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 胡勇：尴尬处境中的抉择——徐、陈首长改变了态度

　　9月8日22时——也就是党中央委婉表达了“拟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北上意图”那份“七人联署电报”签发的同时，在草地另一端的张国焘也签发了一份致徐向前、陈昌浩的“密电”：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1]

　　考虑到该电签发——编码——排队[2]——发电——收电——译出——签收的时延，徐向前、陈昌浩得悉此电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凌晨以后——很有可能是9月9日上午。于是，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还到中央驻地去表达了两人的意见[3]。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们为了否定“九九密电”的存在，竟然毫无根据也毫无道理地将党中央决定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时间延后了一天（也就是将“密电事件”的时间延后了一天）——从9月9日晚延后到了9月10日晚！其目的是想将张国焘9月9日24时致徐陈并转中央领导人电报与“九九密电”划上等号！这样的刻意篡改和附会，作为治史者是不可原谅也难以容忍的！这既混淆了史实——与此间所有相关电报和诸多当事人回忆中的日程及时序严重不洽，也损及了回忆录署名者的盛誉清德！

　　实际上，就在9月9日13时，已经改变了态度的徐、陈首长向红一军团发出了电令：

　　林、聂：

　　⑴依目前情况，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

　　⑵望即补足十天米粮和衣鞋，以便作战。

　　徐、陈

　　九日十三时[4]

　　这是一个“叫停”的电令，其根源就是张国焘日前22时的那份“密电”。

　　对此，彭德怀曾回忆道：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5]

　　实际上，就是日前晚上在周恩来驻地召开的那个“非正式会议”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对北上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动摇。对此，毛泽东几天后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曾经言及过：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6]

　　也就是说，当时徐、陈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只是不愿意回头再过草地，但对北上可能会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的王均、毛炳文部，他们也缺乏战而胜之的信心。两相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王均当是为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为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该两军各辖两师（两旅四团制师），为中央军旁系（半嫡系部队）。两军加起来不到5万人，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的全部力量有近10万人。

　　10万红军竟然要躲着5万敌军，这还不算是“逃避斗争”的“逃跑主义”么？

　　后来的事实是，党中央率领不过七千多人的红一、三军，照样北上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是，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原有的态度，才是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那个因找不到原电文稿而让后人们纷争不已的“密电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有了这个“主因”，既或没有这个触发点，党中央恐怕也不得不考虑“单独北上”，只不过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迫而已！而后人放过主因而纠缠于诱因，那是大有“搅浑水”以回避关键问题之嫌的！

　　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7]

　　看见没有，“他下面的干部”已经叫出了“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中央还呆得住么？

　　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时曾向傅钟了解年前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缘由。当时情景，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8]

　　任弼时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曾积极参加过批判毛泽东。从长征这个历史时期来看，他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任弼时身上却有着一个共产党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坚强的党性！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使他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当然选择！

　　多年后，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过这样的检点：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9]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道出的。

　　注释：

　　[1]《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令（1934年9月8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即按电文紧急和重要程度排出发报的优先次序，如“万万火急”、“十万火急”、“火急”等等。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一军应在现地集给整理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9日13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彭德怀自传》第208～第20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何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