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 “延安窑洞对”论析

　　【摘要】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旧政权“兴浡亡忽”现象的谈话，向世人提供了不朽的历史警碑。中国历史上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置人民力量于反腐之外，无法打破周期率的支配。西方的“钱主政治”或无产阶级政权变质，都跳不出周期率。跳出周期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制定科学的治国理政方略，遵循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廉价政府，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培养和造就大批信念坚定担当大任的优秀政治家，严厉地清理党内的政治投机者。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雕塑）】

　　1945年7月1日-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随后，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披露了他与毛泽东探讨政权“兴浡亡忽”周期现象的一段对话，后人称之为“毛黄对”或者“延安窑洞对”，成为被人们反复提起的醒世警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表明，无产阶级政权变质不仅存在着可能性，而且存在着现实危险性。辨析“延安窑洞对”，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出版的《延安归来》】

　　一、“权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率

　　诚如黄炎培先生所言，一部中国旧史，正是政权兴亡周期性循环不息的历史。取得政权之初的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政治活力旺盛，所向披靡，不久即丧失革命性，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中国旧史上，因为统治阶级不思进取导致人亡政息的例证比比皆是。夏殷两朝，兴盛于初建，因统治阶级荒淫无道，“乃早坠厥命”，在《诗经》中留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句。夏殷之后的周王朝推行德治礼治，得以中兴。西周后期，逆乱纷争，礼乐失序，进入战国争雄的乱世。秦始皇统一四海，修阿房宫，穷奢极欲，民怨沸腾，不过传二世就告覆亡。汉初休养生息，经济长足发展。汉武帝英姿勃发，攘夷拓土，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逐匈奴于大漠以北。可惜，盛世引致奢靡之风，外戚与宦官争权，义军烽起，社会空前大瓦解。汉后兴隋，炀帝继位后，尚能奋发有为，旋即荒淫无道，命丧江都。初唐纳谏任贤，勤政禁奢，成就“贞观之治”。唐玄宗晚期沉醉于声色犬马，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发生安史之乱。宋、元、明、清诸朝也都没能逃脱“兴浡亡忽”周期率的支配，败国丧家，正如《诗经》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具有忧患意识，谋求江山巩固的明君贤将，如：因家贫无法读书、从小以放牛为生的朱元璋，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总结出“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政31年，发起6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肃贪运动，甚至将贪官生扒活剥，整张人皮充以稻草石灰，悬于公堂之上，告诫继任者。但并没有清除贪腐，到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的哀叹。那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浡兴时代，不过是旧史上的昙花一现。这说明，我们继承旧史中优秀的政治文化，但不可迷信传统反腐文化。

　　第一，剥削阶级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然腐败，走向覆灭。就本质而言，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天然地源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本性。寄希望于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消除腐败，就像指望人们拽着自己的头发能够上天一样。马克思认为，封建统治集团利用了政治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性，“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这种依附性关系，是古代社会中官僚腐败生成、延续和蔓延的社会基础和根源。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建立了皇权制度，皇家即国家，国家财产成为皇家的私产。普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尽管皇帝穷奢极欲，但臣民没有资格怀疑皇帝荒淫奢华生活的正当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皇帝不正当使用公共财产的指控，也不可能限制皇帝的奢靡生活。至于中国古代那些所谓廉政楷模和“清官”，仅仅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装潢而已。国家沦为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形式与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阶级利益才是目的。有的官僚在口头上标榜为江山为民执政，但名正言顺、公开地搜刮“拜见钱”“生日钱”“追节钱”等。这种官僚制度的腐败性质有力地支配着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

　　第二，封建皇权的人治，决定了其无法跳出周期率。帝王专制集权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特征。皇权无边，皇恩浩荡，人财物的大权维系于皇帝一身。臣下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本人，君命臣亡，臣不敢求生。皇权至上的集权主义逼迫臣相大夫之间彼此巴结讨好，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官官相护，排斥异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清廉者苦于报国无门，又不愿扭曲个人灵魂，只得跳出宦海，借“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消解郁闷。官场的逆向淘汰，加剧了官场的腐化和黑暗。

