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是怎么抗疫的

　　1957年的那次群体免疫

　　在1957年-1958年流感中，我国感染人数约占总人口的六到七成，新中国人民政府通过积极的防御措施+群体免疫，平稳度过了这场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流行病灾难。

　　（一）

　　1957年2月，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爆发了一种新的致命性流感，这场流感迅速蔓延到全球，造成了大概两百万到四百万之间人口的死亡，当时全球人口约30亿，也就是约全球千分之一左右人口死于这场流行性疾病，至今仍可以说是仅次于1918年大流感的、对人类危害程度第二的流行性呼吸道传染病。

　　这场流感，又被称为亚洲甲型流感（H2N2)，在贵州爆发后，首先传到毗邻的湖南，由于湖南是重要交通通道，紧接着传往全国。北京市在3月初，火车站附近开始出现疫情，到中旬十四区县全部出现感染情况，感染人数达数十万。4月传播到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当月港英当局卫生部门就报告的感染病例就达近30万，占总人口七分之一左右；6月美国和西欧也开始大规模爆发疫情。

　　整个疫情，产生过四次高峰，即1957年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1958年的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法国在1957年秋季高峰期间，感染死亡人数约1.4万人；日本厚生省在1957年12月初宣布，全国超过104万儿童由于被感染流感而不能上学，3153所学校完全停课。

　　（1957年大流行中，瑞典学校中空荡荡的教室）

　　根据当时流行病学研究，1957年的H2N2流感，在患者感染病毒后，会产生2-4年免疫力，因此，经过几波大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多，也就实现了群体免疫。同时，随着病毒传播范围急剧扩大，毒力也在剧减，到疫情爆发的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疫情就逐渐消退，至1960年，疫情全面结束。

　　所以说，我们看1957年的大流感与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在诸多方面都是极其相似的，具体说如下：

　　第一，这两次疫情都是WHO成立以后，人类具有全球系统的公共卫生后产生的疫情，因此有详尽可靠的科学数据做对比参照。

　　第二，爆发扩散的路径和速度基本相似。都是首先在亚洲爆发，次第波及欧洲和美洲；从局部爆发，到全球爆发都是用时3-4个月；传播衰减速度也类似，都是前两年是高速蔓延期，第3年开始进入消退期。

　　第三，疫情产生总体死亡率类似，也就是病毒危害性很相似，前期死亡率都在1%上下，后期降到0.1%—0.3%之间。

　　第四，1957年大流感中已经出现了疫苗，二者都是经历了疫苗+群体免疫，最终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结束疫情。

　　（二）

　　因此，1957年大流感的流行情况和应对措施，是我们处理当下疫情的最可靠参照物。中国本是这次流感的重灾区，但由于我国长期对公共卫生学和流行病学不重视，关于这场疫情的记载远远少于西方。

　　不过，好在当时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机构，这方面的医学研究也初步建立，苏德隆等杰出的医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数量不多、但是很专业的资料，让我们可以依据现代公共卫生学常识，还原那次疫情。

　　从总体来看，1957年流感的整体危害性不亚于本次新冠，传播程度更是远大于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危害，中国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群体免疫的策略，较为成功地克服了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具体参数指标和防疫措施，分析如下。

　　1.高感染率。根据北京市卫生防疫部门统计，1957年春季疫情高峰期间，学生感染率达44.6%，全市各集体单位中，仅登记报告之发病数就超过30.7万例（当时北京城区人口约300万，其中在单位劳动人口应该在150万左右）。

　　3月20日，清华大学有100多人患流感，到3月26日，全校患者增加到1600多人；百货大楼患者有400多人，男四中有200多人；前门北纬路旅馆住宿客人有700多人，一周之内感染者就达到200多人。

　　（1958年大流行期间，北京市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协助防疫）

　　根据某部卫生检疫所对昆明六个单位、17629人的调查：1957年疫情高峰期感染者为7408人，占感染总数的41.8%；1958年疫情高峰期间感染者为2548人，占总数的18.17%；1959年对某单位485人的调查，感染率为16%。可见整个疫情是持续的反复的，但每轮感染人数逐步下跌，经过几轮传播，总体感染人数达7成以上，实现了群体免疫。

　　根据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防疫处对军区7个单位的调查：1957年春季，陆军感染率在40%左右，而空军学员因为比较封闭，感染率仅10%；而医护人员和小学感染率最高，军区下属的长春某小学感染率甚至达72%。

　　根据兰州医学院的统计，全校共有学生及教职工756人，共有439人感染，发病率约为60%，基本实现群体免疫。自贡市第二中学共有学生1649人，经过1957年的两轮传播，感染者达到973人，发病率也总体达近60%。

　　如果说1957年的疫情扩散主要集中在城市，那么在城市基本实现群体免疫后，1958年疫情向乡村蔓延。根据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对9个公社、10918人的监测，1958年3-4月疫情高峰期间，感染人数约5439人，占总人口的近50%；而上海第一医学院对金山县张堰公社5272人的监测，1958年秋季疫情高峰中感染人数为2105人，感染率在40%左右。

　　总结以上案例看，每个地区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期中，感染率都在40%以上，与今年春季香港疫情感染速度相似，经过数论疫情反复后，感染率都达到6-7成。所以，说我国在1957年-1958年大流行中实现群体免疫，并不过分。

