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毛主席的个人行为，是党中央国W院的集体决策，反映全党的决心和魄力。在实施27年的过程中，形成有进有出的动态机制，当时已有1000万知青调往各条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一届届中学生毕业后干什么已成为当时的“难点”、“热点”。1954年5月，教育部党组、中央宣传部；1955年4月，团中央——都先后提出中学生毕业后，应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并得到中央的支持。毛主席集中这些意见与主张，于1955年9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中写下著名的那段话：“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举，先解决吃饭、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只能一步一步来。按当时的教育状况，只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还不能普及中学义务教育，所有小学毕业生进初中这个要求办不到。要服从祖国需要，祖国什么地方需要呢？除城市手工业需要一些外，就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些人如果去参加劳动，就是新型农民，就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特别是高中毕业生，经过这么一条路成长起来，是非常自然的。中国农村缺乏知识分子，很需要有文化的农民。每年几十万、几百万初中毕业生去当农民，这样，中国就好了，农村就好了，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这样。将来统统上大学，那是以后的事。知识分子下乡这对于改变农村面貌、发展中国农业有很大关系，是一件很大的事。
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一次使用“上山下乡”，号召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伟大事业。
当时中央农村部长邓子恢，在1962年《中国青年》第13期中对知青上山下乡作用的问题阐述得非常系统完整，他归纳五个方面：
第一，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参加劳动，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离开了劳动，发展生产就将成为空谈；
第二，需要知识青年学习和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不仅将大大有利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农业科学的发展也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第三，需要知识青年去研究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经验，进一步探索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规律。集体农业的经营管理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课题；
第四，需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积极参加农业机械化工作，特别要研究我国农业机械发展的具体道路。不仅在使用农业机械方面可以大显身手，而且在研究机械化方面应该开动脑筋，为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贡献一分力量；
第五，需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做好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我国农村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要普及提高五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
当时许多知青，包括我们昆明六四届知青读了这篇文章不仅深受鼓舞，而且到农村后就按文章指出的内容去努力实践。
1962年4月至5月，苏联在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DF活动，引诱胁迫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赫鲁晓夫扬言：“苏联将吞并这块土地”，还扬言要对新疆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两国接壤的7300公里的边境线上出现了紧张局势，边界争端事件不断发生，这就构成了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巨大军事威胁。
此时，在上海，初、高中毕业生及需要安置社会青年就有十几万人。上海市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和农二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到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深远的考虑。就这样，以知识青年为对象制定了大规模向新疆迁徒移民的计划。
农垦部部长王震在1963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讲：“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安置知识青年的场所，带“军”字的单位，当时是颇具诱惑力的，不仅过集体生活，而且有军人的崇高荣誉，切实可行。
1963年6月29日，国W院安置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围绕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插队本来是宵凭提议的，我赞成。
谭震林在7月9日的大区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在中央，最早提出插队的是宵凭”。“插队安置，宵凭想了很长时间。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因此，应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接着有了这样一个逻辑推算：“全国有540万个生产队，在15年内，每队先后插入两个人就可以安置1千多万人。根据浙江嘉兴县的经验，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1963年11月，谭震林副总理在北京召开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上说，建设新农村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没有知识的农民是困难的，需要知识青年去当农民；下乡青年可以团结农村青年，稳定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不重视农业劳动的精神面貌；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消灭流氓阿飞的产生根源，消灭修正主义产生根源。可能性是：已经有12万人下乡，又有一批标兵，也有了一些经验，农村确实需要，青年人有一股革命热情，特别是中国青年有个革命传统。
