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壁：当年苏联逼过债吗？ - 历史

　　【《文摘报》2013年4月20日发文否定苏联逼债的文章，至今还在网上。】

　　我今年虚岁八十。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中国还债事，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根本不叫事。因为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实。

　　可是现在某些学者教授却说苏联逼债纯粹子乌虚有，是骗局和谎言。试举几例：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并没有逼迫中国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要“争口气”，提前把债还掉。

　　——据说，当时中国用于抵债的鸡蛋和苹果运到边境时，苏联都要用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如果能套得进去就是小的，就不合格，要被退回去；黄豆要一粒一粒地挑，每公斤要求黄豆不能超过多少粒，如果三次都不合格，整车皮的黄豆都要退过去。诸如这样的苏逼债的传闻，流传甚广。

　　——在课堂上、田地间和车间里，中国老百姓绘声绘色地描述中苏边境铁路交接所在进行货物交接时，苏联人的刁难。例如，稻谷一定要放在扬谷机吹到完全吹不出瘪谷，苹果要测量个头大小，猪肉必须达到四指膘，甚至有流传苏联人爱吃猪尾巴，中方只好在边境割了猪尾巴运过去……然而这些种种逼债传说都是中国的民间传说，私下编的，为了中苏交恶中占据道德制高点。

　　这些事是真的，还是有人故意编造的“谣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正读高中，见证了那个时代。建议这些专家、学者去走访走访那些健在的老人，问问当时他们的粮食定量是多少？每月肉、油、鸡蛋的定量是多少？不要说买，就问他们当时能不能在市场上见到长得顺溜点的苹果？能不能见到长得顺溜点的西红柿？

　　你们还可以再问问，谈资所说的“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是领导为宣传授意的吗？

　　实际的情况是，在外贸部门或铁路、码头都有专门为偿还债务把关的机构。机构内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按苏联的要求将苹果、鸡蛋等物品进行挑选、分门别类进行处理。这又不是什么保密工作，他们将自己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讲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亲朋好友再把听到的讲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传播开了。这怎么是“谣言”？没有亲身的经历和体验，能编得这么栩栩如生吗？

　　至于领导在某些场合列举过这些事例，那也讲的是事实，怎么能说是“谣言”呢？

　　碰巧，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能有助于大家认识事情真相。

　　新疆建设兵团某单位全部种了苏联人要的大豆。结果收获后交货时，苏联人又说大豆小不合格，全部给退了回来。这个单位的人只好吃了一年大豆。现在的老战士还记得，那期间最害怕开会。黄豆吃多了要放屁，会场总是臭屁不断、臭不可闻，弄得会场臭气熏天。

　　再讲一段我父亲的亲身经历。不是1960年就是1961年。他到天津出差（当时他的职务是北京军区后勤部长），住在天津市交际处的马场道宾馆。交际处长和父亲是老熟人，闲聊中讲了件刚发生的事。处长说，总理刚走。这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原来，总理一到就对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上酒、不准上肉或海鲜，每顿饭只准搞一两个素菜，够吃就行，不能浪费。”

　　第一顿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还是有一两个肉菜。总理进来一看，脸都变了，转身就离开餐厅。处长慌了，急忙跟上劝总理：“总理，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您尽管批评。可饭总是要吃啊！”“吃饭，吃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国家现在的形势？老百姓都吃什么？毛主席已经几个月不吃肉了。我是总理，是做具体工作的，工作没做好，是有责任的。这样的饭我能吃得下去吗？”

　　服务员端上一盘苹果。看着又大又圆的苹果，总理有意地问处长：：“这么好的苹果！看来你们天津市场供应不错嘛！多少钱一斤？””市场上是买不到的。这是从码头外贸口那里专门给您搞的几个。”处长如实回答。总理又问：“怎么市场上买不到呀？”“都拿去还债了。”总理严肃地端起果盘：“看来你还是知道的。既然这样，把这几个也拿去还债吧！”处长含着眼泪接过了果盘。

