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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即席开场白语惊四座,美国记者称其外交技巧登峰造极

2022-04-19 11:32:36  来源: 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   作者:郭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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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南海诸岛与大洋洲遥遥相望的海面上,星罗棋布地镶嵌着1万多个岛屿。这1万多个美丽富饶的岛屿形成了一个“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西部有一座美丽的山城万隆,是爪哇省的首府。因其建筑风格、优美环境以及市内的林荫大道均酷似法国的巴黎,所以又有“东方小巴黎”之美称。1955年4月18日至22日,这个“东方小巴黎”,用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话说,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西起利比亚,东至日本的29个国家代表聚集在这里,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

  有惊无险

  1955年1月27日上午,首都北京。一辆插有印度尼西亚国旗的轿车徐徐驶进了中国外交部的大门。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从车中走出来,他是奉命前来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完成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的——面交由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亲笔签署的、致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正式邀请书和备忘录,并请章副部长转交周恩来。这个消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由于万隆会议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因而受到亚非国家的普遍欢迎,并希望会议成功,但也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恐慌和不安,竭力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中国出席会议,意味着广大亚非国家对新中国政府的肯定,这引起美国的憎恨。于是造谣惑众,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胡说中国对远东安全构成威胁,中国要夺取亚非会议的领导权。更为卑鄙的是,美国竟然指使蒋介石集团派遣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妄图对率团赴会的周恩来总理下毒手。

  万幸的是,我代表团的行程路线有变。因周恩来应邀参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仰光的会见,临时决定提前改乘专机从昆明经仰光赴万隆。于是当美台得意忘形地准备庆祝他们暗杀成功时,周恩来却率中国代表团乘坐另一架客机自昆明南飞缅甸,在4架缅甸空军飞机的护航下,于4月14日平安抵达仰光机场。

  消息传来,举国欢庆!

  在缅甸,周恩来在缅甸总理吴努的亲自陪同下,驱车前往总统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越南总理范文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汉亲切会见,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商讨研究如何开好万隆会议的一些问题。

  4月16日,周恩来一行离开仰光。当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在雅加达马腰兰机场徐徐降落。当周恩来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机舱门口,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时,机场上顿时一片沸腾,大家都拥上前来争相一睹这位大难不死的中国总理的风采,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片祝福的欢呼声。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到达印尼万隆机场。

  4月17日上午,“东方小巴黎”万隆晴空万里,凉爽宜人。10时许,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的安第机场,受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万隆人民的热烈欢迎。在长长的安第公路两旁,站满了好客的万隆群众。当印尼总理陪同周恩来总理的坐车和中国代表团的车队从人丛中缓缓驶过时,人们用印尼语、英语、广东话各种语言忘情地欢呼:“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平万岁!”。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许,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各国代表大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这多姿多彩的服装样式,构成了会场上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会议开幕时,乐队高奏印尼国歌。随后,由印尼总统苏加诺致开幕词。只见他身着白色西装,头戴圆顶穆斯林黑帽,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讲话: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我希望,会议将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亚洲和非洲的领袖们都了解到,亚洲和非洲只有在团结起来以后才能得到繁荣,若没有一个团结的亚洲和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我希望,这个会议将引导人类,将为人类指出他们为取得安全和和平所必须遵循的道路。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了。”

  求同存异

  各国代表一致选举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各国代表发言。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都希望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加强正常的经济合作,并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但由于受美国的挑拨唆使,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大唱反调,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也声称亚洲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铲除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是要同美国这样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代表更是危言耸听地声称中国成立傣族自治区是为了向邻国进行“渗透”和“颠覆”,使泰国受到了颠覆活动的威胁。这些代表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做出这样的发言,使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记者幸灾乐祸,瞪大眼睛要看中国和伊拉克、菲律宾、泰国展开论战。各国代表的目光都不时投向中国代表团,投向周恩来。只见周恩来冷静自若,耐心地听着各国代表的发言,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神色,并不时在座位上伏案疾书。人们猜测周恩来肯定是在起草驳斥亲西方代表的发言,一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论争在所难免。

  许多人都为会议的走势捏一把汗,因为如果由此挑起争论,就有可能转移会议反帝反殖的主题,正中那些妄图把会议引入歧途的幕后人的下怀,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在所有报名发言的代表团团长讲完后,会议主席高声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刚落,只见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台,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会场一周,向会议主席点了点头,便开始了精彩的发言。这发言是他利用大会给予的有限发言时间而作出的即席讲话,中国代表团事先准备的发言稿显然不是针对这种情况的,于是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作为书面材料印发给大家。

