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38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书：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一语成谶。
由于清朝统治能力低下和国力贫弱，不仅没能彻底铲除鸦片，反而让鸦片传播的越来越广，到清朝灭亡的时候，鸦片几乎和中国融为一体了。
民国年间，虽然国府也颁布过“禁烟禁毒”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国府自己就和上海滩的杜月笙合作，贩运鸦片抽取利润，用来补贴财政和军费。
地方官员们上行下效，纷纷出台所谓的“特税”，并且扶持“特商”，用荼毒人民的鸦片收益来满足自己的野心。
例如主政贵州的谷正伦，便设立特税征稽处，每百两鸦片收10块银元的过境税，还派人和桂系搞关系，商量贵州鸦片运到广西销售的问题。
桂系也想赚钱，便同意谷正伦的要求，不到一年时间就合伙销售12.5万两鸦片。
至于某些县长们，更是强迫农民铲掉农作物，改种鸦片，有些县的鸦片种植面积，能达到耕地的一半以上。
让他们来禁烟禁毒，相当于从自己的身上割肉，怎么可能呢？
所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达到百万公顷，吸毒人口有2000多万，各省的大城市里烟馆林立，随处可见形容枯槁的人。
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为了筹措资金，不惜卖房卖地鬻妻典子，受鸦片毒害的人恐怕要过亿了。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鸦片运输买卖的重地，对鸦片危害的感受也比较深，所以武汉流传着一句话：
烟枪一杆，打的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天。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而且鸦片的感官体验和经济利益，已经渗透到新中国的某些地方干部之中，腐蚀着新中国健康的肌体。
刘青山和张子善自恃对革命有功，便贪污腐化吸食鸦片，陆续挪用150亿（旧币）公款。
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殷子华、县团委书记崔晓光，利用职务之便和毒贩合伙贩毒谋利，甚至用巨额利益把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领导干部拖下水，把整个县委班子变成贩毒集团。
南京法院秘书长丁辰琛收受贩毒集团的贿赂8700万元，然后让一名法院的部下脱离革命队伍，做为自己的白手套，和贩毒集团合伙谋利。
他们利用国家机关的文件和印章，欺骗铁路、航运、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贩毒罪行服务。
用国家的资源赚自己的钱，好家伙，犯罪都让他们玩明白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国家干部、各系统职工和贩毒集团们沆瀣一气，继续做着自清朝以来的犯罪勾当。
可以说，鸦片之毒已经深入中国骨髓，要是控制不住，短期来看肯定是复兴无望，长期来看中国真的要亡国灭种了。
彻底铲除毒品，已是势在必行。
2
自从晚清以来，鸦片毒品在中国存在百余年，早已形成种植、制作、运输、销售、购买的产业链，哪怕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吸食毒品，也要在这条产业链上谋生，以便养家糊口。
禁毒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经济战争。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各省就把禁毒和经济联系起来。
例如河南出台文件，禁止买卖和吸食毒品，并且按照低于市价的比例收购散落民间的毒品。天津命令毒贩限期上交毒品，政府按照不超过总价50%的价格，给与补偿。
不过毒品是贻害全国的东西，要想彻底消灭毒品，也必须是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些各省的临时规定，有效果，但是不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解放战争也进入尾声，中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禁毒便成为新中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主要内容包括这么几项：
各级政府部门合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其中政府和公安要负主要责任。
1950年起，没有战争的地方立即禁种罂粟等毒品作物。
自《通令》颁布起，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毒品的贩运销售活动。
命令藏有毒品的人限期上交现存毒品，如果是官僚地主上交的，便无条件没收，如果是平民上交的，应该视为财产，酌情给与补偿。
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份通令一出来，各省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省市县级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开始查封烟馆、收缴毒品、捣毁贩卖毒品窝点等等，短时间内便取得巨大的战果。
以刚经过战火洗礼的新中国的执行力，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必多说。
但是从事后来看，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其实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禁毒，也就是釜底抽薪，铲除各地种植的毒品作物，切断毒品的来源。
毕竟城市的禁毒工作再成功，如果农村依然源源不断的种出毒品来，那最后也会成为表面功夫，不可能真正铲除毒品。
革命的精髓是农村包围城市，禁毒也要从农村着手，最后再包围城市。
经济禁毒的任务，《通令》里已经说清楚了。
一方面是收缴毒品，并且给与平民经济补偿。
禁毒通令颁布以后，各级政府部门组成的禁烟禁毒委员会积极行动，和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对上交毒品的平民给与低于市价的补偿，相当于低价购买，让以种毒贩毒为生的平民，不至于受到重大经济损失。
对于以毒谋生而沾染毒品的平民，政府根据个人经济情况，给与免费或减价的戒毒药品。
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收缴毒品，甚至允许平民用毒品抵扣公粮。
这几项开支，耗费的都是政府财政。
中央人民政府拨款100亿，用来收购毒品，以及救济贫困的吸毒人员，另外拨款290亿，做为研制戒毒药品的专项经费。
而在地方城市，仅西安就拨款3000万做为禁毒经费，再加上全国各城市的拨款，加起来其实不少于中央政府的拨款。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财政非常紧张，花钱的地方又多，还能拨出这么多钱来禁毒，可见决心之大。
