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谈家祯及袁隆平

　　毛泽东，谈家祯，袁隆平，三个人似乎没有什么交集，但有一根线把他们联系了起来，那就是中国的遗传学。

　　事情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说起。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一册]》，看到毛泽东在1950年7月16日对北京农业大学领导进行批评的批示。所刊出的批语是这样的：“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注释中说明，批语中所提到的“报告”是北京农业大学主要领导人对别人反映他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犯有简单粗暴的错误的辩解。

　　查有关资料，事情的背景源于当时发生于生物遗传学的激烈争论。新中国建立伊始，在“一边倒”的政策和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政治气氛下，苏联在遗传学研究上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当时，把持苏联生物科学领导权的李森科，借助斯大林的支持，用政治斗争和行政手段严厉打压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自称为“米丘林生物学”，把遗传学中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贴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治标签，把摩尔根遗传学称为“反动唯心主义”，在学校中禁止讲授，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被封闭，相关的研究人员不仅被压制和撤职，甚至有的还遭到逮捕和判刑。而在中国，从西方国家留学归国的遗传学学者基本上是摩尔根学派的。时任北京农业大学主要领导人是一位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名叫乐天宇（在刊出的毛泽东批语中隐去了名字），早在1941年延安成立中国农学会时就任第一届主任委员。他在农大强制推行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同时压制校内原有的摩尔根遗传学的研究。时任农大遗传学的一位教授，是北平解放时拒绝美国某大学聘用留在国内的民主人士。在乐天宇的粗暴干涉下，这位教授主讲的课程被强令关闭，他愤而离开农大，出走美国。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乐天宇受到教育部批评，并被调离农大。可是，由于向苏联看齐的总的政治气氛未变，遗传学领域一派压制另一派的局面没有改观。1955年，一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在著作中谈了质疑李森科的看法，就受到来华苏联专家的“严重抗议”，说“是对苏联的政治诬蔑”。从此再没有人敢公开对李森科有所非议了。从1952年秋季开始，中国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已基本取消，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

　　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很不满意。在1956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专门讲了要以苏联的失误为借鉴，不要迷信和盲从，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在4月28日的会议上，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更明确地反对学术领域内一派压制另一派的做法，并且直指遗传学。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终于，中国遗传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来到了。1956年8月10日，由中宣部、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召开了有不同学派一百多位专家教授出席、历时15天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会议明确倡导“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学派畅所欲言。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理直气壮地陈述自己的学术见解，打破了遗传学界“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当年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全程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黄青禾评论说：“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导演的、纠正斯大林所犯错误、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主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斯大林导演了宣判摩尔根学派政治死刑的苏联农科院1948年会议，而毛泽东导演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当时，也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气魄和能力来做这件事。”）会后，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以一种获得解放的喜悦之情，举杯痛饮，有人甚至喝到了酩酊大醉的程度。

　　这位高兴得喝醉了酒的人，就是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科学家谈家祯。谈家祯是直接师从摩尔根的博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就听说了苏联李森科严厉打压摩尔根学派的情况，但还是婉拒了美国同事的挽留，于1948年年底回国。回国后尽管备受压力，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甚至被苏联专家指名道姓特邀作面对面“讨论”时也未放弃自己的观点。

　　这样一位在重压之下仍敢于对苏联老大哥说“不”的遗传学家的名字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7年3月，谈家祯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13日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当陆定一把谈家祯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显得很兴奋，一边与谈家祯握手，一边以早就有闻大名的口气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而后，毛泽东讲:“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沉思了片刻，毛泽东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不要怕!”

　　由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与一个遗传学家的交往。 1957年7月7日.，正被人以“反苏言论”为由划为“内定右派”的谈家桢，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会议。去后，他才知道，是毛泽东到了上海，要在这儿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祯，就亲切地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接着，又风趣而意味深长地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毛泽东的话，一下子就让谈家祯如释重负。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谈家祯，他关切地问谈家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谈家祯坦诚地讲了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听后沉吟了一会，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同时接见的还有周谷城和赵超构，大家畅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兴犹未尽地结束。过后不久，毛泽东专门就帮助解决谈家祯所讲的问题向上海市主要领导作了指示。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在上海同教育、文化、科学界的代表座谈，再次接见了谈家祯。在场的有柯庆施、曹荻秋等上海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关心地问谈家祯:“你对搞遗传学还有什么顾虑吗?” 谈家祯答道：“没有什么顾虑了。”并说：“我们按照‘双百方针’，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泽东接着说:“好嘛，我支持你!你好好于吧!”在场的上海市领导也随之表态：“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四次接见谈家祯，许多文章都有记录，但记录的日期多有误，现根据《毛泽东年谱》作了修正）

