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陈、李二人应该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里

　　很遗憾，时至今日，我也未能参观过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和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红船上同样是中共一大的纪念馆。

　　可以历史而负责任地说，这两个地方随着历史演进，将会在中国共产党继续奋进的路途中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愈以显得意义深远重大和弥足珍贵。正如一首歌里所唱：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必定，中华民族能够有今天的勃勃生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付出的超大牺牲和不懈努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百年如一日地艰辛的探索与正确领导。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濒临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华民族才有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希望与可能，才有了一扫百年耻辱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机遇，才有了中华民族今天在世界舞台上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巨大威望与充分话语权，才有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稳固依托与可靠保证。

　　一个当初在许多人眼里只有区区五十几人的微不足道小党，诞生在国家内政杂乱无序，军阀割据混战，外强处处打压蹂躏，几无国家真正主权存在的水深火热之中。不要说仅有五十几人新生共产党，即便那时党员数量拥有几千乃至上万的不少党派，也不一定会引人瞩目，被人看重的。要知道那年代，在中国这片羸弱而混濛的土地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政党就有数百之多。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里，几乎所有阶层的各色人等，都要根据本阶级、阶层或暂时或长远或其它各种需要成立起所谓的政党。他们都希望在混乱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捞取某种利益，至少也借此机会露一露脸面，赚一点噱头。

　　然而，也许谁也不知道，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里，许多政党的诞生都是奔着某种个人私利而为之的。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大都是本着国家民族的堪忧前途而来的。这群人中的杰出者，无一例外都身怀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的。他们有丰厚的学识，世界的眼光，有着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深透思考，决心以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可以行之久远的康庄大道。他们决心以自己的最大努力甚至献出生命为代价，彻底打乱固有的历史旧秩序，推翻陈腐反动的封建旧制度，为底层最广大民众谋求一个真正拥有当家做主身份和地位的全新社会制度。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在建党问题上思考最多，参透最深，付出最多，作用最大，功劳最高者，当属当时以至今天仍声名显赫的南陈北李。南陈即是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陈独秀，北李即是而今依然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堪为党内圣贤的李大钊。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应时而生，离不开这两个人的长期努力。至少说，如果没有南陈北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码不知要延后多少年。

　　南陈北李在当时有着许多相同的经历，二人都曾留学过日本并在那里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二人都在北大任过教，都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都欣赏并赞同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都怀着并且具有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的豪情壮志、赤诚之心和坚定意志。

　　若论在当时国内的巨大影响，陈独秀堪称一枝独秀。他热情澎湃，豪情壮志，思想激进，目光敏锐，能说善写，长于宣传鼓动，赢得了那时候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无比敬仰与热烈跟进。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那时是一只催人奋进的号角，是一曲唤人觉醒的激昂战歌，是一块团结爱国青年的火热阵地，是一股激扬一潭死水的冲天巨浪，是一发投向封建顽固营垒的重型炸弹，是一支焕发民族青春活力的磅礴力量，是一把引燃国家民族走出黑暗奔向光明的熊熊火炬。可以说，没有陈独秀，就不可能有后来对中国现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不可能借五四东风水到渠成地横空出世。尽管陈独秀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一开始盲目地拒绝共产国际的领导希图谋求自己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走了不少弯路，尽管他在担任前几任党的总书记之时因家长制作风严重听不进他人半点意见致使不少革命有生力量与党的事业失之交臂，尽管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把本党要走的路程看得太久远而几近完全依赖国民党来完成中国革命大业并因此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中所起到的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否认的，更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共党史永远铭记的。

　　若论建党之前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的讴赞与传播，若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中最早与基层民众的自觉有机结合，若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深刻认知，若论革命意志的坚定与顽强，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共产党人队伍中，很难有人能与李大钊比肩。李大钊是最早宣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国人，也是最早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中国人。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在那时候的中国影响巨大，振聋发聩，确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青年领袖们，就是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李大钊的文章，才首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并最终坚定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才了真正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才坚定了要使中国走俄国革命胜利道路的思想并终生为之奋斗。李大钊革命意志坚定，革命斗志昂扬，政治目光敏锐，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他的人格操守、道德情志、高端言行，卓越贡献，感天动地，辉映千秋，堪为中国共产党人永久的楷模。

