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立：苏联解体的组织路线因素浅析

　　今年是苏联解体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分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文章非常多，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现在，笔者仅就苏联解体的组织路线因素进行粗浅分析，恭请有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同其它事物发展变化一样，都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突变的过程。《管仲论》里有段话说得好，“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非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循着这段话的逻辑分析苏联解体的组织路线原因，同样值得深思。

　　回望二十世纪上半页，苏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取得对二战的决定性胜利、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由一国独秀到多国花开、重塑世界政治版图和经济格局等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就，确实得益于列宁时代选中的接班人---斯大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是完美的政治领袖，姑且不论其在国内犯下的思想“左倾”、作风专断、“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单说其对我党建政前的“太上皇”作派及在抗美援朝中口惠实不至、举棋不定的态度，就大大降低了其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好感。但宏观地、历史地、理性地分析其一生，其功劳还是远大于错误的。诚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弹的强国”，他确实是一位引领苏联开启辉煌时代、改变全球格局的世界级英雄人物。

　　而导致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肇始者，则是斯大林错误选择的接班人人选：赫鲁晓夫。斯大林某些错误导致了赫鲁晓夫们把因斯大林的错误导致的对斯大林的偏见，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偏见。而赫鲁晓夫们的偏见，促使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斯大林切割的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理论上的唯物辩证观、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意或无意地作为斯大林的东西一起切割和抛弃掉了。1956年2月25日凌晨赫鲁晓夫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则是这种“双重切割”的标志性事件。这种“双重切割”之后，逐步形成如下两种策略并导致如下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赫鲁晓夫在对待民主集中制上（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能否正确坚持和运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运动的兴衰成败。“治大国如烹小鲜”，如何“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科学把握民主与集中的平衡，的确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考验），因着斯大林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而提出了“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行背离民主集中制之实、放弃基本阶级立场的政治变轨时代。但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的我行我素、压制民主的个人专断作派最终却激起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粉丝--勃列日湦夫的政变，被迫黯然下台，抑郁而终。“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像出兵阿富汗这样关系“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国之大事”，勃列日涅夫竟然仅靠5个人的秘密会议就改变了政治局不出兵的集体意见，任性地开启了针对阿富汗的十年战争。然而，正是这场战争成了压垮苏联这头庞大“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同样，由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得不到科学贯彻，高层领导的老龄化给苏联政局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如匆匆过客，没有来得及“新官上任三把火”便作别了世界。长期的集权专制导致了上台前早已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戈尔巴乔夫，早有预谋地在民主集中制上从一个极端跃迁到另一个极端。在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提出要实行“无限制民主”，这次大会也因此成了根本改变苏联政治制度的转折点；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他正式领导取消了“民主集中制”——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如此不正常的组织路线，必然助长选人用人上的歪风邪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都有“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任人唯圈”的非组织活动成分在里面，中下层干部的使用更可想而知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样的选人用人风气如同埋下“定时炸弹”，终究会引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人用人路线脱离科学的轨道的恶果是：苏共的领导从最初的过于集中到最终淹没于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汪洋大海，苏共的涣散、苏联的解体便成了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

　　二是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上，赫鲁晓夫提出了看似颇有远见的“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策略。尽管或许其主观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但同样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有意无意地开启了让苏联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演变时代。继之而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声音、一个拳头对付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等攻势策略，但一方面，他在国内政治经济上因循守旧、回避矛盾、自我感觉良好、“陶醉勋章”的执政心态，让苏联国内各种矛盾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发展滞缓；另一方面，他又在美苏争霸中越来越大的透支着前辈蓄积的国家“元气”，几近油尽灯枯，这就为戈尔巴乔夫灭亡苏共、解体苏联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实质上已成“第五纵队”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比赫鲁晓夫“三和”主张更加激进“开放”，他抛出了“国际政治新思维”，宣称“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至此，他已完全否认了国际上两种制度、两个阶级根本对立、根本斗争的客观存在，披着共产党人的合法外衣、暗地里却以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身份来执掌苏共、苏联政权了。后来，他频频向西方“暗送秋波”，直至同美国“高参”“共商苏联国是”，策划所谓的促使苏联脱困的“哈佛计划”，竭尽全力地使苏联在经济基础上彻底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不归之路。“一个执政党，当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则的首要维护者，变为这些原则的率先破坏者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制止，这个党就必然会走向灾难的深渊”。

　　通过以上历史轨迹的重寻，可以清晰地感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最终导致苏联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维”，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头脑风暴”，他的“新思维”早已在赫鲁晓夫那里植入了和平演变的“基因”、埋下了改旗易帜的“种子”。“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量变的积累终于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质变为资本主义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苏联的解体以至东欧的剧变固然是历史和时代发展变化中多种因素交汇、耦合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因素当然复杂，但分析起来无非还是外因和内因两大类。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循着这一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亡苏共者，苏共也，非美、英也”。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没有严肃认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选人用人组织路线，没有形成一套不为人言所变的、稳定的、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无疑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部因素中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

　　“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以唯物史观之，尽管从宏观上重要历史人物改变不了历史长河的主流、正轨，但在重要的历史关口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加速或迟滞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完全可能一度逆转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高度地重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锻炼，如果社会主义的巨轮之舵不能牢牢掌握在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即理论上高度清醒、政治上高度坚定、行动上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手里，将极有可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灭顶之灾。正反对比，这或许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苦难曲折行进百年、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也让信仰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教训，增强了“免疫”，经住了考验，强健了体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之下的、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终于被其难辞其咎的全球新冠疫情敲响了他日暮穷途的丧钟。“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历史没有终结”，它也不会终结，它一定会永远按照它自身的自在逻辑、而不是人的刻意自为的意志滚滚东流、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