　　皇权之下，必然使监察谏官制度形同虚设，惩贪治腐的法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中国古代有详尽的法律条款惩治腐败，如：战国时代有惩治贿赂的“金禁”制度、秦汉隋唐时期有惩贪的“六赃”律令，《大清律》规定了相当于贪污罪的“监守盗”罪名，并详尽规定了处罚贪污的细则。但是，人治之下，法自君主口出。君主个人的喜怒偏好，也能引起反腐政策的重大变化，导致宽严松紧不同的治腐格局。治国严厉的乾隆帝宠信军机大臣和绅，纵容其专权跋扈贪腐长达20年。皇帝需要借反贪腐来巩固执政地位，收买民心，则大刀阔斧反腐。一旦君主认为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则推行厚待官吏政策，认为对贪腐不必至清至察。

　　第三，旧统治阶级跳不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根本原因在于排斥人民的反腐力量。皇权当道，自然排除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马克思认为，剥削阶级的国家统一体“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君主也许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历史上鲜见真正容忍“民贵君轻”的帝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清廉人士坚决反腐，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民和历史的要求，客观上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并不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便是自我廉洁、被百姓高度颂扬的“青天大老爷”包拯，告诫子孙如为贪官则不得葬入祖坟，但阶级地位决定了其反腐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贪官与惩贪者同属于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之间也许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但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再分配，是一个集团对另外一个集团的政治打击而已，目的是为了协调阶级压迫的紧张关系，维护剥削阶级的江山永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从骨子里蔑视人民群众，怕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运动中来推翻自己的统治，不敢依靠群众，不可能建立群众监督权力的体制。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反腐必然走向失败。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归根到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保持共产党清正廉明的政治本色。我们吃过反腐大搞群众政治运动的亏，但不能由此就排斥群众参与反腐。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脱离群众，而只是“以官治官”的自我循环，满足于表面上反腐成就的自我陶醉，这样的反腐注定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应对“四种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实现对古代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超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借鉴传统反腐文化，不是简单地继承一切传统反腐文化，而是要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反腐文化，并自觉地将其作现代转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古代的“人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转换，由古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少数人反腐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转换，对权力的监控由古代的软约束向现代的硬约束转换，反腐的目的由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向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转换。

　　二、西方“钱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率

　　有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用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是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还是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专政的“钱主政治”，对人民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依靠“钱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率。

　　1. “钱主政治”本身就是腐败，是少数资本家对人民的专政

　　不可否认，较之于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民主的确是历史的进步，但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法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为本的制度，主导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不是“民”，而是“钱”，少数资本家取得了决定国内外政策的实质性的民主，而大多数人民仅仅拥有以选票为表现的形式上的民主，人民群众无法实施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无法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实质性监督制衡。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具有虚假性。在资产阶级控制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社会事务管理权等），掌握了政治上层建筑（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和思想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道德等）的前提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是自相矛盾的，虚假的，无非是一种伪善（我们德国人称之为神学）”。高居于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资产阶级向人民许诺的“理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转化为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民主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列宁认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2. “钱主政治”主导下的选举，恰恰是腐败的温床