1964年1月，宵凭主持书记处会议，又作了十分明确的掰指头算帐式的指示：
第一，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大事。安置费每个不到200元，而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费用太高，这怎么得了。
第二，安置要集中，不要分散，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搞，每省选若干个县成批安置，结合治山、治水、治碱，并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
第三，下乡前要进行两三个月的训练，给以知识本领和技术，供应报纸等。报纸上要增加农业方面的知识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要编些小册子，用国家补贴的办法供应农村。
会上，彭真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关键是要集中一点安置，不要那么分散，有些地方一投入劳动就会见效，矛盾尖锐的地方不要去。
1964年1月16日，中央印发《中央、国W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各大区和重点省市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代起草，并得到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同意。
1964年6月北京召开共青团“九大”，被新闻媒体宣传赞扬了放弃上北京大学当农民的董加耕当选为代表。董必武为他写的日记一书题词，宵凭、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6年3月，陈毅副总理接见了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和其它地区的19位知识青年，表扬他们在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树立了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榜样。他们在北京学习和汇报期间，还受到农垦部副部长萧克，共青团书记处书记胡克实、路金栋的接见，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积极开展科学实验，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直至1975年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来自各省的12位知青代表写信给毛主席表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热潮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干一番事业。时任国W院副总理的宵凭提笔指示：“建议全文或摘文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立即发表该信内容。
至于当时的几届共青团中央及《中国青年报》，尤其第一书记摇傍更是最为积极的推动者，热情洋溢，十分活跃，又是亲临知青中鼓动，又是挥笔题词，又是照相留念，享有“倡导和支持”之誉乃至死后将骨灰洒在江西省“共青城”。
因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叙述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例了。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时任的党和政府各位领导是纷纷予以指示和鼓励。他们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一样，是有共识的，都希望和要求新中国一代代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建功立业、成人成才，人们当时也看不出他们“违心矫情”的痕迹，我们当时也的确相信无疑深受鼓舞。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上山下乡有一个十分重要特点，就是周总理多次强调“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指导思想得到始终遵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性化的操作日渐突出，并不是什么极左的做法。
当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党中央、国W院和各级领导在“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指引下，上山下乡的工作趋于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形成不断来了、不断调出的合理流动的运行机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城市学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就是在同步进行地被调往其它战线，或者返回城市工作。昆明市1957年有181名城市学生到安宁县插队；第二年大跃进，工业战线急需人时都先后调出乡村了。1964年9月，又有580多位知青在安宁插队。到1971年国家计委决定可以抽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到其他战线上工作，昆明“六四届”知青在插队七年多后，也就是在那年被抽调安宁县和昆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从1968年开始又有七千名城市中学生到安宁插队，一般通过二、三年锻炼就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从1955年开始，全国城市学生就是这样不断下农村，又不断调出农村到各条战线，已经形成一个一潭活水的动态机制，经过农村劳动和基层实践的锻炼，又红又专的人才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了。
云南省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根据云南知青办公室1973年底全省城镇知识青年基本概况总计：
一、历年下乡知青人数：1967年以前，本省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的有1620人；1969年至1973年，城镇知识青年到云南下乡的有244173人。
二、几年来的变动情况，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共抽调68731人：招工的43360人，参军的1712人，病退和家庭困难照顾返城的5260人，提干招干的有1853人，调离兵团的有1194人，死亡327人，其它3980人。
到1978年，即农场知青“胜利大返城”之前，昆明市下乡知青通过招工、招生、参军调离农村11789人。从云南省统计也有15万知青通过招工、招生、招干、参军而离开农村，尚有17万左右知青在上山下乡，这个比例比全国的稍低一点。