　　“中共中央从来不提苏联逼债”，该说法只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

　　这似乎是一些专家学者否定苏联逼债很“过硬”的一个理由。

　　专家也是人，精力有限，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难免有挂一漏万的时候。这个理由真的有情可原。

　　但是，中共中央真的从来不提苏联逼债吗？我见到的资料倒是可以为这种说法补补“漏”。

　　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过：造成当时的困难形势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政府“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引自王玉贵：《试析造成中国“三年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

　　研究陈云同志的权威著作《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说：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仅突然单方面宣布撤回专家，“同时逼还抗美援朝的欠债”。（引自王玉贵：《试析造成中国“三年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

　　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们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呢？

　　如果周恩来、陈云的份量不够，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总能代表中共中央了吧！

　　关于苏联逼债，仅我看到的资料，毛主席讲话就有三次。

　　196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硏究还债问题。会议做出决定，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各地方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毛主席在会上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吴冷西《十年论战》217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逼债”。

　　第二次提到逼债是1964年7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西杜扎曼时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剥削和压迫谁，我们之间讲平等，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平等的朋友。中巴两国经济都不发达，应该互相支持。”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提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毛泽东年谱》第5卷376页）

　　第三次是1966年7月11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时，再次提及苏联曾向中国逼债。他说：“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毛泽东年谱》第5卷598页）

　　这次毛主席没有点名，但是很明显，他所说的“别人”、“人家”，无疑指的是苏联。

　　除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多次讲苏联逼债外，许多具体事例更能说明苏联在逼债：

　　据周恩来总理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8页）

　　这段回忆传递了如下信息：

　　1. 周恩来总理与一位苏联官员举行过一次谈判；

　　2. 谈判的内容是苏方向中方要债（还钱）；

　　3. 总理表示还钱暂时有困难；

　　4. 苏方官员不卖账，“没钱”可以用其它物品顶（石英石）。

　　这算不算逼债？答案就不用多说了吧！

　　1960年7月16号，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决定从1960年7月28号到9月1号，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

　　专家离开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于10月31日约见苏联官员，口头声明：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了经济困难，出口计划必须调整。中方向苏联的订货要重新考虑；对苏联过去的贷款，仍然在1961至1965年还清本息；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这本来是一个对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破坏协定的被动反应。苏方既然已经不再履行协定，中方当然要考虑调整。即使这样，中方也没有就确定5年还款时间，只说“可能”。

　　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针对中方声明，一方面说同意中方建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指责中方未协商就把“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逼迫中方应在合同有效期满之日起三个月偿清贸易欠款，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这有点太霸道了吧！当初你们单方面撕毁合同时跟谁商量了？你们毁约的行为给中国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和困难，还不准中国做必要调整，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如果连这都不叫逼债，真不知还有什么行为能叫逼债了！

　　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部《外贸通报》汇报贸易谈判情况说：东欧各国中“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外贸部：《关于1961年对东欧六国贸易谈判和贸易情况的通报及撤销对东欧1962年以后预订货物和成套设备、推迟谈判方案的请示》，1960-12-31——1961-7-11，外交部档案馆109-02992-01）

　　这些证据都确凿地证明，苏联当年确实在向我们逼债，有些资料并不难找。为什么有些专家学者能得出“苏联逼债之说纯粹子乌虚有”、“苏联根本没有逼债”、“是为了争口气自己主动还债”的结论呢？是疏忽研究不到家还是另有隐情？

　　既然逼债是事实，为何在历史文献中鲜有记载呢？

　　1960年7月16日，收到苏联将撤离专家、终止合作与援助的照会后，毛主席有两次讲话。一次是接到苏联撤走专家照会的第三天，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十年论战》217页）

　　另一次是7月1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说，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他说，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年论战》216页）