  周恩来的即席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大出人们意料:“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充满和解精神、宽容的话语一出口,会场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接着,周恩来又巧妙地引导万隆会议走上正路。他说:“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随后,周恩来以平静的语调,精辟地阐述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回答了少数人的误解和指责。他说,大家如果不信,可以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最后,周恩来热忱呼吁:“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把会议拉回到预定主题上,为会议指明了方向,全场报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两天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驱散了,会议绕过美帝国主义设置的暗礁,走向了坦途。各国代表纷纷赞扬和高度评价周恩来的这一发言。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埃及总统纳赛尔则评价说:“他是想答复我们昨天所说的关于他的国家的问题。我喜欢他的演说。”就连亲西方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为之折服:“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存心看笑话的美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他的发言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万隆精神

  会议第二阶段是进行小组讨论和起草公报。受中国“求同存异”主张的影响,第二阶段一开始进展比较顺利,但21日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又节外生枝发谬论,使原本比较和谐的会议气氛又笼罩上了不祥的乌云。

  当天上午11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在他下榻的别墅举行记者招待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扬言要台湾“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并荒谬地要求“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亚非各地的共产主义团体解散。”接着,科特拉瓦拉又把上午抛出的“炸弹”投到下午小组会议上去。在下午的政治委员会接近尾声时,他宣读了一篇打印好的发言稿,除重复上午的谬论外,还要求会议“像讨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也讨论反对苏联殖民主义问题。”锡兰总理的节外生枝使会议再次面临严重对峙的局面,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再次为众代表团所瞩目。

  对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锡兰总理的言论,但没有当场回击,只要求保留第二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会议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陪同下,拜见了科特拉瓦拉,询问他在大会上那番发言的用意,并想了解他第二天是否将继续采取行动,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或动议。科特拉瓦拉在周恩来面前理屈词穷,肩头一耸,双手一摊,解释说:“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出心里话而已,无意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我在明天的会议上将不提什么协议或决议。”周恩来向他表示感谢,会见的气氛也融洽了许多。正要告辞,没想到科特拉瓦拉友好地说道:“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 几乎与此同时,两人都友好地伸出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席位上。

  第二天上午9时,政治委员会准时复会。人们不知周恩来在会外已做了工作,前一天的紧张情景仍萦绕在人们心头,担心会上发生论战。周恩来简要地说明了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和求同存异的态度,这既坚持原则、又十分和解的简短发言,使会议再次避免了争吵。中国代表的这种求同存异、光明磊落的态度,使锡兰总理深受感动。他当即表示,昨天的发言只不过是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无意要引起一场争论,更无意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会议最后阶段讨论会议宣言时,缅甸和印度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宣言,但一些国家激烈反对,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使用的名词,主张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双方争执不下,会议陷入僵局,人们又为亚非会议的前途担忧起来。

  ◆万隆会议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

  正当亚非会议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再次做了重要发言。他表示,这么多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至于和平共处的措辞,如果有代表认为是共产党使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用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和平相处”来代替。最后,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和平宣言”议案。

  周恩来的发言结束了会议在“共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排难解纷,把亚非会议向成功的道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对此,美国记者鲍大可曾有这样一番评论:

  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利用短暂的会议休息时间赶写的补充发言稿。

  通过中国代表团和各国代表团的一致努力,4月24日,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达成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亚非会议联合公报》,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处理国际关系十项原则,开辟了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新篇章。万隆会议终于克服重重障碍,取得了巨大成功。联合公报中所反映的亚非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而载入史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24日晚9时30分,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终于胜利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落下了帷幕。在一片欢呼声中,周恩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尼赫鲁、纳赛尔、吴努等风云人物从会议大厅里走出来,站在独立大厦的台阶上,欢欣鼓舞,彼此握手祝贺。随后,他们又来到豪曼饭店参加盛大的庆祝宴会,为会议的成功干杯,直到11时多才宴罢席散。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印尼民众聚集在亚非大街上,穿着艳丽的节日服装,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伟人风采

  万隆会议的这一巨大成功,是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分不开的。与会各国代表团纷纷称赞和肯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认为“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会议成功不了”。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亚非会议成功的一个巨大因素,是中国代表团异乎寻常的合作态度,中国代表团在促进友好谅解的决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而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所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和所作的巨大努力与突出贡献,更是赢得了普遍赞誉和推崇。

  印度尼西亚《民族使者报》在万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赞扬说:“周恩来总理所表现的希望友好和避免不愉快的争论,对于这次历史意义的会议贡献不小。”