　　流行病学泰斗苏德隆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群体免疫”理论，他说：“当新的病毒变种出现时，决定流行姿态的主要是病原体本身，人群的免疫状态或者不起作用，或者仅起次要作用。变种屡次流行以后，免疫人口增多，病人经常以散发形式存在，此时决定流行姿态的已经不是病原体，而是人群的免疫状态”；“流行数年以后，人群对它产生较普遍的免疫力，发生了病毒的自然选择作用”。

　　我们通过阅读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年谱，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有很多60岁以上高龄领导人（当时平均寿命不过57岁，60以上算是高龄），有重感冒久治不愈的记录，并且一位还专门从外地请来中医给治疗，更加证明这场疫情的传播是很广泛的，就像本次疫情中，很多外国政要也感染了新冠。

　　2.发病持续时间、重症率和死亡率。上海金山患者劳动力持续缺勤天数6.2天，如果每周有一天休息日算，那么患病天数为7天左右；山东卫生防疫站的统计，平均每个患者缺勤约5.4天，其中23%的患者在10天以上；昆明军区军人平均缺勤则为4.4天。与疫苗普及后的新冠病情持续时间也基本相同。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对患者病情持续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源：《山东省1958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情况調查》）

　　沈阳军区搜集到19386例确诊，其中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2080例，重症率约10.4%；上海金山卫全部感染者约1587人，其中重症158人，重症率近10%。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和上海第一医学院还对观察样本的死亡情况做了详细统计。山东九个公社5439个确诊病例中，死亡人数为31例，死亡率约0.57%，其中4岁以下儿童9例，60岁以上老人16例；上海金山2105例感染者中，死亡人数25人，绝大多数也都是儿童和老人。总体死亡率在0.6%—1%之间，与印度死亡率差不多（加尔各答确诊149.6万病例，死亡1055人），符合发展中国家正常死亡水平。

　　（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组，对金山县患者重症情况和死亡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源：《亚洲甲型流行性感冒的流行调查与临床观察》）

　　所以，1957年流感初始阶段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略轻于本次新冠疫情，但是由于本次疫情中疫苗的普及，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大大比1957年流感降低，并且消灭了儿童感染者死亡的现象。就当下来讲，新冠疫情的危害力，已经大大低于1957年流感。

　　3.政府应对措施。当时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应对这场大流行。卫生部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流感工作研究会，并且专门成立国家流感中心，作为防控检测和指导单位。

　　我们可以根据北京市防疫情况，窥知当时政府的防疫措施：

　　第一，市政府在3月20日紧急发布《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

　　第二，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发起宣传教育，介绍流感常识和应对办法；防疫部门对公共场合进行消杀；

　　第三，对人流密集的电影院、剧场暂停歇业，营业的影院、剧场，也严谨售票给1米身高以下的儿童；

　　第四，实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方针”，发热的学生如果家住市区就回家休养，农村学生集中隔离治疗；

　　第五，加强疫苗研制，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成功研发了灭活疫苗，当年接种1.2万例。

　　（1957年3月27日《北京日报》的防疫宣传）

　　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封城或大规模限制人口流动的做法。其实这时候，已经基本实现经济国有化以及合作社化，城市户籍和供应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政府控制人员流动的方法远远比现在强大，但是政府采取了以确保经济秩序优先的策略，采取了跟国际通行的防治措施。

　　（三）

　　中国在1957年大流感的经历告诉我们几个道理：

　　1.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遭受的第一次全国性流行病，我们在50年代公共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尚且都能克服一般的流行传染病，为什么现在条件已经改善了百倍千倍，就不能呢？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应对病毒的自信，一方面要重视防疫，保护人民健康，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恐惧，看成一个过不去的坎。很多东西的危害性，不是在于事物的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它。

　　2.一旦病毒走出国门，传遍全世界，那么一个区域内或者一个国家的清零往往也是很难凑效的。因为，病毒传染链条是极其强大的，物理封锁只能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实际上是封锁不住的。1957年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几乎是断裂的，但是疫情仍然以跟当代社会流行病差不多的速度传到全世界，而后国外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又反扑到中国。

　　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中，人员和贸易往来比当年密切千倍、万倍，从物理上切断传染源是极其难做到，即使做到的话，也要付出不成正比的代价。并且一旦病毒“全球化”，经过迭代变种，其毒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是当时公共卫生学就已经论证的东西。

　　3.我们要以开放性、积极的心态防疫，即一方面不能麻痹大意，实行一些自媒体所谓的“躺平”政策，另一方面一定不能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不能干扰经济的正常发展。

　　因为，对人民生命产生威胁的不只是新冠病毒，更起基础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和社会能否正常运转这些因素。如果经济滑坡，人均收入减少，政府卫生公共开支减少，乃至过度防疫挤兑医疗资源，会带来更严重的生命损失。这是直接性的，并且还会抑制生育，带来间接性的生命损失。

　　以上是对中国1957年流感的研究，希望能对21世纪的抗疫有所启示。

　　参考资料：

　　1许世厚：《1957年春沈阳军区部队流行性感冒的流行病学分析》，人民军医，1958年3月号。

　　2.劳伟宁：《兰州医学院1957年3月流行性感冒爆发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报告》，兰州医学院学报，1959年第一期。

　　3.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山东省1958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情况調查》，山东医刊，1959年第12期。

　　4.上海第一医学院调研组：《亚洲甲型流行性感冒的流行调查与临床观察》，上医学报，1959年第5期。

　　5.某部卫生防疫检验所：《1957年—1959年昆明流感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治措施》，云南医学，1959年第3期。

　　6.陈荣光：《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流感疫情及防治工作》，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