经济禁毒的另一方面，则是组织干部到农村铲除毒品作物，做为补偿，政府免费提供粮食和种子，或者给农民贷款。
例如在四川南部的雷波县，工作队铲除毒品作物以后，无偿借给农民93万斤稻谷，让他们趁春耕的时候种下去，不要耽误当年的收成。
云南红河州也是种植毒品作物的地方，政府给铲除毒品作物的农民发放12.5万斤粮食种子、耕牛贷款1.5万元、牛种贷款3250元、农具贷款5000元。
类似的事情，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而在经济补偿以后，各地政府就没那么好说话了，谁要是再敢种植毒品作物，工作队可以无条件铲苗，哪怕农民折本也概不负责。
至于没有上交毒品私藏在家的，一旦被查出来，从重处罚。
先礼后兵，先经济后法律，但凡是有点脑子的农民，都不会私藏毒品，更不会继续种植了。
于是经过1950年的禁毒战争，全国焚烧鸦片数千万两，销毁烟具近百万件，全国种植毒品作物的土地减少大半，哪怕是最严重的西南地区，面积从1545万亩下降到600万亩。
这剩下的种植田地，都集中在偏远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暂时没有办法。
可以说，新中国用一年时间，便扭转了鸦片荼毒中国百年的历史惯性，接下来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3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断网。
毒品从土地里种植出来，需要庞大复杂的贸易网，才能卖到吸毒者的手里。
据统计，1950年代初期，东北中长铁路沿线的55个县，分布着近一万名毒贩，要么把东北的毒品卖出去，要么把关内的毒品买进来。
山西、河北等华北地区也有毒贩近万人，江苏、安徽、上海等华东地区有毒贩三千人。
而做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更是全国毒品的集散地，以一座城市的规模匹敌华东地区，藏匿着四千多名毒贩。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毒贩，点和点、面和面的联系起来，就是一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
依靠这张毒品贸易网，毒贩王子骥在1950年1月到6月，先后5次从昆明、重庆购买毒品，然后用轮船和汽车运回武汉，销往广州、西安、兰州、上海等大城市，总量达到60万两。
西安的毒贩丹青，以开办奶牛场为掩护，做着贩卖毒品的生意，在北京、上海、洛阳、开封、兰州都有下线客户。
毒贩苗绍温更狠，组织了肛门队9人、阴户队11人，让队员们以出行为名义，给他在全国各地贩运毒品。
看名字就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贩运的......
所以基本消灭毒品种植之后，下一步便是彻底切断毒品贸易网，让吸毒者买不到毒品。
不过在禁毒战争第一阶段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新中国的注意力转向朝鲜半岛，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暂时顾不上禁毒，让那些毒贩又缓了一段时间。
到了1951年底，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结束，战局基本稳定，中央政府便发起“三反五反”整顿国内环境。
“三反五反”指的是在政府机关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其实是符合盗骗国家财产的，由于他们和境外也有联系，经常送情报出去，那么也符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于是中央政府决定，把禁毒纳入“三反五反”的范围，用“三反五反”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重点清理武汉、西安、南京、广州等各大区的毒品集散地，切断毒品贸易网的中转枢纽。
接到任务以后，政府各部门和公安干警进行重点打击。
他们在北京等六大城市破获8156起毒品案件，在武汉侦破以资本家贺衡夫为首的走私贩毒集团，在广州抓捕了15个大型贩毒集团的成员。
王子骥、丹青等大毒贩，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小毒贩们，开始还没当回事，觉得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过是做做样子，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有的人说“吓吓傻子罢了”，有的人则趁机涨价，原价三千的货现在涨到五千。
结果他们都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在这次大规模打击中纷纷落网，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再也不能出来害人了。
这些城市里的大小毒贩落网，那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基本上也就断了。
当毒品的种植者和购买者失去联系以后，种植者便卖不出去，为了保本自然不种了，购买者买不到货，只能进行自我戒断。
还是一个农民说的好：“烟不值钱，哪个还种啊，弄点粮食还可以填饱肚子。”
所以还是那句话，禁毒战争其实是一场经济战争。
4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三阶段，是发起群众运动来一场大扫除，彻底完成禁毒战争的扫尾工作。
1952年4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里面写道：“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的大张旗鼓的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
既然是群众运动，那么最重要的肯定是宣传。
各地政府组织宣传队，用演讲、画报、通俗文章的方式，搞了76万次大型宣传，向7400多万人民群众宣传毒品的危害。
于是让人民群众知道，国家要兴旺发达就不能有毒品，而且也从自身利益方面想明白了，毒品是个赔钱的玩意，家里要是有个吸食毒品的人，基本就走到家破人亡的边缘了。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旧社会鬻妻典子的悲剧告诉他们，如果家里的男人吸食毒品，他们就是牺牲品。
有了家国理想和个人利益的推动，“拒绝毒品”成为人民群众的一根红线，谁要是敢越过去，那就是人民公敌。
这就形成人民群众的共识。
而当人民群众有了“拒绝毒品”的共识以后，检举揭发残余毒贩和吸毒者，就非常有可操作性了。
这就叫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于是全国都出现儿女揭发父亲、妹妹检举哥哥、弟弟控诉嫂子、妻子劝丈夫自首的喜人场景，各地政府部门收到131万件检举揭发材料，里面是向政府揭发的22万残余涉毒人员，而涉毒人员向政府自我坦白的，又有34万。
当时就有人说：“现在的政府就是，你想坏，也不让你坏。”
经过全国人民群众的大扫除，到了1952年底，中国基本取得禁毒战争的胜利，消灭了贻害中国百余年的毒品，还中国一片朗朗乾坤。