　　第二段话很好理解，苏联单方面毁约后，我们只能选择自力更生，没有其他道路可选。但第一段话就要费点心思了。平白无故讲什么还钱啊？这和撤离专家、断绝援助挨得上吗？

　　I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仅突然单方面宣布撤回专家，同时逼还抗美援朝的欠债，给我国经济和外贸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中国欠苏联的债，很大一部分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款，当时是作为尽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并没有计较价格数目，现在赫鲁晓夫逼债，党内是有意见的。但毛主席一声令下：还！《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当时苏联除了用照会的形式通知我国要召回专家外，还提出了还债的要求，联系其单方面毁约的霸道行径，说是逼债也不为过。抗美援朝我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牺牲了那么多人，现在苏联还好意思要债，激起与会者的不满和愤慨是再自然不过了。

　　毛主席的这番话就是在做这些人的工作。

　　在讨论还债的政治局会上，周恩来总理算了一笔账：

　　按照过去的合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有156项，在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148项，一共304项，到1959年底已经完成了109项，1960年将要完成48项，合在一起一共有157项，剩下来还有147项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苏联给我们的这些援助并不是无偿的，而是要钱的。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计算费用。

　　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 亿卢布，还剩下79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味着还没有完成的147个项目要全部作废。

　　周总理说，按80亿卢布算，过去我们每年还他是5亿左右的样子。如果按5亿左右算，我们要16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8亿算，那我们要10年才能够还清。

　　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各地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

　　毛主席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志气。

　　由于毛主席说话了，不能忘记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援，这债是还给苏联人民的，所以官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提“还债”，而很少提“逼债”。这是造成文献或文件中鲜有“逼债”提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中国当时正经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从经济角度讲，根本不具备还债的条件。经过几年的观察和争斗，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特别是1958年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事件暴露出军事控制中国的意图和不久前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霸道行径，更是让毛主席及中央认识到尽快还清这笔外债的重要性。所以虽然是苏联首先索账，但自己也有卸掉包袱的意愿。这是所以在文件或宣传中不提逼债，而只是号召全国人民要争口气，勒紧裤腰带埋头还债的又一重要原因。

　　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苏共二十大后，在准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时，毛主席就叮嘱：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

　　这次也是一样，既然决定账要还了，就不要在其他方面纠缠，计较对方态度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有的专家说，

　　苏联撕毁合同撤离专家对中国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显然是很小的，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官方过分强调苏联撤回专家在造成I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苏联政府撤离专家、撕毁合同的行动对中国的经济打击是沉重的，还是“很小的”，事实最有发言权。

　　苏联对中国出口设备进行建设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苏联撤离专家前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项，尚未完成的有155项。苏联专家撤离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停止供应技术、设备、物资。这155项大多陷于瘫痪状态。中国此前已经以出口农产品、矿产品方式对这些项目进行的巨大投资，存在着“作废”的危险。

　　苏联政府的这次行动，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所有合同。使我国冶金、原子能工业、国防工业和军事等40个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如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轧机正在安装和调整设备、兰州橡胶厂正在试生产、哈尔滨铝压延厂的铝镁车间正在施工中等等，都因苏联专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产（参看《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第199页）。

　　这能说，苏联撕毁合同撤离专家对中国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能说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小的，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这能说中国官方过于强调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I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真不知这些专家怎么想的，为了抹黑中国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你们不觉得有损“专家”头衔，有损自己的颜面吗？

　　说起偿还所欠苏联债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能不提当时的特大自然灾害。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三年自然灾害”和“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发生的异常现象。而“困难时期”是指自然异常或人为活动造成的现象。1959-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但两者含义是不同的。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包括自然灾害、大跃进、偿还苏联债物等方面，而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则简单得多，就是“天象异常”。当时我读高中，还是政治课的课代表。老师讲政治经济形势时用的是“困难时期”，而讲造成“困难时期”的原因时则把“自然灾害”列为重要内容。现在有人说，过去只提“三年自然灾害”是后来才改为“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什么情况下讲“三年困难时期”，什么情况下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区分得是很清楚的。

