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作为第三世界的“延安道路”与新的世界史

　　一、两个“第三世界”的理念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著名划分，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抗世界霸权。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广泛依靠和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与推进人类进步事业。邓小平在会上再三申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变成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是一个基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视角的世界观，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的历史背景是“从50年代的万隆会议到60年代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这个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内部打开了缺口”，形成了打破冷战两极构造的“政治化”进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对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回应。

　　不同于此，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的现实看成一系列不平等关系的结果，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和地区组成，所以他更多描述的是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作为中国读者，他在比较视野中对中国的描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在他看来，虽然20世纪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涌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欧洲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维持和延续了殖民帝国的完整，“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不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二战后，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政党很容易就获得了政治独立。相反，任何地区的独立运动只要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危险时，殖民帝国就会坚决拒绝其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或是武装镇压，或是秘密“破坏”，或是采用其他任何必要的策略拒绝向革命者移交权力，或是剥夺革命者的权力。由此产生以非洲为代表的殖民地精英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经历过殖民占领前的非洲独立时代；他们在欧洲接受教育，本能地把欧洲和文明画上等号而将非洲视为野蛮的代名词。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联系密切，与下层乡村社会之间错位和脱节严重，导致民主与军事威权政府轮番上台、外国军事武装不断干涉或者国内代理人战争绵延不绝，这些都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来源。

　　在此书出版十年之后，苏东剧变，世界霸权由两极变成单极。但是，当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冷战时代，不平等程度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如影随形，并蔓延至第一世界西方霸权的核心地带。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黑人男子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跪压致死，这一过程被手机拍摄下来，通过社交媒体迅疾传播，使得整个世界震惊于美国黑人在镜头面前哀求“我不能呼吸”的死亡过程，并目睹了在美国和欧洲在后冷战时代爆发的最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我不能呼吸”成为最重要的抗议口号和象征。黑人民权运动与右翼民粹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的对抗，以及与此伴随的社会暴力，正在撕裂美国社会，并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种族主义作为欧美第一世界内部从未消失的“（新）殖民主义”——欧美内部的“第三世界”，正在成为新的欧美世界政治动荡与危机的来源。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描述的第三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这一被遮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断裂过程今天依然延续，需要重新回望，特别是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新冷战”阴影乌云密布的今天，只有打开这个历史叙述，才能探摸当今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等思潮兴起的症结，它的背后是法西斯主义在21世纪欧美核心地带的强劲回潮。这其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例外，但是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等边缘/交接地带却正成为西方利用民粹主义等进行战略施压的核心区域。也因此，拥有十四亿人口、作为“历史终结例外”的中国正不断被推向所谓“新冷战”的边缘。

　　“中国崛起”具有世界史意义。如何理解、解读和对待“中国崛起”，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争论焦点。实际上，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一个由西方霸权再次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冲出这一陷阱“和平崛起”，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十分重要。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电闪雷鸣、硝烟弥漫，使后冷战时代下战争与和平问题前所未有地被推到前台。其实，早在2019年8月2日美国正式退出1987年美苏签订的《中导条约》之际，核威慑就已经再度逼近。全球疫情蔓延与俄乌冲突爆发，更使得核战争舆论甚嚣尘上。

　　历史已经改变，且仍在改变。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成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未来的全球史会走向何处？中国会走向何处？对于中国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世界视野不可或缺，因为这是决定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而正当中国竭尽全力在抗击疫情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发现“新的铁幕”正在降临。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世界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全面围堵中国的同时，西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围攻中国，新的“中国威胁论”不断蔓延，“挨骂”问题成为中国国际政治与外交的焦点。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西方的知识围堵”，知识“围堵”为“新的铁幕”提供合法性。如何破解西方知识生产的“围墙”而拥有真正的“自信”，需要大破大立，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多的冲突危机。而立足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视野的国际主义是唯一出路。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特殊论”，其实殊途同归。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试图回应这些问题。他批评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能赢得民众还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了解民众需求”，就因为有“延安道路”。它不仅是一种战斗模式，更是生活方式，体现人和社会的愿望，“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之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以群众路线的方式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延安道路”即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相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激情奔赴延安，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自我改造的考验，以完成新的政党政治与群众相结合的严峻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角色和命运，而不同的历史阐述也由此产生，形成知识生产与范式的大分野。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中国的未来影响力将会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乃至第三世界仍然未能解决的矛盾——精神刺激与物质刺激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等。单靠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并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美国、苏联，以及第三世界的巴西、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论述值得在今天的语境里重思。

　　的确，“延安道路”关乎中国的未来。历史总是以复调的方式出现，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执政党需要立足“延安道路”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因为“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不仅鉴往知来，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延安道路”是“中国道路”的起点。既有的党史研究多从“革命史范式”中来，但是也受到很多质疑和挑战。这并不是因为“革命史范式”已经失效，而是对这一范式的把握并没有做到内外视野的贯通，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解不能真正激发“革命史范式”的活力。近十年来所谓“新革命史”范式强调的社会文化史视角并不足以阐明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其实，这并不是革命史范式的新旧问题，而是需要重新勘探回望的历史立足点，它既需要打通“新”旧，也需要贯穿内外，更需要重建立场作为出发的新起点。按照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的总结，就是“古今中外法”。