　　然而，历史许多时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给我们开了很残酷的玩笑。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个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未能出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大。按常理说说，这应该是不会的，也应该是不可能的。可遗憾的是，大家认为不会的事情就那样“会”了，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那样成为可能了。而历史最看中的是事实，不尊重事实的历史是被人鄙视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昭示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大，共有十三名代表。这些代表中，虽然有后来一直坚持到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另一个伟大战友董必武，可里面其他人的结局却令人痛心而杂乱。他们中，有的为了革命事业坚定无畏热血洒碧空，有的在本党成立的事前事后始终名不见经传，有的毕生没有为本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过那怕一丁点儿像样的贡献，有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党的组织；更有甚者，有的最后可耻地背叛了党的组织，有的甚至沦落成了遗臭万年的大汉奸。

　　在两处一大纪念馆里，尊重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铭记代表们的历史贡献，讴歌他们在本党建立上的这一最为惹眼的功勋。令人不平却无奈的是，叛党的张国焘在列，沦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在列，几无贡献并被开除出党的刘仁静在列，退党但一直在为党工作的李达在列，退党之后和退党以前一样默无声息的包惠僧在列。因为没有参加中共党的一大，为党的建立做出过无以伦比贡献的陈独秀、李大钊却没有入列。

　　遗憾，的确是遗憾，而且是莫大的遗憾！然而，我们却不能去埋怨谁，更不能去谴责谁。我们只能说，历时是无情的，并且无情得厉害。没有了两个最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那样在一百年前悄无声息地召开了。尽管他的召开及会议上的所有议程都是按照南陈北李的谋划举行的，但他们却遗憾地缺席。由他们一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在时和身后，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最终实现了他们当年的初步梦想。把一个处于四分五裂，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腐朽旧政权彻底推翻，建立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事业含笑九泉，可我还是忍不住为他们遗憾。遗憾他们为何不参加那么重要的一次会议，遗憾他们因此不能入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最重要的两处纪念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原因，在当时看来的确是当务之急。他们那时所做的事情，没有他们在似乎是不能行的。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他们当时所办之事，与事关本党建立的一大相比，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陈独秀未能参加本党的一大，是因为那时的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邀请他前去担任南方革命政府的教育厅长，并协助筹办一所大学。因为受任仓促，所受之事，百端待举，致使陈独秀日夜奔波，难以分身，终于错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一大会议。虽然陈独秀在一大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但这些只能在一大两处纪念馆的概述中里一笔带过。而在一大代表耀眼的照片和塑像群里，却无法找到他原本应该处在最夺目位置的身影。

　　李大钊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从重大、深远、持久的历史意义角度看待，就更不值当了。当时，由于北洋政府财政紧缺，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为此八校教职工成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李大钊在委员会里担任了比较重要领导角色。他原本可以请假赶赴上海参加一大，可事出偶然，恰好那段时间作为索薪委负责人的马叙伦因病告假，索薪委的工作自然而然就落到李大钊身上。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李大钊服从了仅有一时之需的索薪工作需要，却同样遗憾地失去了作为一大原定代表出席本次重要会议的机会。李大钊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巨大损失。直到今天，他依然在早期牺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影响最巨大，受敬仰最广泛。可是，在上海和南湖两处一大纪念馆里，他和陈独秀一样，因未能出席会议而看不到有关他的影像与详尽事迹介绍。

　　虽然说，真正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和毕生信仰根本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可在后人眼里，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却是难以弥补的永久历史遗憾和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失色。

　　一大纪念馆里，如果有陈、李二人的照片乃至塑像合情合理出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那段重要历史的完美呈现，甚至也是中华民族那段历史的完美呈现。可是，完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阶段可能有，而完美的历史全过程似乎从来都没有。不仅过去的历史没有，现在的历史也不会有，即使将来的历史也不一定会有。

　　然而我却在想，不太完美的历史事件，如果实事求是地予以补充与完善，是完全可以通过一定表现形式弥补缺憾的。那样的话，有缺憾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就会在恰处理中趋于完美的。

　　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无疑是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它的两个最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一大，致使他们的事迹与影像资料无法走进一大纪念馆里，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

　　如何弥补这个遗憾？笔者认为，藉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有关部门是否可以以文字说明的方式把陈独秀、李大钊在创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未能出席党的一大的真实原因在纪念馆里辟专栏予以说明，然后把此二人的照片和塑像单独分列在合适位置，使其与十三位一大代表并列出现？

　　倘如此，陈、李二人无憾矣，尊重热爱陈、李二人的后人无憾矣，热爱中共党史的人们无憾矣，中共党史本身无憾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无憾矣。

　　20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