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三年而已。
至于这次群众运动中的漏网之鱼，主要是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过随后几年国家的力量深度介入以后，也陆续肃清毒品。
以藏族为主体的甘南，1956年底铲除38万亩种毒田地，2411人戒毒，政府发放420万元救助款和29万斤救济粮。
以苗族为主体的湘西部分地区，随着剿匪战争的不断胜利，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完成，禁毒战争也逐渐推进，到1958年彻底肃清湘西的毒品。
以彝族为主体的凉山地区，原本就非常偏远，国家力量想进入很不容易，要到1959年才全部铲除种毒田地，收缴毒品5.6万两，完成禁毒战争。
西藏阿坝地区更晚一些，1963年铲除种毒田地收缴毒品。
至此，全中国的禁毒战争才算彻底完成。
这就是新中国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更是新中国之所以“新”的意义。
5
当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彻底禁止毒品，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
从1949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15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尤其是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基本断绝经济交流。
既然和西方国家断绝经济交流，就没有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渠道，那么在西方国家泛滥成灾的毒品，也就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境内。
而频繁来往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对毒品管理非常严格。
于是中国没有境外毒品的输入，便犹如打仗没有无后顾之忧一样，可以专心清理国内毒品。
这是禁毒战争成功的国际大气候。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着手落实革命目标，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改造，包括土地改革、关闭妓院、剿灭土匪、公私合营等等。
禁毒，当然也是改造中国的重要环节。
改造中国是积贫积弱百余年的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面对这样一种山呼海啸的人民力量，禁毒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把八百万国军都被消灭了，联合国军也止步三八线，寥寥几个毒贩，能有几个师？
这是禁毒战争成功的国内小气候。
这两个客观原因，和国家人民的努力奋斗结合起来，便让中国以“无毒国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擂台上。
到了80年代，中国经济和世界接轨。
随着人员和货物频繁来往于国内外，世界上的毒品也沿着经济贸易线，零星的出现在中国境内，这时候就进入“警察精准打击”的禁毒新阶段了。
毕竟享受了和世界经济接轨的红利，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现在的毒品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社会问题，一方面是中国重新成为大一统国家，不再是军阀混战的晚清民国。那时候的毒品泛滥，根源就在于军阀、政客、资本家用毒品来谋利，根本没有禁毒的意愿。
肉食者的塌方性腐败，才是社会问题的源头。
现在的发财渠道那么多，那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但凡脑子正常，都不会为了那三瓜俩枣的利益，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稍微动动脑子，买点上市公司的股票不香吗？
当这些人不以毒品谋利，那么毒品就成不了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是新中国的国家机器极其强大，从北京到农村，从上海到喀什，从漠河到海南，稍微出点事情，马上就能动员人力物力来解决。
这么强大的执政能力，绝不是晚清民国那种虚弱政府可以相比的。
当年的毒贩们，正是利用“皇权不下县”的漏洞，组建起遍布全国的毒品贸易网，现在一旦有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铤而走险，便会成为警察同志重点打击的对象，借他们的脑袋立个功。
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毒品不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只是持续的动态清零。
而且我们中国人民对于毒品，已经有过切肤之痛，绝不会让毒品再次泛滥在中国大地上。
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有能力实现我们的理想。
最后，向奋战在缉毒战线的同志们致敬。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禁止烟毒运动的历史考察 莫宏伟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禁毒斗争 马模贞 鞠志刚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黄赌毒社会问题的治理 高中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毒品治理研究 张亚东
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 白云涛
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 范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治理烟毒活动探析 肖红松 位轩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禁绝烟毒运动情况考察 马克敏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 齐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烟毒治理研究（1949-1953） 许小庆
无毒中国缘何不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禁毒运动辉煌历史的反思 胡金野 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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