　　转载一篇短文：

　　苏联逼债的真相：是一个长期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历史谣言

　　中国人一向会找借口——尤其是碰上出了大事后，那借口找得是无所不知无奇不有。譬如，1958-1960年因“大跃进”而带来的大饥荒，直接导致死亡的准确数字应该是4165.5万人。对这以“人相食，要上史”那段时间，官方自然是借口多多。先是怪老天，说这三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不是政策制度有问题，是老天有问题。然而，事实却不支持这一谎言：专家研究了这三年的水文地质及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这三年中国的自然条件属于中等偏上，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老天怪不着。老天怪不着，于是又怪邻居，说是中国所以饿死这么多人，全是因为苏联赫鲁晓夫逼债，害得我们拿自己粮食去还债，结果自己人饿死了。然而，这又是事实么？

　　所以转这篇短文，因为这是一篇奇文，“奇文共欣赏”。这篇短文集中反映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一些观点。解析这篇短文可以让大家看到历史虚无主义都是怎样篡改历史制造谣言的，这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1959年至1961年无疑是新中国最为艰难的时期。但是是不是文中所说饿死了4165.5万人？是不是当局把饿死人的“锅”甩给了苏联的逼债？这几年是不是真的“风调雨顺”？

　　我不知道饿死4165.5万人的根据是什么？是谁，又怎么统计出来的。我只提一个常识性问题，当时全国总人口在6.5亿人左右，饿死4165.5人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每十几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被饿死。这可能吗？

　　看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时间(年) 人口(万人) 增长率(‰)

　　1957 64653.00 23.23

　　1958 65994.00 17.24

　　1959 67207.00 0.19

　　1960 66207.00 -4.57

　　1961 65859.00 3.80

　　1962 67295.00 27.14

　　从灾情前的1958年到1962年灾情结束，除1960外其余4年人口都是净增长。要是饿死了4千多万人会是这个结果吗？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灾情结束后的1962年比灾前1958年的绝对人口竟然净增了1301万人，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绝对人口更是净增了2642万人。

　　关于这个问题，建议大家读一读数学专家孙经先教授依据历史资料严密考证的辟谣文章（如《孙经先：驳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所谓〈档案解密〉》《李成瑞：批驳“饿死三千万”谣言，为孙经先〈还历史以真相〉作序》），比我讲的更有说服力。

　　谣言过于离奇，“谣言”也就真的成为无法令人相信的谣言了！

　　虽不像文中说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但毕竟是“三年困难时期”，毕竟有饿死人的现象，毕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真如文中所说：“事实却不支持这一谎言：专家研究了这三年的水文地质及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这三年中国的自然条件属于中等偏上，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

　　我很怀疑这是专家的研究成果。如果真是专家的研究成果，能公布专家的大名和他的研究依据吗？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建国以后每年的灾情都有正式报告，是公开的，起码当时政治课是要讲的。

　　现在已是网络时代，那几年是不是“风调雨顺”，上网一查灾情报告就清楚了：

　　1959-1961年中国灾情报告

　　（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摘录）

　　一九五九年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2.0595亿亩）（《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人，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一九六〇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9.819亿亩），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3.747亿亩），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一九六一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9.2625亿亩），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4.3245亿亩），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全国可耕地面积只有l6亿多亩。三年中，一年受灾面积超过37%，两年受灾面积超过56%。说这是”风调雨顺”除了故意造谣，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最直接的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大幅度减产，人均口粮的大幅度减少。

　　1958-196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口粮情况：

　　年份总产量(万吨) 人均(公斤)