　　马克思曾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英国的选举制度具有反民主的性质，“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代表土地所有者的托利党和代表资产阶级贵族的辉格党的轮流执政，不断上演舞弊的闹剧。辉格党里有“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马克思借助报刊公开报道的事实，揭露了许多选举舞弊的手段，如派遣打手到街上拦截和吓唬选民，大摆酒宴，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败坏候选人的声誉，“小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还使用把选民灌醉的办法”等。马克思还曾揭露法国的普选制“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工具”。恩格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两党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3. 现代的“钱主政治”已使资本主义的腐败病入膏肓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舆论监督，公开官员财产收入，颁布官员行为准则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反腐经验，但是，指望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消除腐败，就像人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皮肤一样。较之于马克思当年揭露的选举腐败情景，当代资产阶级的选举政治不再是赤裸裸地呈现下流和低俗的舞弊态势，而是披上合法的外衣，变得更加精致和隐蔽，实现了制度化或法治化，但依然摆脱不了选举的铜臭，依然排斥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真实选举意图的表达。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已堕落为金钱主宰的“钱主政治”，且沉疴在身，积重难返，成为根本制度性的腐败。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量的多寡为依据分配民主权利的制度。在当代美国，只要拥有巨额资本量，就可以垄断民主权利。财团影响政治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主要政党、政府各部门、特定的利益集团、基金资助的研究团体、有影响力的会议、宣传工具、学校教育等施加影响并加以控制。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并向世界输出民主制度的美国，其总统历来是利益集团、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财团可以推举维护财团利益的总统，也可以废黜危害“钱主”利益的总统。美国前总统卡特披露，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莱曾直言：“我们设立了法院，也能够推翻法院。我们掌握着财权。”这就深刻揭露了美国“钱主政治”的实质。美国大选中当选的总统往往是“私募大鳄”，谁控制钱袋子，谁就能左右媒体，谁就能进一步掌握选票。依照美国关于联邦选举的法律，联邦选举委员会监管总统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筹款方式和额度，但是各种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助选资金可以绕开监管并影响竞选。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是形式或幌子，选票被金钱主导才是本质。一旦选举被国内外企业和特别利益集团用政治献金控制后，民主就不再代表美国民众的利益了。投桃报李，靠金钱上台的人必然为出资人服务，金主依据当初的出价多寡取得政府职位的挑选权，这不正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卖官鬻爵吗？人民参加了投票，但被排除在享有实质性的民主权利之外，无法参加国家管理，不具有国家政策的决定权。卡特哀叹：“重大立法决策征求民众意见的做法几乎已成历史。”连资本主义民主的狂热卫道士、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的文章，承认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西方民主政治正在走向衰败，民主机制已被金钱腐蚀而难以有效运行，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言论无法表达出来，而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掌握了话语权。福山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所以，那些认为西方民主能够克服腐败的论者，应该从福山关于西方民主衰败的观点中得到一定的思想触动。

　　三、无产阶级的“变质政权”也跳不出周期率

　　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剥削阶级政权不可能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政权经不住长期执政的考验而发生蜕变，大肆搞特权，生活腐化，失去生命力，那么，它就同剥削阶级政权一样，同样难逃周期率的魔咒。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稍有观察的人都清楚地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在俄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世界也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是，伟大的苏联在20世纪末解体了。当苏共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建党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老党、大党在一瞬间垮台的时候，全世界人民都感到万分震惊。“‘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事实的确如此。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早在斯大林逝世以前，苏联共产党内的腐化堕落问题就已经初显端倪。1952年10月，苏共中央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纪律松弛，“对党和政府的决定采取敷衍的态度，不努力以积极性和坚持性使之实现”，他们“把个人的安逸看得重于工作”，“把他们本部门和本地方的狭隘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认为自己“能够做‘随心所欲’的任何事情”而“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这些文字，一方面显示了此时的苏联共产党尚且具有主动揭露错误的勇气，另一方面也确实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党内腐败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所带来的现实危险。

　　及至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被片面地解释为“物质刺激”，实际上造成了极少数特权阶层同广大工农群众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的、不正常的拉大。有材料披露，一些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而且他们的活动“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似乎忘记了集体农庄是农民群众委托他们管理的经济组织，而企图把这些组织变为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于是他们“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有的农庄主席将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窃取到自己亲友手中，挥霍十几万卢布满足私人需要；有的农庄会计伪造证件、账目，贪污农庄数万卢布，却被宣传为“模范会计”。苏共形成的特权阶层，已经不是满足于在纯粹的分配领域攫取因特殊权力而“当然”享有的特殊供给，而是将他们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渗透到生产领域的各个环节，来更方便、更直接、更彻底地侵占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这是极为可怕的。

