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知识青年
1955年8月，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京庄。这件事立即在全国十几个省市产生了强烈反响。
上海知青陈家楼，学习北京志愿垦荒队的事迹，也要组织垦荒队。他当时向陈毅市长写了表示极大决心的血书，要求上山下乡。身经百战见过大世面的陈毅听了很受感动，请了这些青年人来见面，说：“我马上要到中央去工作了，本来没时间见你们了，可是看见你们决心这么大，还是被你们感动了。”
陈毅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此事，毛泽东的反映是什么呢？他听了，也很兴奋，即时找到地图，目光探看一会，然后亲自用笔为上海知青圈点了江西鄱阳湖畔德安县的红土地。一面点头一面唠叨似地说个不止：那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群众政治素质好；那儿的气候环境与上海比较接近，吃大米，上海知青去那儿比较容易适应；同时，那儿又是荒地，需要建设者。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参加边疆建设的决定。北京中南海文工队的一些青年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参加十万大军开发建设祖国北疆的伟大战斗。
朱德得知她们也要去北大荒向地球“开仗”的消息，鼓励她们好好锻炼，还特地到像馆照了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在背面签上“朱德”两字，赠给她们。过了几天，又带警卫员和摄影师来，与她们在万胜殿合影。其中的梁小芳紧紧的拉住了老帅的手臂又照了一张。
在离开北京的当天夜晚，梁小芳几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对他们说年轻人不要老关在保险箱里，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并欣然地和他们照了相，还每人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
临走时，毛主席说：你们到北大荒去，我是舍不得你们走。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还是去北大荒，经风雨见世面。只是去了不要把我这个老头又忘掉，常来信。
听了这番话，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不觉两眼湿润了。
国庆十周年，梁小芳回京探亲，见到毛主席，主席称她是“北大荒来的客人”。向她打听同去的蒋自重、李艾、吴凤君等人情况，要她代他问好，要写信。还送一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票一齐看了演出。
建设北大荒为“北大仓”的火热斗争生活，对他们这些来自城市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时时以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来激励自己，战胜困难。其中一位姓胡的青年在劳动收工回来，伏在湿泥草棚的小板铺上给毛泽东写信，她先后发出了两封向毛泽东汇报的书信。
1959年年初，小胡忽然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普通信件。当她拆开牛皮纸的信封，抽出两页毛笔写的信纸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的落款明明写着开国领袖的名字呀！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小胡的眼睛。毛泽东写道：“小胡同志：两信都收到了，甚为感谢！您好吗？有进步吗？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愿你们日日有进步。但不要太累，不要累到弄坏身体的程度。”信的后边，毛泽东还让小胡向另外两位同志问好，信上说：不能单独给他们写信，因为此刻没有时间，已是凌晨四点钟了。将来有时间再给他们写。
在1964年6月北京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侯隽、张韧等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会议，见到毛泽东主席。这年12月，邢燕子和董加耕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双双进入负有重任的大会执行主席团。
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把大会执行主席邢燕子领到湖南厅，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邢燕子。”毛泽东握着她的手问：“你是燕子吗？”燕子激动地回答：“是的。”刚刚说完短短的几句话，就要开会了。身材高大的毛泽东挽着燕子的手向主席台走去；握着毛泽东的大手，邢燕子感到无比温暖甜蜜。
在万人注目的主席台上，毛泽东仍然拉着这位普通知青的手，一边走一边亲自给她找座位。他问工作人员：“燕子今天坐哪里啊？”工作人员答：“燕子是大会执行主席，得坐最前面。”毛泽东就亲自领着燕子找到她的位置，看着她坐好，才回身找自己的位子坐下。
邢燕子当时虽然是知识青年中的一位先进代表，但当她亲自看到万民敬仰的毛泽东，而且被他亲手拉着在灯火辉煌、肃穆隆重的主席台上，左瞅右顾找位子，她是怎么也不敢想象的。这一幕情景，她己感到无比幸福，同时已铭记于心田，一生都没有忘记。我们相信读者诸君，尤其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若干年后阅读这一幕情景时，仍然感到亲切、兴奋和激动，毫无事过境迁之感。
