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新中国，如旭日东升的太阳，照亮了世界的东方！它的出现，改变了“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经过抗美援朝，帝国主义再也不敢欺负中国人了！

　　新中国成立后，推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个变化，是中国几千年未有过的大变化。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还比较艰苦，但旧社会的黄赌毒没有了、妓院没有了、两J分H没有了、恶霸和黑社会没有了……

　　新中国来之不易，她的孕育和诞生，靠亿万人民流血牺牲、靠千百万革命先烈赴汤蹈火，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可能会走向歧途，新中国也不会应运而生。所以，人们都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是什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坚持继续革命，并警惕和P演B、防止修正主义？按照毛主席的主张，无疑是后者。

　　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八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然而，毛主席的上述观点，党内高层有人不赞同。1964年，毛主席在同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时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毛主席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某些当时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他们与毛主席之间发生了分歧。尔后几十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分歧不仅是认识分歧，而且是路线分歧、立场分歧。

　　同样是在1964年，毛主席在《关于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走资派从来不承认自己要推行资本主义。那么，怎样才算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呢？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Q易Z”，我们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泾渭分明了。然而，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争论，还处在萌芽时期，很多问题仍然使一般人搞不清楚。

　　1962年8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时，曾经插话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F化，其中有GCD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然而，毛主席逝世后、“钙铠”初期，让农民搞“联产承包”，同时提高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增收了，不是普遍很高兴吗？农民兄弟们可曾想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费税负担严重，有些农民因为交不起费税而被抓、被打，甚至被逼自杀？农民兄弟们又可曾想到21世纪农村“空壳化”、种地不赚钱，绝大多数劳动力都进城打工，饱受歧视和欠薪？他们可曾想到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腐烂、贪腐？可曾想到村官巨贪、村霸横行？可曾想到农村少数基层干部开矿、办厂发了横财却污染了农民的生活环境？

　　1959年底，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曾经说过：“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然而，到了毛主席逝世之后，在“钙铠”初期，工厂里给工人发奖金、涨工资，工人们普遍都很高兴，工人兄弟们绝没有想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所谓“国企改制”，致使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绝没有想到各地国企被普遍整垮，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绝没有想到老一代工人到了晚年，连养老金都要低人一等；绝没有想到年轻一代打工者被“玖玖溜”、被“过劳死”；绝没有想到劳动者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被严重挤压和蚕食，谁敢站出来唯拳，就会被抓、被打、被关进“黑监狱”。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先生曾撰文，题目叫《把文革看作权力斗争说不通》。他在文章里阐述了毛主席当年为什么发动群众整治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毛主席认为，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们？只有群众了解，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以后，你是正确的，批一批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他们去掉。

　　金冲及说，毛主席当时认为，发动青年人，让他们年轻的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觉得，金冲及先生的这些理解，是比较正确的。但是，金冲及同时认为毛主席犯了错误，他说毛主席当时把问题的性质看得过于严重了。这种论调，是“钙铠”初期官方的主流论调，而当时的广大工人、农民也有很多人模模糊糊地觉得，或许真的是毛主席当初多虑了。正因为如此，“钙铠”初期农民增收，农民高兴；工厂里发奖金、涨工资，工人高兴。他们可曾想到可能出现两J分H？可曾想到劳动者的权利问题？可曾记得毛主席当年的忧虑？

　　什么是修正主义？毛主席曾经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就是说，抹杀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就是修正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的其实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一生带领人民求解放，缔造新中国、建设新社会，他能容忍资本主义复辟吗？他能容忍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吗？

　　1964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说：“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

　　在1965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另据吴冷西同志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回忆，毛主席还曾针对苏联修正主义说过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D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可见，毛主席认识到，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反修防修，极为重要。

　　现在有些人居心叵测，企图把毛主席当年为了反修防修而罢了某些走资派的官、撤了他们的职，说成是毛主席认为这些人把毛主席的权力架空了、说成是毛主席与这些人争夺权力。这种说法，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别有用心、企图搅乱试听。

　　其实，毛主席早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回顾毛主席逝世后四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说的话，结果怎么样？

　　毛主席1964年同吴旭君谈话时，说得很坦率、很明白：“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晚年还曾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1965年10月，毛主席在另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就这一问题再次强调：“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总之，老人家晚年对身后会不会变修、会不会出现复辟，总是念念不忘、时刻忧虑在心。在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有过这样一句插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毛主席为什么担心党变修、国变色？因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他同吴旭君谈话时，就曾慨叹道：“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