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三次临危受命，毛主席曾深情地说：“好人！”

　　徐向前元帅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被党多次委以重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其中，有三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更充分展示出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崇高品格和衷心为党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危急关头，徐向前继任红4师师长

　　1927年12月1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撤至花县的部分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进行整编，成立了红4师。经过民主推选，叶镛任师长，袁裕(国平)任党代表。作为工人赤卫队领导人之一的徐向前被推任为第10团党代表。不久，又代任师参谋长。

　　1928年元月，徐向前随同红4师经长途转战到达海丰，与红2师胜利会合。红2师和红4师的胜利会合，使海丰这座革命的城市更加红火，四乡的农民武装乘机大发展。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命令红2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4师东向普宁、惠宁地区发展。

　　红军的不断壮大和反动据点的相继丢失，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急忙调派第4、第5、第7军等部配合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3路向东江“围剿”。敌人大军压境，而此时的东江特委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不顾敌强我弱，红军疲惫不堪的现状，号召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同敌人决一死战”。对于徐向前他们提出的为保存力量从平原转到山区的做法予以否定，还提出“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4月中旬，东江特委召开红2师、红4师领导干部出席的联席会议，仍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和“反攻”，徐向前等人要求保存力量，实行机动游击的意见受到漠视，最后会议作出反攻海丰县城的错误决定。

　　东江特委的“左”倾盲动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红军攻打海丰县城失败，被迫退回山区，斗争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第4军第16师3个团追剿进山，见人就杀，见村就烧，采取惨无人道的手段，血洗山区。红4师被围困在深山里，处境日益艰难。由于缺吃少药，许多人病倒了，师长叶镛患了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藏在白木杨山的后草棚内。6月17日，被搜山的敌人捕去，英勇就义。

　　此时的红4师处境十分危急：成立时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已损兵折将一多半，师长叶镛牺牲，党代表袁国平去了上海，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外逃、死伤……师部成了空架子，营团不成编制，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还要面临敌人一次次的进山“围剿”。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决定:徐向前继任红4师师长。这真是“临危受命”啊!不善言谈的徐向前愈发沉默了，他在思考着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如何维持局面。

　　愈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愈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品格。敌人常常搜山，并出动飞机撒传单，劝红军投降。徐向前领着400多人，在山林中与敌人周旋。敌人剿西山，他们上东山；敌人搜到东山，他们又转向西山。草棚被敌人烧了，他们重新搭起来。断了粮食，他们就以野菜野果充饥。为了保存力量，徐向前改变了斗争方式，决不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斗争。

　　当广东省委常委陈郁奉命辗转找到红4师时，他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看到徐向前和战士们瘦弱的身体，看到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不禁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你们难到这个地步，往后怎么办呢?”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儿，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徐向前坚定的信念，乐观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了陈郁。

　　1929年1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红4师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当前几批人撤走后，最后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效阁各带一部分分头撤出。

　　大别山来了徐向前

　　从海陆丰撤退后，徐向前奉命到达上海，等待组织分配新的任务。由于鄂东北的红31师师长吴光浩牺牲，根据地急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决定派徐向前到大别山搞军事工作。

　　1929年6月，徐向前怀着要大干一场的急切心情，穿越敌军层层哨卡，进入鄂东北根据地。

　　鄂东北特委考虑到吴光浩在当地军民中威望很高，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去，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对他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决定徐向前暂时任红31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实际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红31师此时号称有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共300多人。从师党代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大队长、士兵几乎都是当地人。干部和战士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大刀长矛也没有，徒手兵一个。一个个穿着破旧衣服，脚蹬草鞋或打着赤脚，和当地农民一般无二。

　　此时，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4师2个团3000多人，会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2旅1个营及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从南北两面进犯红军根据地腹心地带紫云山和乘马岗地区，妄图一举消灭红31师。

　　面对这样一个兵力弱小、装备简陋的队伍，身边既无参谋，又无助手，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如何带兵，如何指挥部队打胜仗，成为徐向前面临的极大难题。此情此景不由使他想起一年前叶镛师长被俘牺牲，他接任师长，收拾残局，被迫撤出东江地区的困难情景。这是又一次的“临危受命”啊!