　　今天，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作为世界的中国与作为中国的世界，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既要立足中国看见世界，也要在世界中看见中国。

　　二、“新冷战”与比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较才有鉴别。内部视野的贯通需要借助外在视野的廓清，只有通过内外视野的交错融合对比，才能发现盲点。这里，笔者首先借用美国左翼学者大卫·哈维对西方左翼社会运动失败原因的检讨，以为比较。他发现“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学生运动就被要求更多个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个人自由的价值和社会正义并不必然相容；追求社会正义预设了社会团结和下述前提：考虑到某些更主要的、为社会平等或环境正义进行的斗争，需要压抑个体的需求和欲望……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narcissistic consumerism）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比如，美国左翼长期面临的棘手麻烦，便是无法一方面确立实现社会正义需要的集体纪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彻底的承认与特殊身份的要求。新自由主义不曾创造这些差异，但能轻易利用它们——如果不是煽动的话”。

　　这可以看成西方左翼运动失败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霸权形式——帝国主义。大卫·哈维通过引述卡尔·波兰尼关于自由的讨论，早就指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论调注定会为权威主义甚或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所挫。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这就是“为什么富人和有权者热心支持某些权利和自由概念，同时千方百计向我们推销这些概念有多万能多好”，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美国总统布什会声称“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严重脱离它的理论模式，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政治形态正是暴力和霸权的温床，需要威权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镇压全球化过程中反新自由主义力量，这既包括劝说、宣传，也包括赤裸裸的军事强权、勒索及关税保护。大卫·哈维指出，当年布什总统在鼓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时候却强征钢铁关税，为其在俄亥俄州的选举服务，特朗普总统的行径也有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历史根源。而美国和欧盟由来已久对农业的巨额补贴和保护，更是连哈耶克也严厉批评的扭曲世界市场、威胁世界农业的典型行为。大卫·哈维讽刺道：“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新自由主义国家中那些原教旨主义者还始终坚持新自由主义教条，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当教条与现实之间彻底破裂，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就水落石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始于1970年代的特殊结盟，“一方面是精英阶级与旨在重建阶级力量的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是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道德多数派’的联盟”，后者针对的正是所谓“新型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平权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等。这是因为，“原则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民族并不友好，哪怕后者能够支持强大国家的理念。如果新自由主义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切断在镶嵌型自由主义中维系国家与民族的纽带，……实际上，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对新自由主义化的后果。右翼法西斯政党的兴起便是一例”。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

　　如果把大卫·哈维这一视野放在上述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新殖民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描述中看，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跨国联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正如同高速运转的分离器，在世界范围内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而右翼民族主义则迎合了被全球化“甩出去”的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事实上，西方左翼运动的普遍失败正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部落）主义方式兴起的前提——它所诉求的国家必然是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建构和缠绕，西方左翼在反对国家的同时其实是把国家让渡给了右翼民粹主义——关于这一点，西方左翼的自我反思是严重欠缺的。

　　“由于被迫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竞争性行为人的角色，而且要设法建立最好的商业环境，新自由主义国家就动用民族主义为其效力”，这样的保守主义结果就是民族主义之间竞争和敌对上升，英国脱欧、主导“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总统、欧洲右翼政党势力上升、北约东扩、俄乌冲突，世界（特别是欧美）陷入新一轮种族主义、暴力和战争威胁。今天美国以意识形态内爆方式展开的反种族主义社会抗议运动，正在把20世纪被压抑的殖民主义历史重新带到前台，历史从未终结。二战后，北约军事框架制约下的欧盟、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仰仗美国单边主义军事霸权和军事基地为前提的“民主”“自由”的不完整主权结构的“民族国家”，但却在意识形态上把独立自主、抗拒一切殖民主义霸权势力的社会主义中国批判为“独裁”。简单的学术与政治标签化拒绝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伟大斗争”之得失成败进行历史和理论的辩证分析，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把世界封闭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穹顶之下，这一西方知识生产的“左”“右”合流，是今天颇具意味的事件，也构成了世界范围内一道醒目的意识形态新景观。“新冷战”的兴起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翼共同失败的表征，即其所给出的世界图景与现实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断裂。

　　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当今世界，“房间里的大象”是右翼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危险、最暴力的“民族主义”浪潮，以邻为壑的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浪潮正是在欧美内部孕育的法西斯主义，这使世界格局更接近一战之前——唯一不同的是第三世界“中国的崛起”。而这一崛起建立在一战之后“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划分的世界历史大分野的延长线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胜利，是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领导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最大历史性成果。在此意义上，中国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的“爱国主义”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西方“民族主义”，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否定。作为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一百多年来各民族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奋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成果，“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也是20世纪唯一突破了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体系并“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执政党正在奋力兑现民族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承诺。消解这种正当性，必然导致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否定，并拆解社会主义中国在今天极其严峻的世界格局中抵御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三、社会主义的突围与第三世界的统一战线