  缅甸总理吴努也在返回仰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会议获得胜利应归功于那些态度诚恳、耐心谋取和解的人。周恩来总理对会议的成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周恩来总理(左一)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右二)、缅甸总理吴努(右一)亲切交谈。

  就连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也这样评价周恩来:“共产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留下的普遍的有益形象”得“归之于周恩来精湛的外交艺术”。

  周恩来总理受到如此广泛而崇高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亚非会议期间,他以异乎常人的精力,殚精竭虑,日夜操劳。除了参加日程紧密的会议外,还在会外争取与各代表团广泛接触,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力促会议取得成功,为此开展了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其中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客便是西哈努克亲王。

  西哈努克亲王被他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任命为柬埔寨王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万隆会议之前,与周恩来未曾谋面。令他终生难忘的是:“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宴请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代表团。我方有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部长作陪。席间,西哈努克对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表现的宽容大度、高尚的和解精神和在大会上正气凛然的发言深表钦佩,对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为赞赏,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使小国的主权得到保证。周恩来也非常赞赏西哈努克在会上所作的“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

  宴会中,双方谈笑风生。周恩来知道西哈努克在饮食方面极为讲究,因此让随团厨师做了可口的中国菜肴。西哈努克想起他的外交大臣狄普芬去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到金边后,曾向他大加赞赏中国的美味佳肴。如今品尝以后,他也为中国厨师的烹调技术所叹服。只是对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西哈努克第一次喝,感到有些难以胜任。他曾经这样说道:

  我必须当心中国人所欣赏的用米酿制的“茅台酒”。周恩来在私生活上是以严肃刻苦而闻名的,但他又是一位喝了无数杯茅台酒以后仍保持头脑清醒的很能干的外交家。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西哈努克欣然接受,同时他也邀请中国总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两位领袖都预感到,两国间一种新型的关系将要缔结(1958年7月,中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双方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而从这时起,两人也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友好交往,结下了深情厚谊。

  4月22日上午,周恩来还在他下榻的别墅接待了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与高崎达之助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交谈,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此后,高崎达之助多次访问中国,成为推动日中民间友好的重要人物。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前右)及其夫人(左二)合影。

  22日中午,周恩来又设宴招待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泰国国王旺亲王夫妇、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等。此外,周恩来还宴请过印度尼西亚、锡兰、阿富汗、尼泊尔、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和老挝代表团全体成员;与利比里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伊拉克代表团团长共进午餐;与印度、缅甸、苏丹、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约旦、也门及利比亚代表团共进晚餐;与越南、老挝、柬埔寨代表团一起讨论过印度支那问题,并促成了越南代表团与老挝代表团的会谈。会谈后,越、老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双边关系。

  亚非会议前夕,周恩来在缅甸仰光就同埃及总统纳赛尔有过友好接触,会议期间又多次举行友好会晤。周恩来请纳赛尔吃夜宵,向他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及中国的原则立场。纳赛尔也向周恩来介绍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分歧的由来及阿拉伯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双方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为中埃两国一年后的建交奠定了基础。

  神来之笔

  号称万隆会议期间最为轰动的新闻是在周恩来参加八国午宴上发表的。万隆会议期间,正值因美国干涉新中国解放沿海岛屿而引起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之时,许多代表团都十分关切。一些亲西方代表团甚至想干涉中国内政,主张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四五年,然后建立独立国。对此,中国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但因这个问题是极为敏感,极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且讨论这个问题又不符合会议主题,所以,周恩来决定不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而在会外做工作。

  ◆周恩来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

  4月23日中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办午宴,宴请亚非会议发起国领导人尼赫鲁、吴努、科特拉瓦拉、阿里及中国、泰国、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旺亲王和罗慕洛。八人津津有味地品尝富有岛国风味的印尼佳肴,话题自然谈到了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其次,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

  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

  这时,印尼总理提议到:“周恩来先生,您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声明,以便让美国和全世界都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呢?”富有睿智的周恩来早已领会此举将在全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欣然同意。

  闻知中国总理将有重大新闻发布,采访亚非会议的各国记者蜂拥前来。不一会儿,印尼总理的官邸就围得水泄不通。周恩来以八国午宴为外交舞台,发表了令举世震惊的69字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项声明,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博得了广泛的赞扬。一些国家纷纷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斡旋。这实际上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先声。

  万隆会议是继日内瓦会议之后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大放异彩,扩大了国际影响,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威望。万隆会议后,中国同与会国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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