从全国而言，是以1971年国家计委决定抽调知青到各条战线工作文件为转折点的标志。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是这样运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也是这样运行，这就是历史的客观事实。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决策与实施是合理的，也是得人心的，既符合知青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知青及家庭的现实利益和觉悟水平。
下面是全国在1962年—1981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化情况表，至于1955年后到农场的知青53万，没有统计在内。若加上，全国二十多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达1829.48万。
注：由于统计中有重漏差错等原因，上山下乡人数减去调离人数不等于年末实际在乡人数。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
从表二可以清楚明白看出，全国1962—1970年已从农村抽调出知识青年达401.35万人，这是毛主席时期知识青年在经过锻炼后第一次“返城”高潮。1971年——1973年虽然表中是空白，但1971年国家就制定可以从知青中招工的重大政策，当年又形成一个小的高潮。昆明市历届下乡的知青和“文革”中下乡的“老三届”，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部分抽调当地和昆明市各条战线上工作。
1973年毛主席在给李庆霖回信中说：“容当统筹解决”，周总理在1973年全国上山下乡会议上强调全面解决知识青年中存在的问题。从1974年开始被抽调知青有60.3万，1975年有139.7万，1976年有135.2万，1977年有103万，年年都有抽调数。就是说1974—1977年调出知青已达438万。
据不完全统计，在云南农场的知青“胜利大返城”前夕的1978年为止，全国共有1095.07万知青到各条战线上工作，占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60%以上。也就是说在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返城”之前，从全国广大知青中招工、提干、招生、参军等都在有条不紊地合理运行着，“返城”没有断过线。
一个有进有出、有出有进的合理的动态机制一直正常地良性地运行。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却被一些爬虫及一些知青问题研究者避而不谈，视而不见，还在不断重复“1700万知青回城”的呓语；难道不是说明他们对这个基本历史事实纯属无知吗？
尽管当时有的领导、有的媒体如《中国青年报》经常倡导“在农村干一辈子”，但是党中央国W院还是从广大家长及知青的实际思想觉悟出发，坚持和完善有进有出的动态机制。这一政策规定，深刻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上山下乡的国策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实事求是的，不受“左”的干扰，也不受右的干扰，坚持要求城市学生到农村锻炼，投身当地建设，同时在适当时候抽调他们到其它战线上工作，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和求实性。所以说全国大多数家庭和知识青年当年是拥护党和政府的，虽然思想也会有波动、有徘徊，但基本上是比较安心的，努力工作的。上山下乡在毛主席时期较为合理健康地运行着，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什么阻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和原因。
现在，不时听到有的知青昂首反诘：“你们肯定上山下乡，为何不留在乡村干农业，回城干什么？”乍一听挺有道理似的，其实问得很失水准。
我们认为：第一，这位知青无视党和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是一种动态管理，即知青不断上山下乡，又不断抽调到各条战线工作，中间经受的农业劳动锻炼是必要的。我们经得起这个锻炼和考验，为什么不能被抽调呢？
第二，比如老红军们在歌颂长征精神，是不是也问：“你肯定长征，为什么不天天爬雪山过草地呢？到其它地方干什么呢？”又如，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虽然军民牺牲惨重，但仍加以肯定和歌颂，是不是反问：“既然认为保卫战那么伟大，你们再到那里接着打接着牺牲嘛！停下来干什么？”提问者应该反诘自己：问题提得不是太幼稚可笑了吧？！
所以，问者需要冷静对待上山下乡问题，听者不要刮风就是雨，人云吾也云。
从知识青年大多是城市学生这个实际出发，在1955年至1962年，知青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的占相当的比例，可以享受农场职工劳保待遇，即月薪制，口粮供给，过集体生活，可以探亲。当时，由于城乡差别存在，国营农场待遇较好，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到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他们成长的。
即使在宵凭主张以插队为主安排知识青年之后，也只有三、五年时间内插队占大多数。1967年——1968年插队为165.96万，而国营农场的为33.72万，两者相比是5倍左右。文革初较为特殊，1969年插队为220.44万，而国营农场为46.9万，两者相比是4倍多。1973年中央以李庆霖信件反映情况为转折点，结合农村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差，不利于知青成长的实际，从1974年后恢复早期的做法——从城市学生的特点出发，多数安排到能集体生活、有一定福利待遇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1974年至1979年，到国营农场、集体农场知青年年都超过插队的知青，数量更加大。见表三。
表三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
编制说明
1、单位：除总计为“人”外，均为“万人”。
2、插队知青：在农业、牧业、渔业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在工分制定点军马场、工分制土方工程队、工分制滩涂作业区等纳入农业人口管理的单位落户的城镇知青；通过投亲转插方式回老家生产队或亲友所在地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不含农业户口回乡知青）。
3、国营农场知青：在农垦系统、侨委系统安置农场、林业系统营林场（采伐场除外）落户的城镇知青以及在各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城镇知青等。
数据资料：基于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务院安置办的历年原始档案文件编制。
知识青年到乡村到农场的比例及其变化，也同样反映和体现党中央国W院在实施上山下乡国策过程里更加具有原则性、灵活性、求实性。
同时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施中，又有新的改进，由过去学校同农村对接，改为学生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与农村对接，让家长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加进来，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加强管理和投入，更有利于知青的健康成长。
1975年，云南省先后有400多名干部前往株洲市学习，回来推广“厂社挂钩”经验的，已占百分之八十的地县。