在这场速写式的画面上，毛泽东完全不像一位从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开国领袖，也不像一位亿万劳动群众发自内心敬仰的伟人，而是一位年逾七十的父亲，手脚也许带点儿笨拙，但自然、热诚、细心地做了4个连贯动作：一是在湖南厅，毛泽东听介绍后握着她的手问：“你是燕子吗？”；二是就要开会了，毛泽东挽着燕子的手向主席台走去没有松开；三是在主席台上，毛泽东仍然拉着邢燕子的手亲自给她找座位；四是听工作人员说燕子坐主席台最前面，毛泽东就亲自找到执行主席的座位，看着她坐好，才回身找自己的位子坐下。
这4个动作，顺乎事理一个接一个，连贯自然，看去平平常常，无惊天动地的举止，但深意蕴藉。这是长辈对小辈的慈祥与疼爱之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一代新人——知识青年的敬重加关切之情的自然流露！
邢燕子后来任天津市委书记，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一年12月26日，正好是毛泽东七十一诞辰。平生不公开过生日的毛泽东打破了这个规矩，自己掏钱邀请邢燕子和董加耕，另外有名振于世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全国农业生产典型大寨大队支书陈永贵、工业生产典型大庆油田模范王进喜等，仅三桌人一块过生日。
这一天，毛泽东喜爱的女儿都没有参加，他风趣地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做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在场的大家都笑了。
在毛泽东眼里，邢燕子和董加耕，是知识青年，具备了“资格”！宴席前，胡摇磅要拉董加耕坐在一起，邓颖超笑着说：“他另有安排了”。胡摇磅风趣地应声：“那就不拉郎配。”邢燕子被让坐到毛泽东右边，再右边是陈永贵，而董加耕让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再左边是王进喜，其余就坐的是陶铸的夫人曾志、钱学森、彭真、罗瑞卿、谢富治。这既是周恩来的着意安排，也是毛泽东的心愿！“我要坐在群众一边。”毛泽东笑着说，并将自己的一碗饭扒给邢燕子和董加耕，“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
这幅声情并茂的图景再次说明：知识青年在伟大领袖的心目中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了。知识青年这个称谓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名词，具有特殊的含意和分量。也就是说在老人家的眼里，同是青年学子，下过乡与未下乡，有很大区别。这个称谓与可信赖的革命接班人、充满战斗气息的新人已经是同义词。无怪乎网站上一位不认识的知青称“知识青年”为“英名”了。
邢燕子父亲在天津市参加过地下党，是一个厂的副厂长，全家20多人都在城里，完全有条件在城里找个工作，过舒适的生活，但她抉择上山下乡。而且在村子里，带领青年妇女成立突击队，哪里苦就奔向哪里，哪里完不成任务就往哪里上。白天网鱼，晚上编苇帘子，3个月就副业创收3900元，时值自然困难时期，无疑是“雪中送炭”。
她觉得作为毛泽东时期的青年，就应该这样做，她感到自豪。现在能身子紧挨着地同内心敬仰的毛泽东坐在一块，过生日，又惊喜又激动。当时，她来不及去细想，“为什么自己具备资格”所蕴藉的含意，但事实已然，端肃地坐在毛泽东身边，一面吃饭一面听他讲话。
董加耕毕业于江苏省盐城县龙冈中学，各门功课96分以上，预备党员，学校团支部书记，如果不选择上山下乡，可以到北京大学读书。他虽然现在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但“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在他的倡导下，村里旱地改水田，粮食丰收，还第一次长出棉花。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期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路。
董必武副主席读了董加耕的日记后亲笔题词。
宵凭、薄一波等号召：“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赞扬董加耕为六十年代的知青典范。
这时，他也进入到国家领导层和毛泽东的视野；8月在团中央的“九大”上，又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筹备组副组长并大会发言，直至坐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执行主席和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位置上。
在这个生日宴会上，毛泽东同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一块吃饭的生动场景，被摄影记者抓拍下，不仅为当事人，而且为后世留下一个真实的生动影像记录。真是历史刹那间的永恒！
在撰写本文时，我们面对这幅照片看了许久许久，深受感染。其中的毛泽东慈祥和蔼，神情高兴；庆寿倒在其次，主要是能同自己想要见面的人在一块度过，显得谈笑风生十分惬意。被邀请的小贵客们，初来时的紧张拘谨不一会已荡然无存，仿佛不是同一位崇敬的伟人，而是同一位熟悉的长者交谈，该笑就笑想说就说。
董加耕后来著文介绍这段终生难忘的一幕：席间，毛主席问我：“读了几年书？”我说：“读了12年书，高中毕业。”毛泽东点点头：“好！好！”老人家转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人专家了，多大岁数啦？”“50岁”。“50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毛主席又转而问我：“你在乡里能看到《参考消息》吗？”我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从书记那里看到《参考消息》，就是字太小……”听到这儿，毛主席马上对周总理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纸（字）要大一些，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我们也可以出蒋介石选集，可以教育我们。”
