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论争前夕鲁迅眼中的上海文坛与革命危机

　　无论对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之终局，或四十年代战时文学之开启，“两个口号”论争都具有界标的意义，鲁迅则是这一论争重要的参与者。不过，当我们用“克服关门主义”“建立统一战线”这类表述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坛变化趋势时，我们便只能在周扬和胡风的对峙间找寻鲁迅的位置。然而，鲁迅并不是被动卷入的，关于论争，鲁迅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对于鲁迅来说，自1933年中央局迁出上海、1934年上海开始厉行新审查制度起，宁沪一带的革命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战前的上海文坛，代表着革命特别的一种形态，简言之，这是危机中的革命。

　　在1936年与鹿地亘的谈话中，鲁迅将他对上海文坛这一时期方方面面的不满都汇拢到这同一个主题下：

　　到了反动更厉害的时候，就连讽刺也很困难。……慢慢的达到不能产生文学的时代……

　　作家不能写作，生活也就困难起来。……坏的出版家也很多，专门剥削作者。

　　对于××××的压迫的失败以后，那样轻易的为×××系的机关出版物写文章，……我觉得田汉他们的行径，似乎更坏。……田汉君不仅是戏曲家，也是自己演剧的剧场人。……他能以任何被给与他的舞台当做自己的天地而活动。[1]

　　在此，“不能产生文学”不仅是指对写作和发表的直接禁止，并且，压迫也诱变出“坏的出版家”或“自己演剧的剧场人”，从而进一步恶化写作的环境。这是文学的危机，也是革命的危机。左翼作家那些此后往往被简单归因为个人德行有亏的作风问题，实则是危机固有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并非将这些个人（或他们身上的错误）从革命中清除出去，革命就可自危机中获救，相反，是危机自身在源源不断地生成着这些个人。

鲁迅

1935年摄于上海

　　与大多数感到战事临近并开始考虑如何转向民族战争动员的作家不同，对鲁迅来说，这种危机才是未来相当长时段内革命的基本处境。在同内山完造的谈话中，他多次提到未来的中国将被沙漠吞噬，[2]彼时，外来的压力必定被转嫁向内部，对革命者而言，想象任何借民族危机促成的“团结”都是过分乐观的。可以说，在生命的末期，“危机中的革命”成为了他写作的核心主题，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绝非在两个既成事实的口号或口号背后的“宗派”间做选择，而应当视为他亲身投入这一危机的最后尝试。

　　如果说“自己演剧的剧场人”显然指向“四条汉子”这样的左联内部成员，那么“坏的出版家”同样并非悬拟，它来自最近半年内与鲁迅关系迅速恶化的傅东华、郑振铎、茅盾等“《文学》社”同人。这层矛盾提供了胡风/周扬之外的第三项，对此加以钩沉，将使我们可能跳出由四十年代文学反向投射出的以“联合”为主轴的论述框架，重新展开战前上海左翼文坛的复杂事态，把握鲁迅眼中那不会在“联合”中解除的革命危机。

　　一

　　“讽刺傅东华”：

　　《译文》停刊与“《文学》社”

　　对于任何其时身在上海的读者，1936年初刊行的《出关》都是一篇极易被读作影射小说的作品。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与左联内部矛盾有关，鲁迅在《出关的关》中予以否认的“讽刺傅东华”倒可说是更主流的读法。而倘使追索这一时期鲁迅与上海文坛的互动，便会发现，所谓“讽刺傅东华”，就如通常我们在《奔月》中逢蒙的对话下注释以高长虹的《走到出版界》一样，不会引起太多疑虑。

　　鲁迅与傅东华的矛盾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休士访华事件，由于稍后鲁迅即强令《文学》刊载自己的声明，此事对上海文坛已非秘闻。但认为关尹仅仅是在影射傅东华也并不确切，事实上，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讽刺郑振铎”。[3]应当说，关尹这一人物，倘有所影射，与其说是傅东华个人，不如说是一个圈子，即《文学》社。