　　当然，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通过公开变革政治制度的方式相比，上述两个时期苏共党内的腐败问题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小巫见大巫。戈氏执政时期党内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而得不到制止，社会上盛行对苏联历史、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大肆污蔑，党团组织的战斗力削弱乃至丧失，一些党员干部沦为只关心个人名利和职位的官僚。由此可见，腐败问题对共产党的生命力来说最具杀伤力。一个主动挖掉自己立党之本的共产党，一个主动与人民群众相隔绝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可以说，这样徒有虚名的执政的共产党，丢掉政权是迟早的事，不丢掉政权才是怪事。

　　四、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

　　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英勇精神，但往往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丧失旺盛的继续革命的热情，不得不吞咽接踵而来失败的苦果，这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不顺利，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太平的根本原因。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无产阶级政权要跳出周期率，务必于事业发展顺利之时，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在“延安窑洞对”中，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有的腐败现象“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这表明，如果腐败在苗头出现之初就下大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就有利于遏制腐败的蔓延，否则，腐败现象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度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廉洁时代，是与毛泽东长期的忧患意识分不开的。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并非为中共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就当时而言，抗日战争尚未胜利，与蒋介石政权未分雌雄，仅仅有局部区域执政经验而尚未走上全国执政舞台的毛泽东，侧重于吸取李自成“胜利时骄傲”的历史教训，主动号召全党学习此文。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未雨绸缪，已经考虑如何保持革命队伍旺盛斗争精神的问题。毛泽东的忧患意识还体现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清醒地预料到入城后将出现党员干部腐化的问题，提出一些干部在枪林弹雨中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等著名论述，号召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富有深意地将进城执政比作“赶考”，表示不学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深谋远虑且居安思危，是共产党成功度过执政关的法宝所在。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努力跳出周期率的共产党人来说，可以获取许多有益的启迪。

　　第二，实行符合国情的治国理政方略。对于执政党地位的灾难性影响而言，治国理政方略的失误不亚于任何一个严重的腐败案件。苏联解体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已经并且继续引发人们的许多思考。在同一个时代进行改革的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命运迥然不同，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如山。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不同历史命运源于不同的治国理政路线。中国改革的大旗上面明确写道：改革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但中国政府不断克服改革进程中的障碍，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苏联的改革旗帜上，写着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大厦的推倒重来。曾任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的格拉济耶夫说过，就俄罗斯出现的灾难而言，“是由于统治俄罗斯的寡头集团有意识地采取的那些政策造成的。寡头集团为自身发财致富而滥用权力，实际上导致了针对俄罗斯人民的种族灭绝”。斯大林时期著名的反对派人物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以后分析了苏共倒台的原因，他认为，苏共内部出现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唯西方马首是瞻，出卖了苏联人民、党和民族利益的背叛集团，他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戈尔巴乔夫为了快速形成西方的经济模式，完全不顾苏联或者俄罗斯的国情，依赖于西方所谓的援助，强制实行西方的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违背了国内人民的根本要求。为此，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所以，共产党能否跳出周期率，关键是看能否制定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方针，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就领导人民进行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科学处理以下问题：改革究竟依靠谁为了谁？改革成果是由参与改革的人民大众共享，还是由一部分人独享？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还是逐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还是热衷于经济私有化？如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治国理政方略是否立足于本国国情？等等。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在与黄炎培的对话中，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政权跳出兴亡周期率的希望寄托在“民主”基础上。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无独有偶，马克思曾经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并提出防止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成为官僚的具体措施。马克思肯定了其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与资产阶级宣扬的一人一票选举的形式民主不同，公社保证人民的选举权，保证人民的社会管理权。在与黄炎培的对话中，毛泽东所讲到的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而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意指大多数人民群众不是简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下，获得真正的实质性的民主，参加国家管理。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拥有选举权和参加社会管理的权力，当然拥有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批评权。没有监督，就打开了权力腐败的方便之门；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难以保持党员干部的昂扬斗志。所以，建立人民管理国家的政权，是打破周期率的重要条件。