　　1958 19765 299.5

　　1959 16968 252.5

　　1960 14385 217.3

　　1961 13658 207.3

　　1961年与1958年的人均口粮相比，减少了92.2公斤，也就是说，每人每年要少吃180斤粮食。不仅仅是口粮减少，肉油等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少得可怜。记得我当时的粮食定量是32.5斤，肉是每月半斤，油只有2两。肚里没油水，粮食就越发不够吃。我大姐就是吃不饱饭营养跟不上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可见当时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

　　除了自然灾害的原因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及“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特别是“浮夸风、共产风”加剧了灾害程度。这个教训应当汲取。

　　这是新中国刻骨铭心的“三年困难时期”。虽说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在苏联，但中国是农业国，还债的主要成分是农副产品。赫鲁晓夫正是看准时机，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企图用撕毁合同、撤离专家、停止援助、逼债等极端方法迫使中国服从他的指挥棒。这样做，是不是加重了中国的困难程度？

　　没有人把造成困难的“锅”甩给赫鲁晓夫，但认为赫鲁晓夫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从中国饥民嘴中夺食不算冤枉他吧！

　　先不说我们自己怎样认识这段历史，看看一位苏联学者是怎样分析这些史实的：

　　“苏联领导在召回专家后似乎寄希望中国领导向其重新请求援助，到时就可以‘强国’的立场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更希望‘大跃进’的后果造成中国经济混乱，嗣后令中国领导人更迭，由此又相应改变路线。这样的情况有利于苏联加强对中国，特别是东北与新疆的控制。苏联领导人同样希望，到那时就可以得到被毛泽东所拒绝的……”

　　“苏联召回专家的新的或软弱的中国政府重新向苏联请求援助根本目的是试图借用经济手段为政治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而达到的经济依赖然后可以扩大到政治领域中，特别是对国防工业的投资。”（俄罗斯青年学者扎捷尔斯卡娅：《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这位青年学者的眼光可谓入木三分，将赫鲁晓夫对中国施压的目的分析得再明白不过了。

　　现在有些人摆出依据说明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倒是建议过中国可以延期偿还某些债务。

　　——赫鲁晓夫还主动调整了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就是变相让天朝少还钱了。

　　——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

　　——因为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饥荒，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1961年3月，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以推迟还债。

　　除列举以上事实外，有的还举出两国发表的公报：“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以及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的援助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以上所举都是事实，但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吗？

　　所列举的事实都发生在1961年，而撕毁合同、撤离专家及逼债都是1960年的事。智商再低也不至于低到连起码的逻辑关系都不顾吧？

　　看来公知也在与日俱进，玩起了“穿越”。用1961年的“好心”“善意”来否定1960年“霸气”“蛮横”，上演的不就是现代版的关公战秦琼吗？

　　这类事实不仅无法证明赫鲁晓夫逼债的事实，还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赫鲁晓夫示好动机的质疑：

　　依据这些公知的分析，赫鲁晓夫以上行为都是为了帮助中国度灾：“因为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饥荒……”可是他们恰恰忘了，“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饥荒”早在1959就发生了。

　　赫鲁夫如果真心愿意帮助中国渡过难关，为什么在同样是“严重饥荒”的1960年却要采取“毁约”“撤人”“逼债”这类不仁不义的高压手段来对付中国呢？

　　不要以为赫鲁晓夫真的是良心发现认识到自己错误改邪归正了，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初错打了算盘。他以为，用撤离专家、逼债等强硬手段就能压服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的骨头这样硬，中国人民的意志如此坚。

　　因此，当我国明确表示，同意还清这笔债务时，赫鲁晓夫十分震惊、十分尴尬，但已骑虎难下了。继续硬下去吧，还有什么新手段能使出来吗？除了撕破脸皮彻底决裂外，实在没有更“硬”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换副面孔，摇起橄榄枝，企图以“示好“援助”为诱饵引中共上钩。