《文学》创刊号封面

（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文学》创刊于1933年，出版者为生活书店，按茅盾晚年的回忆，这是一种有意敷以灰色而同新审查制度周旋的文艺月刊。为此，《文学》刊行的第一年间，编辑者始终只署“《文学》社”。到1934年，因受到上海市宣传部的管制，《文学》被迫将主编明确到个人，此时茅盾以其左翼色彩过浓而退居幕后，刊物编辑由倾向性不甚鲜明的郑振铎和傅东华具名。大致可说，休士风波后，鲁迅与《文学》社的矛盾只限于傅东华个人，1934年间，为刊印《北平笺谱》事，郑振铎且与鲁迅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似乎尚颇为融洽。

　　合作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时间，变化发生于1935年9月。在此之后，鲁迅对傅东华的恶感很快扩大到整个生活书店和《文学》社同人，直至完全停止对《文学》社的供稿，并断绝了和郑振铎的私人交往。直接导致这一变化的，是《译文》的停刊。

　　《译文》创刊于1934年9月，是一份较《文学》发行量少得多的小众刊物，最初牵头的便是鲁迅，可以说是鲁迅最后一份全力经营的杂志。刊物的出版经费和刊印发行，与《文学》一样，挂靠于生活书店。自第三期之后，鲁迅将编辑事务完全转交给了当时尚不满30岁的黄源——此时黄源也是《文学》的助理编辑。也就是说，《译文》无论与《文学》社还是生活书店，在人事上都有密切的联系。

　　《译文》的创刊由生活书店承担，《译文》停刊的纠纷也是因生活书店而起的。1935年9月17日鲁迅日记云：“晚明甫及西谛来，少坐，同往新亚公司夜饭，同席共七人”。席间生活书店提出停止黄源在《译文》的编辑职务，改由鲁迅出面担任，鲁迅不予承认，认为这是“吃讲茶”。据称当晚双方发生了颇剧烈的冲突，鲁迅未终席便“一言不发地走了”。[4]而同席的七人，除鲁迅、明甫（茅盾）和西谛（郑振铎）外，其余四人是邹韬奋、毕云程、傅东华和胡愈之。[5]邹韬奋为生活书店总经理，毕云程此时代表生活书店主管《译文》刊印事，胡愈之则为茅盾郑振铎文学研究会时的旧友，此时也是《文学》社同人。稍后数日间，双方就撤换编辑一事多次往来谈判，然仍不谐，最终鲁迅当面撕掉署名《译文》编辑的合同，决定将《译文》停刊。

《译文》

“创刊号”封面

《译文》

“复刊号”封面

《译文》

“终刊号”封面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鲁迅相信对《译文》停刊负有主要责任的是郑振铎，这很可能是因为《世界文库》。生活书店之所以要解聘黄源，导火索是《译文丛书》。《丛书》是《译文》杂志的副产品，以《丛书》的名义，鲁迅希望为发表在《译文》杂志上的译作另刊单行本，承印者当然也是出版《译文》的生活书店。其事受阻是在1935年8月，此前生活书店接办《丛书》事的徐伯昕因病往莫干山疗养，业务由毕云程接手。毕“认为‘生活’（按，生活书店）既已担负郑振铎主编之《世界文库》，现又要印行《译文丛书》，两者性质相同，在营业上为自相竞争，在经济上也负担不了”，[6]因之取消了后者的刊印计划。以此，黄源改为向文化生活社的巴金接洽《丛书》的出版，并在9月15日敲定此事。黄推测是《丛书》改签引起了生活书店的不满，直接导致了17日的“吃讲茶”事件。[7]