　　正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上海的遗传学研究，在谈家祯等人的努力下，很快得到发展。1961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由谈家祯任所长，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在辐射遗传、医学遗传、微生物生化遗传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可喜成果，并培养了一大批教学和科研人才。其中，以猕猴为材料的辐射遗传研究，已接近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摩尔根遗传学的进展十分迅速。摩尔根学说的核心理论，即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由细胞内的基因所决定，已经找到了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 — 脱氧核糖核酸（即DNA），开启了分子遗传学时代。苏联的错误做法导致其农业科学和遗传学长期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并使其农业生产一直落后于世界水平。中国如果照苏联的模式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幸得有毛泽东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拨乱反正，中国的遗传学才重获生机，并且在毛泽东持续的关怀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直到1974年，八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虽已卧病在床，但仍惦记着谈家祯和遗传学，要王震路过上海时代表他去看望他的这位老朋友，带口信说期望看到谈家祯新的文章，再次给谈家祯以热情的鼓励。

　　说到袁隆平，这位享誉海内外的的“杂交水稻之父”，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时，还只是一个26岁的年轻中专教师，任教于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他与毛泽东又有什么关系呢？

　　袁隆平在西南农学院读大学期间，正值李森科派“独霸天下”之时，他起初也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曾按照苏联的遗传学理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类似于“嫁接”这种“无性杂交”的试验来寻求具有遗传优势的良种。但这些试验结果暴露出与理论的不符，使得袁隆平渐渐改变了思路。1960年7月，他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意外地发现了一株长势很好的“天然杂交稻”，袁隆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现象，从此转向以基因遗传学为基础的有性杂交理论指导下的新的研究方向，迈开了他艰苦的探索之路。

　　当时，国际上对玉米、小麦这类异花授粉的作物已获得了杂交优势育种的成功，但对水稻这种自花授粉作物则一直未获成功，水稻杂交研究成了世界难题，甚至被国外权威断言是无法成功的。袁隆平进行的是无先例的、创新性工作，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仅从1966年到1972年这七年时间里，袁隆平试验小组就试验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终于在1973年获得成功。随着成果的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1976年到1992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达22亿亩，增产稻谷超过2000亿公斤。1999年，在湖南、江苏两省，有7个百亩片、2个千亩片，亩产均超过了700公斤；在云南永胜县的试验基地，亩产达到1139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如果以杂交稻每亩增产150公斤、年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每年将增加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袁隆平的成功为解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急需解决而又未能根本解决的粮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条件，也为全世界人民彻底摆脱粮食危机打开了希望之门。

　　袁隆平是了不起的，他也是幸运的。他的成功得益于毛泽东给遗传学所创造的良好的研究条件。他在试验过程中屡遭失败的时候，曾受到同行中许多人的怀疑、嘲笑和反对，其中包括科学院院士这样的权威。但是，他的研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将杂交水稻课题列入科研项目，给予经费支持，使得这项研究即使在文革的动乱情况下仍然得以进行。这样的事情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四川农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从1951年开始进行的小黑麦多倍体育种实验，到1954年本已取得了大有希望的结果，却被强令停止而夭折，连他的实验田也都被铲除。而袁隆平则得到党和政府在人、财、物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中央拿出专款支持杂交水稻推广，仅1975年冬政府就拨款100万元，拨粮150万公斤，组织8000多人，赴海南制种3.3万亩。杂交水稻后来的辉煌，就是在这段时期奠定了基础。

　　袁隆平的成功还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全国大协作，特别是从试验田转向大面积生产的检验和全面推广，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是难以实现的。1972年3月，杂交水稻被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在袁隆平的带领下，全国一盘棋，组成了包括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新疆等十三个省在内的十八个单位的上百名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协作组，形成了全国科研大协作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袁隆平课题组毫无保留地将试验资料与全国的科研人员分享，其中包括十分珍贵、数量极少的育种材料。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做到。

　　袁隆平并没有机会与毛泽东相见，但他说他的科学方法受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影响最大。他说，他之所以能突破“自花授粉作物无优势”论的羁绊，除了依靠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之外，还受到了毛泽东《矛盾论》的启发，认识到“内部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杂种优势就是两个遗传上有差异的品种杂交，有差异才会有矛盾，有矛盾才会出现优势。”“作物有无杂种优势，在于杂交双亲遗传性状有无差异，这是由作物杂种的内部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自花授粉或异花授粉的繁殖方式。”

　　作为文章的结尾，凭着对基因遗传学的基本了解，不妨也读一下《矛盾论》中的一些话，也许能从中悟出毛泽东的哲学与生物遗传学的联系：“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