开始上菜了。桌上放着红、白、黄3种酒，大家是分餐制，每道菜是一个小搪瓷盘。出人意料的是，服务员竟将第一盘先端给我。我忙将它让给毛主席。老人家笑了，还客气地说：“谢谢！”谁知，第二盘又从我开始，我又给了毛主席……到第三盘我又让给主席时，服务员特意对我说：“你自己吃。”我不好再推让了。印象中一共吃了12道菜，除了一盘盐水虾，基本都是黄瓜、苦瓜、青辣椒、包菜、胡萝卜等一些蔬菜。
吃饭间，毛主席不断给我夹菜，口中还念叨着：“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可我根本没把吃饭放在心里。毛主席问我：“你哪里人？”我说：“江苏盐城人。”“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并向我竖出两个手指。我却直直地盯着毛主席，怔了神。我心里想：“我们那里水乡桥很多，怎么只有两桥呢？”我一时没听清主席话的含意（湖南普通话，讲得很慢），还是盯着主席看。他老人家看我没听懂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在学校里我也算是个爱好作文的小秀才，所以一下子想起来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毛主席高兴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散席前还给我们同桌每位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不知是因为过于留恋，还是过于激动，我竟把放在椅子后边的文件袋给忘在一边了（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时服务员才赶忙送给我）。
同毛泽东一块过生日，成为邢燕子、董加耕人生中最难忘、最光荣的一章。这充满人情味的一幕传达一个极重要的信息：伟大领袖毛泽东对邢燕子、董加耕的信赖与器重，决不仅仅是对他俩，可以说也同样是对在农村和边疆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其意令人感奋。
1969年，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高中毕业到莆田县荻芦公社插队，由于所在村子比较贫困，儿子已缺衣少食。到1972年眼看李良模的弟弟可能又要下乡，作为父亲心里焦虑之至，横下一条心，直接给领袖毛主席写信，反映大儿子在农村的情况，也反映当地一些干部拉关系走后门的问题。他不愿任何人知道，2月20日，一个人关在学校里动笔写信。他同很多普通中国人一样完全信赖北京的毛泽东，在信中一丝一毫不隐瞒什么，就像面对至亲的亲人实话实说。他一口气写好信就寄出去，连底稿都不留。
毛泽东看到这封非常难得的信，对出自一位普通乡村教师之口反映群众疾苦的真实情况，以及通情达理的态度，心里难受，流下眼泪。又不是家人亲友的事，毛泽东为什么会流泪呢？而且发生在一位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上。——毛泽东的这种情感特点，早在延安时代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注意到了，并写进《西行漫记》中：当他听到已死同志的时候，讲到一些老百姓不幸事件就会难过流泪。——读完信后毛泽东当时又震惊又重视。他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向来喜欢听真话，有些时候发觉有人弄虚作假，怒形于色，予以严辞。有些时候为了得到真话让身边的警卫员“微服私访”，常常重用提拔说真话的干部到关键岗位上，此类例子甚多，本文就不累叙了。
当时有数百万知识青年离开父母，在社会底层生活与工作情形究竟如何，他不可能掉以轻心，所以得到普通乡村老师的信后即对该信件批示。并要请这位老师当党代会代表，或人大会代表，要求将这封信编入学校教材。
当时，党中央即刻派出12个知青问题调查组，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访问调查，搜集情况。第二年4月25日，毛泽东看阅各组的调查报告之后，亲笔给能够与之缔交的教师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毛泽东。”
在这段批语里，毛泽东针对“全国此类事甚多”提出解决的办法是“统筹解决”，那什么叫“统筹解决”？“统筹解决”包含什么内容呢？为此，我们专门找出毛泽东第S卷、他1957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解释：“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会有安排。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我们认为，在老三届统统下乡的特殊时期之后，毛泽东主席重申既定的方针——统筹兼顾，不搞一刀切。
我记得当时听到这个传达时，正在安宁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开社员大会，我已经是调出来当教师，帮助公社工作。院子里，有抽旱烟的老人，有揹孩子的年轻妇女，上百人无不静静听着。我听了感到很可信，很亲切，毛泽东毫无一点高高在上不明世事的官僚主义习气。
继之，这封信被中央以“中发73”第21号文件通报全党、全国人民群众。当时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也制定了关于今后的知青工作“统筹安排”的6条原则。据此，各地党政领导联系实际地解决知青中存在的问题，使知青能够与当地社员同工同酬，住房、医疗等条件得以改善。那些曾经欺压、毒打知青的当地违法分子，不少被关进班房，还处决了一些强奸女知青的领导干部以及流氓犯罪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各地应届毕业生已没有被一刀切，该读书升学的，该分工的，该上山下乡的，各得其所。