　　从长远来看，《译文》创刊时生活书店开出的条件就颇为苛刻，满一周年时《译文》要求增加版面，也未获允，这些都使鲁迅对生活书店渐生不快。具体到黄源一事，从鲁迅一面追溯起来，也确像是郑振铎的《世界文库》挤掉了《译文丛书》，《文学》社的老人又倚势打压新人。虽然茅盾曾解释此事责任在毕云程不了解刊物背后的人事关系，“纯从营业上着想”，[8]但从鲁迅看来，17日“吃讲茶”与会的六个人，至此已通同归入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一类：“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9]《文学》社自然也成为了出版商压迫作家的代理机关，故此后在给王冶秋的信中称，“上海刊物……大抵有些一派专卖，我却不去交际，和谁也不一气的。二则，每一书店，都有‘文化统制’，所以对于不是一气的人，非常讨厌。”[10]虽未点名，这相当于说，《文学》社和生活书店“一气”，而自己不，所以被“非常讨厌”。“文化统制”系此时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常用的表述，鲁迅移用于上海的左翼文学团体，显然已不再承认其性质为革命的。

　　很快，继辞去《译文》编辑后，黄源又辞去了《文学》的助理编辑，鲁迅自此也不再为《文学》供稿。一个月后，《死魂灵》第一部在《世界文库》上连载完毕，鲁迅又表示“不更为译第二部，因《译文》之夭，郑君有下石之嫌疑也”。[11]

　　二

　　“莲姊家已散，

　　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

　　这些都使鲁迅与生活书店和《文学》社的决裂成为上海文坛公开的消息，[12]不过，小报上猜测关尹系“讽刺傅东华”或“讽刺郑振铎”，还有更具体的理由，那就是小说中关尹所谓的“优待老作家”和“提携新作家”。[13]

　　《译文》停刊在1935年9月，到12月，则发生了被称作“盘肠大战”的事件，《出关》正是在本月写成的。当月《文学》5卷6号上登载了周文的小说《山坡上》，作为主编，傅东华未经作者同意删去了小说描写士兵受伤肠子流出的段落，又在《一个小小的实验》中暗示刊落者均属赘疣，且是周作之通病。对此周文颇致不满，作《关于<山坡上>的原型》答辩，要求《文学》次期刊出。但在这一期《文学》发行之前，《社会日报》上便发表了一篇署名“黑二”的文章，标题是《<文学>起内讧，由周文而起，他背后——“牌子”：堂鲁迅；“理论”：张谷非》，此文将登载《山坡上》的《文学》5卷6期称为“六个新作家专号”，认为《译文》停刊事导致《文学》上“所谓‘大作家’们的稿子的青黄不接”，傅东华才不得不改用“提拔新人”的策略。[14]另一种“第三种人”主编的刊物《星火》，则径直拈出“提拔新作家”一语。[15]

周文《山坡上》

（《文学》第5卷第6号初刊）

　　如果注意到，“优待老作家”一直是上海文坛攻击《文学》的首要罪状，[16]而此时傅东华又因“提拔新作家”而与旧日的“老作家”正面冲突，就会理解，尽管三十年代以“提携新进”为广告的刊物在所多有，被指责只刊“老作家”的刊物也非只此一家，何以上海小报的供稿人还是首先由《出关》联想到了“讽刺傅东华”、“讽刺郑振铎”。

　　鲁迅反感小报索隐派的读法，这情形不独《出关》为然。那反感的理由却很明确，是不愿使自己的作品滞留于过分具体的个人身上，以至于读者“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17]但在《出关》，反对索隐的理由却更为复杂，简单地说，是鲁迅认为在自己与《文学》社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力量：刊发“黑二”文章的《社会日报》。1936年初给茅盾的信中，鲁迅谈到《社会日报》“有统系……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有‘社会关系’的。”[18]这判断未必完全是多疑，《<文学>起内讧》一文发表于周文答辩尚未公开之前，周文便已认为此事颇蹊跷；[19]文章的内容则一面嘲弄《文学》，一面攻击胡风，暗示冲突系胡风作梗，而胡风则是奉南京之命行事，也确使人想起左联内部关于“胡风是内奸”的传闻。[20]因此，反对索隐并不是说关尹与傅东华事无关，倒是在说，此事不仅《文学》社在内，“周扬之流”也不可藉此遁形。