　　第四，落实巴黎公社关于建立廉价政府的原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多次用了“廉价政府”这一概念，如“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等。马克思赞扬了巴黎公社建立廉价政府的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廉价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显著特点，是马克思提出的防止政权变质的重要措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靠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争取了民心，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成为执政党以后，党中央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各级干部要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了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思想。他认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具有克服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间“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的功能。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奢靡之风，正是体现了马克思建立廉价政府的思想。

　　第五，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和群众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了未来无产阶级政权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是人民公仆或者勤务员的思想。他们认为，剥削阶级的“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而新政权则相反，制定了许多措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使公社的职权由公社的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能够将“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成为人民公仆，就要反对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消除官僚主义。毛泽东一方面提倡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化，另一方面提倡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实现人民的民主。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干部放下官架子，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使领导同群众打成一片，干群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大大减少。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邓小平说：“干部参加劳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变懒，思想意识也就不同了，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带头参加一线体力劳动，取得了廉政建设的良好效果。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教育，使他们懂得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只有立足于大地才能够吸取无穷力量，党只有不脱离人民群众才能够获得生命源泉，保持勃勃生机。

　　第六，培养和造就大批信念坚定，能够担当大任的优秀政治家。古人说，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培养和造就大批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善于治国理政的优秀领军人才，是党和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跳出周期率，就是要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使党的各级领导岗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要经过无数曲折过程。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肯定还会有。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和理论定力。一些人之所以理想缺失、信仰动摇，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历史观不牢靠。有远见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处逆境而泰山压顶不弯腰，即便牺牲生命，依然高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并非听几次讲座或者浅尝辄止地浏览若干小册子，就能够掌握其精髓了，必须以求索精神，长时期地不间断地钻研，才有可能掌握其要义。关键是着眼于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加以思考并运用。与革命先烈在监牢里依然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相比，现在的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十分优越，但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革命先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忠诚，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世情国情党情的系统研究，缺乏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因此，能够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经得住各种考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跳出周期率就大有希望了。

　　第七，严厉地清理政治投机者。政治投机者，是我们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阶层。疾风暴雨的革命年代，易于大浪淘沙，清理变节者。冲锋号一响能否冲上去，可以直接辨别勇士和懦夫。执政后的共产党一直难以找到彻底地有效地驱除政治投机者的汰选机制，致使相当数量的投机者依附在党的健康肌体上。一个成立近百年并执政半个多世纪、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机构和八千多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肌体，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了一群政治投机者，阻塞了党吸收新鲜空气和养分的毛孔，蚕食着党的勃勃生机。他们穿着共产党的马甲，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职位和收入，专注于挤破脑袋往上爬。他们排除异己，编织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灵活使用潜规则，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他们把坐地分赃当本钱，出卖灵魂以求荣，置忠良于死地，推组织下深渊。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试错”的特点，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政策或体制的缝隙，变成个人发财致富、投机钻营的机遇，极大败坏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声誉。政治投机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健康肌体，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苏联改旗易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苏共庞大躯体上寄生了大量的蛀虫，无耻地腐蚀了党的战斗力，耗空了苏联共产党的生命力，使其无力阻止国家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反思苏联解体时指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为了达到个人自私、虚荣和钻营的志向，寄生于人民的痛苦和群情的起伏，利用社会的艰难困苦进行投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兴衰，似乎是为了用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给别人提供一面镜子，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做。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体现在与政治投机者的斗争是否坚决并有效上。政治投机者不是在和风细雨中所能清理的，我们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精神，坚决清除这些蛀虫。否则，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就是一句空话。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腐败方略的功效性研究”（13BDJ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