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陈胜吴广起义】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定鼎后,无不希望国祚长久。然而,有的初盛而即衰,有的中兴而再衰,有的长盛而终衰,始终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最终人亡政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周期率,对于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是有重要意义的。
初吉终乱 兴亡人定
兴亡探讨,始见于《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
鉴于商纣王好酒淫乐,昏乱暴虐,箕子提出“皇建其有极”,即帝王统治要制礼作乐,定尊卑贵贱之序。这次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兴亡对”,为周王朝统治提供了圭臬。
秦自孝公励精图治,传及六世,延续百年,至秦始皇,明君良将,扫荡六合,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然而,秦没有“法与时转”,而是将“秦州法制”简单地复制并推向九州,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它的统治只维持15年,二世而亡,留给汉初政治家无尽的探讨。
西汉初年,谋士陆贾经常向高帝推荐《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高帝骂之:“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高帝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令其编集秦失天下及古代国家存亡的史鉴。
高帝与陆贾的“马上对”,探讨秦王朝的倾覆,确立了汉初“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为儒家思想统一中国,以及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到来进行了理论探讨,更奠定了汉王朝400年的基业。
隋王朝结束中华“三百年”分裂局面,“大一统”盛况空前。隋得天下于力战,民思“休养生息”,而隋炀帝杨广反其道而行,北出塞以战突厥,东渡海以征高丽;征发数百万民工开拓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西连长安、南至余杭的水运大动脉,“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既济盛极而衰至。是以帝王失道,劳民伤财、兵凶战危、奸宄内发、上下相遁,近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隋王朝重复上演了秦王朝的悲剧,又一次为“初吉终乱”加厚注脚。
唐朝初年,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贞观对”,主要探讨隋朝及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他批评隋炀帝不能持盈保泰,不能柔顺守正,不能虚心纳谏,提出重视农业的施政方针,选贤任能的吏治举措,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明德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慎终如始的政治品格。
为汲取隋王朝灭亡的鉴戒,特别是在广开言路方面,太宗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中,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凡军国大事,皆由君臣集体谋议,酌古鉴今,各抒所见。此外,太宗命谏官入阁议事,故当时言无不尽,鲜有败事,得贞观之治。
盛衰有凭 惟人所召
武帝建元元年,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隆盛,武帝始征伐匈奴,深入其腹地,实施纵深攻击,给以沉重打击。但多年的对匈奴作战,中原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武帝后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的社会政治危机已经出现。
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是主张进攻战略与防御战略两派之间的一次“攻防对”。
主战派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充分肯定了汉武帝打击匈奴的进攻战略,指出:“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坚决反对退兵撤守的策略,主张继续保持主动出击的战略态势。而各地文学贤良集合的反对派认为:对匈奴作战使“中国困于徭赋,边民苦于戍御”,是得不偿失之举。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从历史角度来看,以“农战”为核心的富国强兵理论是中国封建王朝一以贯之的强国政略。而长期征战,又对农业经济造成劳力与财物的巨大损失。“农战”关系到王朝的长治久安,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统筹好是关键。
盐铁会议后,汉王朝恢复文景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的国策。故汉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唐玄宗即位初,励精图治,躬行节俭,国力强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大唐盛世辐射异域他邦,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由此,大唐王朝进入开元之治,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中国封建社会亦进入巅峰阶段。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开元后期,唐玄宗贪图边功,使军事部署上“居重驭轻”转为“外重内轻”,加之言路壅塞,决策失误,酿成“安史之乱”。至此,唐王朝的衰败局面成为无可挽救的趋势,无法无天的藩镇日益专横,直至亡唐。
千秋伟业,功在统一。时不至,不可强生。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在孙刘联军的作战会议上,孙吴高层许多人主张降曹,诸葛亮分析态势:曹操远道而来,犹如强弩之末。周瑜指出,曹操“舍鞍马,杖舟楫”,弃长而争短。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孙刘联军,三国鼎立。
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与群臣廷议伐晋之事,无视“朝廷内外皆言不可”,一意孤行,挥师南下,“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淝水之战,前秦大败,统一受挫,北方重陷分裂。淝水之战后第二年,一代氐族雄主苻坚被缢杀于新平佛寺。
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文明史既是一部“治乱兴衰”的朝代更替史,更是一部在“革命”和“革新”中前进的历史。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奴隶制度从夏朝发展到西周初年,已达到鼎盛,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华夏疆域,构建起以礼乐制、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上层建筑,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历史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及至春秋末期,旧的奴隶制度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早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已经出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历史已经证明,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一条铁的斗争规律。诚然,封建地主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同农民阶级存在着对抗的矛盾。从陈胜、吴广领导大泽乡起义到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中国农民阶级英勇不屈的斗争前赴后继,他们每次都用革命手段推翻或改造封建地主阶段的统治。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一段时间后,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他们既不愿意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可能领导社会革命,而是着力于巩固自己这个阶级统治,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政权的吐故纳新能力下降。明亡于东林,清败于清流,此言不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相一致的。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劳动人民总是站在斗争最前列,他们敢于斗争,敢于拿起武器,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战斗力,把旧的统治阶级打得落花流水。
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战胜旧制度,即使旧势力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暂时的,短命的,昙花一现。他们的叫嚣,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最后的疯狂。当然,这种曲折,没有多大害处,它将使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得到锻炼,获取经验教训。
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这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探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伟大斗争,有助于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有助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