　　客观地说，此时《文学》社与周扬等人的关系也并不融洽。[21]但鲁迅一方面却并不这样认为，在鲁迅那里，“国防文学”和“文艺家协会”正是两派有意结合的产物。“文艺家协会”，1936年4月前称“作家协会”，今人多认为该会由周扬等人发起，但鲁迅从始至终都认为“作家协会”的主持者是《文学》社和生活书店，“傅东华是主要的发起人”。[22]这种看法也非毫无理由，事实上，在鲁迅仍与左联负责人就解散事僵持时，发起“作家协会”的消息就已经存在了。1936年2月间有一则消息，便提到发起这一协会的正是傅东华和邹韬奋：

　　中国文坛的状况，也和中国政治舞台的情况一样，你有一个小组织，我有一个小派别，你攻击我，我造谣中伤你。……为了集中作家的意志，为了集中作家的力量，作家协会的产生是必要的。……因而，傅东华邹韬奋发起组织作家协会了，为了筹备，据说还在功德林，邀请作家聚餐了一次的。[23]

　　倘使如此，从鲁迅看来，就并非左联成员解散左联另立“作家协会”，而是先有傅东华等人成立“作家协会”，左联成员为便于转投协会才解散了左联。因而他认为左联中人只是在压迫之下试图借此“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24]而不会成为“协会”的主导者，也因此才会质问徐懋庸左联解散“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25]同日又向曹靖华抱怨：“此间莲姊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26]

　　三

　　“宽容大度”与“破坏联合”：

　　“两个口号”论争前夕

　　这并不是鲁迅一个人的感受。“两个口号”论战中，胡风起而宣战的对象虽为周扬，但在周文、巴金、聂绀弩等人看来，用“联合战线”对自己加以打压的，却是郑振铎和《文学》社。

　　“盘肠大战”自1935年12月起，一直持续到次年4月，最初被波及的只是周文与傅东华两人，但很快，傅东华方面的《文学》和左联方面的《每周文学》都加入了对此事的评论。《文学》应战，周文以为不足为怪，值得重视的是《每周文学》上的文章。《每周文学》是左联最后一份“机关刊物”，到左联解散前后，这份副刊迅速转化为“国防文学”宣传的重要阵地，“国防文学”口号的发轫之作《关于“国防文学”》就刊发在1935年底的第15期上。针对“盘肠大战”的文章《终止无谓的论争》刊于第30期，作者宗珏指出：“在文坛上我们作者之间一向就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所以常常只有一些小小的嫌隙，大家争论起来成为永不了结的成见。我们认为这种恶习到现在应该捐弃了。”宗珏这段话另见于《生活知识》“国防文学论文辑”专号（1936年1卷11期）上的《国防文学的特质》，故周文称这是“国防文学”派的“论战公式”，正与《文学》6卷3号上的《作家们联合起来》相呼应。周认定《每周文学》此举别有深意：“当《山坡上》被傅东华砍杀的那时，正是《每周文学》的编者们积极向《文学》‘联合’的时期。”一面“只吆喝别人‘终止（所谓）无谓的论争’”，一面对周和“别的好些作者大做其‘进攻专号’”，可见“进攻专号”不过是接受《文学》“联合”的手段，而“联合”云者，其内容又不过是“进攻专号”。[27]

　　巴金、聂绀弩与郑振铎的冲突则因《文学季刊》停刊和《世界文库》翻印古书事而起。《文学季刊》是郑振铎在北平主持的一种刊物，1934年底改由生活书店总经售，一年后停刊，其时巴金正担任编辑。终刊号上巴金《告别的话》中曾有一节称：“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在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但刊物从北平转运到在上海的生活书店印刷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巴金认为这是因为“它触犯了那些有志操纵文坛的人”，也就是《文学季刊》的主编郑振铎，巴金暗示《季刊》终刊的主要原因正是郑，[28]而这篇文章“遭受凌迟的重刑，偏偏在人家宣扬大度与宽容的时候。”[29]