从1973、1974年后，到1979年在“知青集体农场”的知青全国为291万（见表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过去以学校单位安排插队地点，改进为以知识青年的父母亲的工作单位，安排插队地点，统一建房、统一食宿、统一派带队干部，即用厂社挂钩的形式，调动城市各行业的力量，参与这项工作。
湖南省株洲市的厂社挂钩典型，就是全国厂社挂钩的一个缩影，管理和支援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恢复上山下乡早期的做法，国营农场、知青集体农场所安置的知青人数，大大超过插队农村的人数，这是深得人心的，符合群众觉悟水平。
后期，除了“老三届”特定时期采用特殊方法解决外，全国实施统筹兼顾的政策而没有一刀切，而是各个城市每年该升学的升学，顶职工作的顶职工作，分配工作的分配工作，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每个家庭也是没有一刀切下乡，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如云南省昆明市1970年至1971年没有上山下乡，到1973年又开始动员上山下乡，但决没有统统下，既没有受右的干扰，也没有受“左”的干扰。
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一下，当时在安排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知青也采取不同安置地点，体现着从实际出发，从知识青年的居住地条件出发，妥善安置。各级安置办公室也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乱干。
以云南省为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32万城市学生大规模地涌向云南时，大城市的学生被国营农场和兵团容纳，少有插队，据1978年7月份的统计，上海的学生有4.5万人，北京的学生有0.8万人，四川的学生有4.1万人，而本省的学生只有2.4万人，而本省的学生多数安排农村插队的约有19万人。
因为同大城市条件和环境相比，中小城市的中学生更容易适应农村插队生活，更容易艰苦生活的过渡。
对确有重疾、家庭困难的知识青年，文革前后已下达党委政府文件予以返城解决。1964年，昆明知青580多人在安宁插队，第二年市委就派医疗队进行体检，之后就有不宜农业劳动知青安排回昆明工作。在文化革命中也是如此。
1971年8月14日，昆明市革委昆发（71）65号《关于昆明市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知识青年因病或家庭困难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指出，对知识青年患有严重疾病或因家庭特殊困难要求照顾回昆安置问题和已参加建设兵团的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其他建设兵团（农场）按处理本单位职工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和解决。
1972年6月19日云南省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云安（1972）1号《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办理退回昆明原发严重病残青年的通知》，对因病的知识青年病残的条件及范围、退回的办法、办理时间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对农村插队的知青也实施贯彻这个精神。
前后出台的文件，还有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子女、归国华侨子女、独生子女、多子女家庭、顶替家庭退休的等等，均作了照顾的妥善处理，这些都证明中央和各省党政的工作越来越细，越来越实事求是。
在文化革命初，昆明知识青年在1966——1968年上山下乡的，全部安置到远离昆明市千里之外的“外五县”；在1973年后上山下乡的，昆明市委安置办公室就改变这种做法，改到昆明市近郊县区，即城市附近一、二十里的农村安置城市学生插队，当然受到广大家庭的拥护，做到两利——有利贯彻中央上山下乡的政策，也有利于城市学生安心和锻炼。
总而言之，党和政府坚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精神从实际情况进行安置和工作，不断研究和制定新的政策，让上山下乡的工作更加合理和完善，让广大知识青年更加健康成长。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始终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广大知识青年也就是在同基层干部群众相处中，结下“第二故乡情”，终身难忘，后来不时掀起返乡热潮。
同时，应该看到，在共和国成立的早期阶段，由于农村和边疆比较落后，无论生产力、生活水平，人们的思想觉悟等都比较差，当城市中学生来到这里，虽然大多数干部群众都和他们团结相处，仍有一些人干违法乱纪的事，破坏知青健康成长的人和事都发生过，有的十分严重。但是对严重罪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是决没有放纵和姑息，自始至终是发现一件就坚决处理，及时纠正。另外那些年发生案件和非正常死亡的知青占全部一千八百万知青总量的比例极小，人数极少（见表四、表五），这个态度和客观事实是非常明确的。
现在，在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体里有相当一拨人就是因在当年受过委屈、挫折和伤害，每每提起气恨交加、切齿斥之，没有一句好话，这也情有可原。但是一直沉溺个人恩怨和得失，不能从全局分析，无视全国知青健康成长，“一叶障目”，不能不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
正是这一深层次缘由，“伤痕文学”备受吹捧，声价大出价值许多。“伤痕文学”一唱几十年，而且成唯一盛行的文学，害了知青文学，也害了中国知青。
表四1974年—1979各年度全国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案件统计（单位：人）
本表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迫害知青的案件，处理的比例也是较高的。
表五1974—1979各年度全国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落户地死亡人数统计
表五编制说明：
1、单位：均为“人”。
2、死亡人数不包括失踪人口。除因先天性或获得性一般疾病逝世外，正常死亡还包括地方病致死，自然灾害发生时的非因公或因工致死等。
3、非正常死亡人数，主要由自杀致死，被迫害致死、被刑事犯罪伤害致死，在救灾或减灾中因公牺牲或因工殉职、劳动事故伤害致死以及在落户地发生的意外事故致死等原因构成。
现在，一些研究知青问题的人，他们在否定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候，在所罗列出知识青年被迫害打击的重大例子，恰恰是党和政府领导当时已经正视，发生一件已坚决处理一件了的并且归了档案，这难道还不妥当吗？后来他们重新拿出档案中的这些陈例，互相传抄，而且以“发现新大陆者”自居证明当时这方面工作很差，这种取巧投机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格谈论历史的，若来谈历史只会加剧混乱和钻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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