这位被伟大领袖称为“同志”、为曾说了真话引起国家高层进一步重视、采取措施改善全国知识青年境遇的教师，可在后来吃尽苦头，锒铛入狱，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1975年10月，中央在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共有3700多人，多数是县以上的领导同志，知识青年有12位，邢燕子、朱克家、程有志、薛喜梅等人相聚，格外亲热。经商量，决定由朱克家和柴春泽执笔写了一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毛主席看了信批道：“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这是毛泽东对知识青年的最后一次重要的亲笔批示，可称“第四次最高指示”，此时他已是82岁的老人，又身患重疾，短短的17个字的一句话所包含浓烈情感是比较少见的，再次充分证明：毛泽东对中国知识青年的器重、信任和支持。这短短的一段批示，他不但要求将知青们的信公开“发表”，还加“应”字，一点不容含糊。“来的人”，加“太少”，又加“可惜”；我们认为他的话至少有两层深意：一层寄期望于知识青年，充分信任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有朝气；一层，农业学大寨，事关农业发展大事，影响全国，知识青年正身置第一线，学习大寨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精神，有利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后一分句不仅主张“来”，而且通过“下次”，“应”，“多来”，一连三个强调性的副词，反复叮嘱，请上上下下都不能疏忽了！其情之浓其意之深，天地动容。
在他老人家的心目里，经过多年锻炼的知青已经不再是一群怯懦于檐廊的小鸟，可廻荡于高峻的城市与宽广的乡野，翱翔和鸣啭。
不知什么原因在后来多数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论也好，写史也好，对毛泽东关于“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的十分重要指示，都视而不见，见而不谈，百般回避，这是极其不应该的，难道又是厨窗前的只只蜚蠊见到太阳之光了。
周恩来与知识青年
周恩来作为中国行政机关的最高首长，对知识青年的关心和指导就更多，更直接；研究和决断、事必躬亲的事情不胜枚举，感人场面历历可数。
1965年7月初，周恩来和陈毅出国回来路经新疆，专门提出看望在那里的上海知青。当他听说知青来了，便即刻站起身来，微笑地招手说：“来，来，到这里来！”十来个知青高兴地围上去，他高兴地一一亲切握手，并风趣地介绍坐在对面的陈毅：“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的。”
在接见中，知青们介绍各自在哪个连队，干什么工作，周恩来一边听一边询问。杨永青在他侧边，周恩来问：“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小杨回答：“我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噢，你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嘛！”杨永青高中毕业，没能去考大学，先在上海的无线电门市做营业员，后赴石海子参加边疆建设，表现很好。周恩来听了介绍后，满意地笑了。陈毅意味深长地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
周恩来还一一询问知青们的家庭出身，当时社会上对此反映比较突出，当问到卓爱玲时，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周恩来又问：“你家里还拿不拿利息？”小卓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利息，着急地回答：“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周恩来亲切地说：“你爸爸拿利息是他的事嘛！”接着特别地讲党的政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嘛！
正说话间，垦区负责人送来一盘农场生产的冰糕，请总理尝尝。周恩来接过冰糕，却一块一块地分给知青，说：“我以主人的身份，拿你们生产的东西，请你们的客……”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他听完汇报后，勉励大家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实行晚婚，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都忘了吃手上的冰糕。这时，周恩来发觉大家手上的冰糕都快融化了，便催促快吃。大家回过神正吃时，发现周恩来只顾说话也忘了吃冰糕，个个心里都十分感动。
接见结束，周恩来要去视察棉田机械作业，大家依依不舍，在告别时只说一句话：“请总理回到北京，向毛主席问好！请毛主席和党中央放心！”周恩来连连点头说：“好！好！”并再次同知青们握手道别。
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包括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多数是同开国领袖们已经是一条心，按他们的指示，在边疆和农村艰苦奋斗，力求生产更多的农产品，支援城市现代化建设。
