历史名词的同时，“去阶级斗争化”也随之成为舆论主流，在1982年《宪法》中，“罢工自由权”被完全取消，因为“已不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此后企业中发生的罢工问题，一律根据《工会法》解决……

　　阶级斗争过时论、革命无用论，我们近三十余年来听得足够多了，但是诸多社会现实（不论国内国外）都在表明：今天，包括中国劳工阶层在内的全球被剥削阶级史无前例的陷入斗争低谷和生活困顿，根因正是在于世界性的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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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

　　毛主席的话依旧振聋发聩，依旧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1967年5月，在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主席更有形象性地指出：“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六十五周年的今天，必须呼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历史号召。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的执政合法性是不可动摇的群众阶层的支持信赖，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领导地位、共运核心力量保证同样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剥削人群的信仰。

　　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中国应当对世界有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