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广告

《大公报(天津)》1935年5月15日

　　这段话之所以被认为会冒犯郑振铎，是因为1935、36年间，翻印传奇戏本和古籍中风头最健者便是郑振铎的《世界文库》，这也是聂绀弩卷入论争的因由。在《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语文运动》中，聂指责《世界文库》刊印古书近于附和“存文会”与本位文化建设的“十教授宣言”。[30]这篇文章也遭到了《文学》和《每周文学》的批评，对此，聂绀弩也认为自己受到了以“联合战线”为名的压力：“‘源’先生[31]，立波先生，还有别的什么先生，如果还有指教，非常欢迎。不过我要请求：严守辩论范围，顾全辩论道德。如果逃避论点，用别的什么大帽子来压人，我只好预先在这里告饶认输。……未来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的立波先生和一位‘鼎’先生[32]已经对我祭起‘团结’或‘联合’的法宝了。听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我批判了郑先生，就是在‘国难当前’的现在也不肯‘团结’的凉血动物，甚至是破坏‘联合’的汉奸或‘分化’‘前进作家’的‘敌人’。”[33]

　　“宽容大度”一语，鲁迅在《<译文>复刊词》中也曾提到：“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34]稍早在给曹靖华的信中称“谛君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35]说的应当也是周文、巴金、聂绀弩之事。倘将聂绀弩的话与鲁迅对冯雪峰发的牢骚对勘，亦可见其由来有自，若合符节：“‘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36]可以说，此时，鲁迅对“派饽饽”的关尹的愤怒，已完全同他对“上朝廷”的孔子——如果这说的是田汉、夏衍或所谓“四条汉子”的话——的不满纠缠在一起，并且，对抗的情绪逐渐蔓延到身边的青年中间。在鲁迅的小圈子看来，“作家协会”无非是过去盘剥排挤自己的书商新布的“阵图”，而“国防文学”则是左联用于攻击自己、以向“作家协会”投诚的名目，此事与南京文化官僚对田汉的示好、以及反过来田汉同南京文化官僚的往还性质完全相同，是因此，在鹿地的访谈中，鲁迅才会以“坏的出版家”与“自己演剧的剧场人”并举。此时“两个口号”论争虽尚未开始，但鲁迅一系与“《文学》社”、“国防文学”派已成对峙之势。

　　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译文》停刊事在1935年9月，《出关》写于12月，写作前后正是周文小说被傅东华删节之时。1936年初，徐懋庸、茅盾等人开始尝试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同时邹韬奋、傅东华在着手组织“作家协会”。另一面，周文就删节小说事提出抗议，稍后周扬方面的《每周文学》同人便因此事介入了鲁迅方面与《文学》社间的对峙。随着笔墨往来，周文的情绪日见激越，4月间巴金和聂绀弩也加入了对《文学》社和《每周文学》的笔战，而对阵双方所论，皆以“国防文学”为目。此间鲁迅作《三月的租界》，4月底作《<出关>的关》，亦均为此事所发。5月15日，鲁迅往须藤医院就诊，自此热度渐高，“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到6月底恢复日记时，距离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已过去一个月时间。

　　仅就这些事情来看，“两个口号”确像是琐屑的人事纠纷，其中不乏误会的成分。但倘将时限延长，就会意识到，这是不断恶化的政治处境中必然出现的分裂。自1933年1月中共中央被迫离沪后，上海党组织就处于持续的威胁中，左联的处境也远较前三年更为危险。到1935年2月，多名左联成员在“二一九大破坏”中被捕，“四条汉子”折损其半，5月，中共正式放弃了在上海保留临时中央局的努力，11月，上海交通站遭破坏，“文总”和左联完全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37]具体到鲁迅，随着瞿秋白、冯雪峰先后离开上海，左联与他的例行联络也逐渐停止。与组织上的破坏同时的，是日益严密的文网，由于文章不得不用隐曲的方式发布，而且往往遭到删改，结果是左联既不能从人事上自行沟通，也难以从文字上相互理解。观其人则鱼龙杂混，诵其文便不免疑窦丛生，从作者自己看来是以灰色掩护红色，从读者看来每每近于借红色发卖白色，究其实，抑红抑白，或许自己也不完全了然。这样，才有了鲁迅一再遭遇的来自左联内部的攻击（包括休士事、“花边文学”事、绍伯事），反过来鲁迅也同样一步步丧失了对左联的信任——压迫的功效原不止在于革命者的肉体消灭。