1965年3月，侯隽到天津开劳模会，周恩来和李先念也到天津了。在主席台上周恩来见到燕子，问她：“你们宝坻不是三个姑娘嘛，侯隽来了吗？”燕子答：“她们都来了，在下面呢。”在台下的人听到这问话，赶紧捅捅侯隽说：“周总理在问你呢。”侯隽知道总理在问她，可被安排在台下，到底也没敢上去。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就走了。那次周恩来有个印象，就是知道侯隽参加会了。
周恩来一直在关心、惦记着侯隽，可相遇却未面谈，侯隽在幸运中感到懊悔，也不知道自已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周恩来，但她要踏下心来好好干，要对得起总理的关心。
侯隽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品学兼优，她还得过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奖状。临毕业的前一个学期，成绩优秀的侯隽还一心一意准备考大学，而且很有信心：除了北大和人大，哪个学校也不去！可毕业时她突然改变了主意，立志要去农村安家落户。侯隽和司福珍一块儿，意气风发地奔向窦家桥那两间旧房子去了。
1963年，窦家桥村最大的不利条件是盐碱地多。侯隽从农业科技刊物上发现，用水浇地可以把盐碱冲淡。但那里地上水盐碱含量高，起不了作用。她便带领乡亲们日夜奋战，打深井，用深井水浇地。又用秸秆还田的方法，松软土地，增加良田。全村亩产量只有400斤，后期达到1000斤。生产队又办起副业，几年前还是很穷的小村，富裕程度超过了周围的村庄。
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听到她的事迹后，就和她同吃同住，进行采访。黄宗英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撰写非常著名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周恩来高兴地说：“这是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1965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赞扬她的行动，并要调她到清华大学读书。周恩来听了还生气地批评说：这可怪了，树立一面旗帜，总不肯帮助到底。
1971年5月6日，周恩来接见侯隽，在接见日本农民访华团时，向他们引荐侯隽：“这是我们新型农民，高中毕业下乡的。”言谈中流露出自豪之情。后来亲自指名侯隽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以及罗马尼亚。
1973年6月，国W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恩来特别提出要求“邢燕子、侯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当时知青已一批批被招工、招干、上学、参军，但是社会上群众对少部分领导干部“走后门”很有意见，侯隽和邢燕子提出尖锐的批评：希望中央派个调查组下去检查，不说别的，光检查一下河北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各有几个孩子，都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在农村的？这些充满勇气的发言，赢得广大与会代表的敬重与热烈的掌声。1976年，侯隽调任国W院知青领导小组任副组长。
文化革命中，最使广大知青铭记难忘的是1969年的20周年国庆节。那一天，应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全国各地农村选派314位知青代表上北京观礼。这在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规模较大的一次。昨天，大家都还在偏僻山村默默无闻劳作，脚上沾泥块，头上流着汗；今天已成为贵宾的贵宾，来到祖国伟大首都观看反映各条战线上的成就，感受全国人民朝气蓬勃向上的氛围，无不欢欣鼓舞。
其中有30位登上城楼，幸福地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晚上，他们被特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北京“五十五”中的一位李镇江也在其中，时任云南省革委会委员。周恩来时时牵挂这批年轻人。观礼的头天深夜，他和邓颖超到了知青住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床头一个床头去看望。大家已熟睡了，周恩来亲手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凉着。周恩来边看边对邓大姐说：轻一点，别惊动他们。当时正在毛主席身边幸福酣睡的青年人，怎么知道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工作入夜之后，还惦念着他们！第二天，当他们听说周总理夜里来看他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不止，抱怨自己睡得太死，纷纷表示回去后争取更大的成绩。
1973年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上，邢燕子发言提起毛泽东过生日请客的事，周恩来当即插话问董加耕的近况，并请江苏省的杨广立（军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查一下董加耕在不在了。杨广立回到江苏后专门过问，董加耕就被解放了。那天看守把他带出来理发。他好几个月没见过阳光，也没理过发，他暗暗地想，“是不是要枪毙我了——枪毙的人不是要理发、要吃一顿的吗？”不过看看又不像，因为带他去理发的人很客气，没有吆五喝六。7月30日他终于无事地回到了家中。
董加耕可是个有性格的人，任你怎么软硬兼施文斗武斗，就是不承认自已是“5·16”分子。有一回，连续搞了他18天18夜，13个年轻力壮的退伍军人都觉得疲惫不堪，而他的精神居然没有摧垮。18天18夜下来，脚肿了，便把42码解放鞋带子解下来，最后干脆光脚站在水泥地上，他坚信：“坚持就是胜利。”并掷地有声地说：“不实事求是就不是真共产党，不实事求是最终一定要失败，受历史惩罚。”