　　另一可资参照的视角正是从拉美和非洲的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曾提出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鉴于中国的经验，萨米尔·阿明在2015年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参加北京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期间接受访谈时，再次阐述了“脱钩”论：“在我看来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它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地重视了主权国家的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

　　依托（而不是放弃）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萨米尔·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并准确预言了2019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战。而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中，萨米尔·阿明就描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导致世界体系两极分化，使得全球化处于极端脆弱和危险的境地；右翼掌权并获得左翼支持的欧盟没有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犹如一战前后的列宁，萨米尔·阿明也把视野投注于亚洲并预言：“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国被中国的发展所震惊的原因。我认为，在未来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和中国将会成为主要的对手。”基于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历史长时段研判，他再三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一目标能够达到，中国就会再度沦落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萨米尔·阿明以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场，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希望，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对抗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以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的。并非偶然，萨米尔·阿明上述理解和判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而这一回响，放在今天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新冷战”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萨米尔·阿明看到了很多今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看不到的现象，他区分了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而发展中的不平等是以追求平等而不是固化不平等为前提的，“虽然有人质疑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着一定不平等的情形，但是中国在制度中有着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以保障13亿庞大人口规模的资源再分配。这种国家层面的规划和处于合力控制下的改革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类似的情形”。

　　这其中的鲜明表现就是中国正以举国之力开展消除内部贫困的巨大工程，即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均衡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中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用“政治”的方式纠正市场。这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国家制度安排，也包括抗疫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发挥：全国驰援、党员先锋。国有企业今天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中占40%，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2倍，但承担了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要力量，并在这个意义上承担着执政基石的作用。习近平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要求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建立覆盖城乡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热衷于为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从没有认真对待过中国这些举措，同样没有被认真对待的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着重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基础建设——这一所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前提？

　　与之直接关联的则是生态问题。沃勒斯坦断言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没有出路的关键，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利润“肮脏的秘密”就是成本外部化，后果就是环境生态的恶化。政府的困境在于，若要求成本内部化，则利润严重收缩导致企业破产或跑路；若用税收为生态修复买账，则会面临严重的抗税风潮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采取的是第三种方式，就是听之任之，这包括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向南方世界倾倒废料之类掩耳盗铃的行径（中国在2018年停止大规模进口固态废弃物），所以全球生态问题“在现有的历史体系的架构之内是没有出路的”。由此，西方左翼批评中国崛起是对全球生态的威胁，也是把中国标签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之一。

　　此类批评无视的是“绿色发展”已经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硬约束”。中国把减排与脱贫相结合，从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到西北毛乌素沙漠彻底绿化的沙漠治理工程，积40年之功，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目前，中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方案正大力推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应用体系转型，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重点任务，致力于疫情后经济“绿色复苏”。这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生态恶化的经验教训，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合法性危机极其严峻，促使解决生态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国家强力调控和社会动员的“人民战争”，今天中国生态恶化得到切实遏制。而中国的生态治理方案也试图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探索从发展中国家入手的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从2021年9月在7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支持低碳清洁能源发展，到2022年1月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再到最新2022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是中国推动世界范围内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迈出的最具实质性的步伐，中国绿色发展走在了世界期待的前面。

　　中国推动“绿色”发展的全球化能否打破全球生态的恶性循环，找到人类发展的新“出路”，尚须时间证明，但中国的努力不能够放置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内予以解释和评判。在美国极限施压、疫情之下全球化“停摆”、世界局势动荡复杂加剧的“（后）疫情时代”，萨米尔·阿明强调通过内部增长性变革的“独立自主”究竟如何才能完成，比如，如何理解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到2020年5月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新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能否抵御今天新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力或者说诱惑，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担当起世界和平与团结的领导者和提供者，并持续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建设；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第三世界视野中对中国“例外”的描述在今天是否有效；如何解读今天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表述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的复杂形态；概言之，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全球化取代新自由主义资本洗劫的“全球化”，以此建设基于全世界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突破，究竟是否可能。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延安道路”。中国共产党新一轮的自我革命究竟如何进行？这是今天的历史命题，也是执政党的新一轮大考。在2020年5月18日开幕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中国宣布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到2022年5月，中国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2亿剂疫苗，并将继续向非洲国家、东盟国家分别援助6亿剂、1.5亿剂疫苗。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及其发展，是决定今后新的全球史的关键。

　　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时代背景、立足“延安道路”的特殊历史时刻。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初心”，则是上述一切问题的基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表现为对平等与最广泛的人民参与政治制度的曲折锻造过程；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还需要证明：只有中国才能够救社会主义——从欧洲出发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道成肉身”，需要在今天危机四伏的世界地缘政治冲突中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道路并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困境的人类发展之路，挑战、危机与希望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