　　——你不是要加强国防吗？好。我给你最新式的战斗机。

　　——你不是遇到自然灾害有人挨饿吗？好，我给你提供粮食帮你渡过难关。

　　——你不是还债有困难吗？好，欠的账不要急，分几年慢慢还。利息吗？那就算了……

　　真大方、真慷慨啊！一年前能这样做多好！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硬的咬不动，就给你点甜头，不信你会到手的利益不要？只要你咬了钩，就不怕你不服从我的摆布控制。

　　可惜，赫鲁晓夫太高估自己的智商了。这些办法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恐怕连“小儿科”都算不上。连俄罗斯青年学者扎捷尔斯卡娅都知道赫鲁晓夫这样干行不通：“中国拒绝了苏联方面说重新派遣专家问题的数次建议与表态，因为让步的代价对中国而言实在太沉重。”况且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周恩来了！

　　教训就在眼前。这个当，当然不会再上。虚以委蛇，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就是了。

　　至于公报、报纸的评论，由于当时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皮，所谓称颂的话不过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已。

　　对于为什么一再拒绝苏联的“好意”，196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中国人民刚刚治愈了你们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创伤。往事记忆犹新。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上当了。”

　　赫鲁晓夫这次又打错了算盘。他面对的是不怕压、压不垮，更不会为嗟来之食弯腰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还清“欠债”。

　　中国当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还债的物品只能用农副产品。由于灾情太严重了，农民也太苦了。李先念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再用农副产品还债，只能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用农副产品还债虽然难以为继，但债还是要还下去。国家不得不牺牲长远利益，用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来解燃眉之急。

　　任务下达到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关矿区。

　　2019年，我去了过去代号为“111”、被称为中国稀有金属摇篮的可可托海矿务局。

　　可可托海干部学院的老师为我讲述了当年可可托海人还债的故事。

　　接到任务后，可可托海人喊着“苦我们也不能苦国家，难我们也不能难国家，卡我们也不能卡国家”；“老天爷卡我们的脖子，外国人也要卡我们的脖子，但是我们只要少吃一顿饭、多干一点活，就能早早还完外国的债”等口号展开了大会战。

　　可可托海是中国的西北寒极，冬天气温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大型设备根本没法使用，只能靠简单机械和两只手。

　　为早日完成出口任务，矿区抽调党员、团员和最精干的生产班组长、技术骨干、先进生产者、优秀工人及一些主动请战的积极分子200人组成了采矿先锋营，到最危险的矿点开采特富矿石。为此，有人写下了遗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先锋营开采全靠人工作业，标准配置是榔头、钢钎、铁锹、牛皮背篓和麻袋。

　　采矿先锋营指导员孙汉章回忆：“粮食里有麦秆、沙子。最困难的时候这样的粮食都吃不上了，只能喝三碗糊糊”。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出生产一线。在远离矿区的野外矿点，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摆张毛主席像就是工人们的动力来源。

　　主战场的三号矿脉有200多米深，是机械和人工相配合作业，天气太冷的时候设备用不了，就只能靠人工将一袋袋矿石背到矿顶。

　　会战最要劲的时候，恰恰也是可可托海粮食供应最紧缺的时候。为了保会战胜利矿区实行粮食配给制：一线工人每人每天6个馒头，车间工人每人每天4个馒头，机关干部只有四碗糊糊。最困难的时候，工人每天四碗糊糊，干部只有三碗。

　　全矿6000多名职工有一半也就是3000多名职工得了浮肿病。“你肿得怎么样？”成了当时工人们见面打招呼最常用的问候语。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可可托海人完成了大会战。据计算，可可托海人还的外债，可为一个750万人口大型城市购买一年的口粮。

　　可可托海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它周边及阿勒泰的许多矿也为还债做出了贡献。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5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已还清外债，国民经济的调整已基本完成。

　　不容易呀！真的不容易呀！现在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到我们那一代人在听到这一喜讯时既感慨又喜悦的复杂心情。严重的自然灾害被战胜了，苏联修正主义的高压被粉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有志气，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新中国前进的步伐！

　　【作者系原人民铁道报总编室首席编辑、“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