1974年4月，他被任命为尚庄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被补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董加耕于当年年底进京，住中组部招待所，补看文件。周恩来、邓颖超、纪登奎等询问他在深挖“5·16”时被迫害的情况，得知他并不放在心上，很高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董加耕，问明他在深挖“5·16”中遭遇的迫害，最后说：“那些整过你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他只平平淡淡说了一句：“不能以错对错。”周恩来听了，禁不住夸奖说：“这样好，不愧是小董。”周恩来委托纪登奎、吴德、郭玉峰请董加耕吃了饭。
1975年春，董加耕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不久经毛泽东批示，董加耕奉中央23号文件之命，正式赴京任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第二副组长。后又任国W院知青办成员。
对于周恩来的人品和作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很精辟的名言：“他是一座覆盖着冰雪的火山。”“周的身上既有儒家君子的特征，又有列宁主义革命者的无情的政治本色。”
1971年，让孩子走后门当兵以规避上山下乡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也有的孩子走后门当兵。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都让退了回去。一位跟随他多年的保健医生，迟迟没有让孩子从部队退回，周恩来让他写检讨，并在一次会议上把这位医生叫进会场，严厉批评，在座的要员也受了一场教育。
一位新华社记者，到边疆深入调查了上百名男女知青和群众，那里称知青为“二劳改”，部分人任意吊打知青，奸淫和侮辱女知青。如果这些知青的父母，知道把孩子送来是接受这样的“再教育”时，他们会怎么想！记者决心为民请命，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内参，反映关于他耳闻目睹到的情况，随即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贯彻中央（73）21号、30号文件情况》中进行公布。
1973年7月6日，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闻讯异常震怒，立即提笔指示给先念、登奎、国锋、洪文、东兴同志：“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请登奎电话告东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分社记者。”
同时他提出更有力也更周全要求：请中组部、总政、国W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省革委、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央部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允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允许控诉。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九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待，并开群众大会上宣布此事。组长应由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为副组长，一切调查报告，均请省委作出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还要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周恩来的态度非常鲜明：对类似这样问题，必须坚决处理和纠正。这立即在全国产生作用和影响。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较大程度上是就业问题，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几乎可以这样说，三个问题，不存在孰是孰非的判断，都是当时最该解决的。这三个问题虽然有先后缓急的区别，但决不能就说后的缓的就可以不解决了。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政治上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被斥为“左”的观点，无疑是非常片面，非常浅薄和近视的；更何况文革十年中农村和边疆有上千万青年安排到城里各条战线工作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也同样有力证明不是什么“左”的错误。关键在于内心深处是有没有为工农群众服务人生观，有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认为：通过上山下乡，锻炼一代青年学生，培养一代青年学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关社会主义能否一代代传下去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严峻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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