　　对于鲁迅来说，现出书商面目的《文学》社和“国防文学”口号下的“周扬之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压之下的自然反应。此时他所面对的，与其说是个别的人、团体或派系，不如说是南京政府、上海书商和左翼作家间随时可以流转的无名一团：左联可以为“浮上地面”自行解散，书店可以为维持盈利出而主持“作家协会”，被羁押南京的党员可以“反正”而为民族文艺作家，“第三种人”可以卸任检察官而从事“联合”，在“国防文学”口号之下，左联、书商和检察官又成为了彼此莫辩的一体——这些人合在一起，是谓“上海文坛”。如果压迫是革命必然遭遇之事，这无名一团也可说是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归结为个人品行固然有欠公平，但以其人品行无亏证明革命无恙，同样失之简单化。在此，“国防文学”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绝不能视为革命的出路，最坏的情况下，将成为反动的后门。

《故事新编》鲁迅著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1936年

上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精装本）

下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平装本）

　　然则，回到入手之处，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出关》的寓意呢，所谓“危机中的革命”，出路又在哪里？在1936年2月21日给徐懋庸的信里，鲁迅提及《大公报》上的介绍人看出了自身的创作意图，[38]通常认为这指的是2月7日署名宗珏的文坛简讯《读<海燕>》，[39]但比较起来，另一篇《大公报》上的介绍似乎更近于《出关》的本意，此即常风的《<故事新编>》。常风对《出关》、《采薇》诸篇的理解是：“对于几位古圣人有点调侃。”[40]相比于鲁迅自己所说的“毫无爱惜”，常风的“调侃”说要温和得多。倘使三位一体的上海文坛即是“关之内”，那么“出关”确乎是唯一的选择。但对鲁迅来说，同样可以预知的，是“关之外”也非保全革命的所在，为了“无不为”而“出关”，事实上也只是离开革命而陷入“无为”而已——革命的危机不可能在离开危机之后再加以解决。在此意义上，对于“两个口号”论争前夕的上海文坛，《出关》是没有给出一条清晰的出路的。或者，也可以说，在极端的压迫之中，任何可能当下给出的明确出路，都必然带有虚假性。反过来则不妨说，唯有拒绝那种当下即有出路的幻想，才能给出突围的前提。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注释

　　[1]鹿地亘：《鲁迅访问记》，《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1985年版，第1380页。

　　[2]《内山完造纪念集》，王锡荣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6页。

　　[3]“讽刺郑振铎”事，参见澎岛：《关于<出关的关>》，《益世报》1936年6月14日；露汀：《故事新编的舆论》，《社会日报》，1936年2月17日。

　　[4]“吃讲茶”语见《黄源回忆录》，《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版，第81-82页。此外，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和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都提起过此事。

　　[5]黄源：《鲁迅书简漫忆》，《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版，第93页。

　　[6]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新文学史料》，1982年11期。

　　[7]《译文》停刊经过，参见施晓燕：《<译文>月刊在生活书店的出版和停刊》，《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4期。

　　[8]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9]鲁迅：《致萧军》（1935年10月4日），《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页。

　　[10]鲁迅：《致王冶秋》（1935年11月18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586页。

　　[11]鲁迅：《致台静农》（1935年12月3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593页。