　　严峻的形势不允许徐向前花费更多的时间回忆，他很快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徐向前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他尊重当地干部，绝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在工作中，特委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埋怨别人，处处以身作则，很快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罗李会剿”来势汹汹，徐向前“避强击弱”，率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展开广泛的袭扰活动，使敌人吃不饱、睡不宁，等到敌人疲惫不堪时，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发起反击，接连五战，均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大败而归，最终“罗李会剿”被彻底粉碎了。紧接着徐向前又率领队伍，粉碎了8月的“鄂豫会剿”，10月的“徐夏会剿”。

　　三次反“会剿”的胜利，使红31师从危机的境况中解脱出来，队伍迅速壮大，从4个大队不足300人发展到5个大队700多人，600余支枪。徐向前凭着卓越的军事才干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战士和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929年11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被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12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委主席。

　　毛泽东说: “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疾风骤雨一般迅速席卷全国。军队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10月15日，在林彪授意下，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使军队院校和机关形势更为混乱。军队和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

　　为防止动乱在军队进一步蔓延，全军文革小组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于11月13日和29日两次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老帅们的两次接见，成为江青一伙整军队的导火索。刘志坚被撤掉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陈毅、叶剑英等老帅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军队是国家的支柱，支柱动摇，国家安全必定受到威胁，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功亏一篑。形势十分危急，无数正直之士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心忡忡。

　　1967年1月1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突如其来的任命，使徐向前感到很吃惊。在他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于党分配的工作，从不计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他身体一直不好，患有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工作，已力不从心。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怎么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自己呢?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原本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不安，不知道江青是何居心。后来，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时，再次面陈不能担当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不准，并用手指向上点了点，幽默地说:“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徐向前见主席主意已定，坚强的党性和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性格促使他决定接任全军文革组长。

◆毛泽东与徐向前。

　　军队机关、院校的混乱局面一天比一天严重。徐向前决心狠抓军队的稳定。在徐向前的办公室里，四部电话忙个不停，“军队一定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老帅的指示通过电话传向全军，犹如他当年打仗指挥部队一样。由于每天要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还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地纠缠，原本身体状况很差的徐向前，头痛症频繁发作。

　　1月，“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事态的发展难以遏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

　　1月24日晚，徐向前毅然直闯林彪住地毛家湾，说服林彪制订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后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改为“七条”。呈报毛主席后，毛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提议加了一条关于管教子女问题。很快，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

　　“八条命令”对稳定军队，反对地方不断升级的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引起江青一伙嫉恨，他们原以为徐向前又老又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却唱起了对台戏。无论江青一伙怎样捣乱破坏，毛主席和老帅们始终都在维护这“八条命令”，把它视为稳定军队的重要防线。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发生后，毛主席仍然在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八条’是不行的。”

　　随着全国动乱形势的加剧，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加尖锐。

　　1967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伯达诬说刘志坚是“叛徒”，徐向前挺身而出与陈伯达发生激烈争执，会议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徐向前、叶剑英又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展开激烈斗争。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紧接着的几次会议争斗，陈伯达、张春桥均没占到上风。他们便跑到毛泽东那里添油加醋，诬告一番。陈毅、徐向前等受到严厉批评。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被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也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3月29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工作由萧华主持。在这以后的日子，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接踵而来。徐向前先后三次被“造反派”抄家，多次受到无理围攻，从下放工厂“接受教育”到被迫“疏散”至河南，夫人黄杰被诬为“叛徒”，子女也受到牵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毛主席在斗争中识破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在一次接见老帅的会上，毛泽东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疾风知劲草”，徐向前元帅三次临危受命中表现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家胆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