　　[12]仅《社会日报》一家，就三次在“艺坛情报”栏报道鲁迅与《文学》社的矛盾（1935年、10月26日、11月19日、12月20日），正式的文章则有黄老大：《鲁迅茅盾暗斗：<译文>于焉停刊》（12月26日）、黑二：《<文学>起内讧》（12月16日）、黑二：《三角文恶：鲁迅，郑振铎，傅东华》（1936年2月17日）。

　　[13]如署名“百科”者的《鲁迅的讽刺：对准了<文学>编者》，就专以“老作家”“新作家”为据，指认关尹为“讽刺傅东华”，见《社会日报》1936年2月22日。

　　[14]黑二：《<文学>起内讧》，《社会日报》，1935年12月16日。

　　[15]白若：《闲话一起》，《星火》1935年2卷3期。

　　[16]如鲁迅1934年5月16日给郑振铎的信中便提及《文学》“有些人以为此是老作家集团所办”。（《鲁迅全集》第13卷，第103页。）此外，《文学》自创刊起，就以“不问作家的新老或面熟面生，只看文章的好坏”为号召（《新作家与“处女作”》，《文学》1933年1卷1期），此后茅盾多次撰文反驳以“老作家”“新作家”为题对《文学》月刊的指责，如《读了<处女和登龙>以后》（止水，《申报》，1933年10月18日）、《‘为批评而批评’》（华，《文学》，1934年3卷1期）；《致赵家璧信》（1934年9月22日）（《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75页）。

　　[17]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戏>周刊》，1934年11月25日。

　　[18]鲁迅：《致沈雁冰》（1936年1月8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5页。

　　[19]周文：《答沈起予们的糊涂账》，《作家》，1936年1卷2期；《“引起的纠纷”》，《夜莺》第1卷第2期。

　　[20]按黑二此文可与虹儿《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社会日报》，12月1日）对勘。此后鲁迅在《答徐懋庸》中说，“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社会日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去年冬或今年春……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鲁迅全集》第6卷，第555页。）指的便是这两篇文章。

　　[21]参见梅雨：《所谓非常时期文学》，《大晚报》，1396年3月8日。

　　[22]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5月15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98页。

　　[23]绿衣：《作家协会流产》，《世界晨报》1936年2月24日。

　　[24]鲁迅：《致沈雁冰》（1936年2月14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25页。

　　[25]鲁迅：《致徐懋庸》（1936年5月2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84页。

　　[26]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5月3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85页。

　　[27]周文：《答沈起予们的“麻烦账”》，《夜莺》第2期。

　　[28]此处巴金颇隐约其辞，参照萧乾的另一篇文章，可知这是当时《文季》内部一种共有的判断：“这刊物的陨逝，和不久夭折的《译文》一样，又是委屈的。……承接着《译文》的厄运，这个国内唯一的大型刊物之夭折隐示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便是年来出版家与作者间不祥的轧轹。”《悼<文学季刊>》，《大公报》1936年2月9日。

　　[29]巴金：《大度与宽容》，《作家》1卷1期。

　　[30]绀弩：《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语文运动》，《改造》，1936年创刊号。

　　[31]指郑振铎的《关于翻印古书》，《文学》1936年6卷3号。

　　[32]指茅盾的《作家们联合起来》，《文学》1936年6卷3号。

　　[33]甘奴：《关于世界文库底翻印旧书》，《作家》1卷1期；绀弩：《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夜莺》1936年1卷4期。按，聂绀弩的文章中也都提到了“盘肠大战”一事。

　　[34]鲁迅：《<译文>复刊词》，1936年3月《译文》“复刊号”。

　　[35]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4月1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59页。

　　[36]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37]左联后期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参见张青媛：《1933年至1935年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硕士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关于“二一九大破坏”及田汉等人的被捕，参见周鎏刚：《左翼文化人视野下的上海“二一九”大破坏》，《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8期。

　　[38]鲁迅：《致徐懋庸》，1936年2月21日。

　　[39]宗珏：《<海燕>》，《大公报》1936年2月7日。

　　[40]常风：《<故事新编>》，《大公报》，1936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