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越来越胶着，双方牺牲越来越大。
11月6日，一个特殊的人物，著名大司祭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夫“在乌克兰执行牧灵职责时”牺牲。
他曾10月份在斯帕斯（救世主）电视频道现场直播时表达过一个争议性观点：如果俄罗斯妇女有更多的孩子，她们会更容易将儿子送上战场。
为什么说瓦西里耶夫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呢？
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一世（宗教界一把手）对瓦西里耶夫的个人评价：“他有坚定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且随时随地愿意聆听会众诉说自己的疾苦。”
基里尔一世对瓦西里耶夫的职位评价：“哈伊尔神父多年来在精神上为伞兵们提供安抚，他们经常亲切地称他为‘伞兵神父’”。
瓦西里耶夫是伊利亚·穆罗梅茨教堂（莫斯科州弗拉西哈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的驻军教堂）的大祭司。他曾经随俄军参加过波斯尼亚、阿布哈兹、北高加索、叙利亚等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他跟随近卫空降第76师在赫尔松前线服役，于11月6日战死。
瓦西里耶夫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是一位随军牧师，承担着苏联红军时代的“政委”角色。
苏联解体的关键标志之一，就是红军政委被随军牧师取代。
1 曾经的政委
众所周知，苏联之所以强悍，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苏联红军强悍。
苏联红军强悍的根源在于红军的政委和指导员强悍。
苏俄革命之初，有大量的红军将士来自于投诚的白军。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共产主义信仰。为了增强战斗力、保证党对军队的控制，苏共搞了政委制度。
政委大致有几个特点：
其一、自身思想坚定，任何情况下都不抛弃信仰。所以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德军非常痛恨苏军政委，基本上抓住就杀掉。
其次，综合素质过硬，可以鼓舞士气，同时还要善于做思想工作，帮助一般战士克服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打造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业务能力超强，逆境时敢于身先士卒，关键时刻敢于带头冲锋。这也是二战中苏军政委和指导员牺牲率极高的原因。
正是基于政委的这些特点，苏联红军爆发出强悍的战斗力，而且在关键战斗中可以承受比对手更大的牺牲。
这就是苏联承受了二战中最大的牺牲、但最终却成为超级大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仅在战斗中，苏军政委在其他关键事件中的关键时刻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比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时，第一波自杀式救援过程中，苏军的工程兵司令塔拉克诺夫第一个冲上屋顶，铲走核废料。
塔拉克诺夫下了那句著名的指令：“我和政委先上，然后是党员、共青团员，其他同志后面跟着”。这个指令充分体现出了苏联红军政委的特色。
苏联解体之后，红军政委系统也跟着烟消云散。
但是军队作战，安抚士兵和思想动员这些事情总需要有人来做，于是俄军就重建了随军牧师这样一个体系。
之所以说重建，是因为随军牧师并非俄军独创，而是源自于沙俄时代。
2 随军牧师
既然红军政委体系如此强悍，那么随军牧师表现如何呢？
提起牧师，大家可能会想到这样的画面，身穿宽大的袍子捧着圣经讲道、或手拿十字架听信徒忏悔、或端着圣水帮信徒洗礼。
随军牧师除了这些基本功能之外，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新功能：
1、征兵动员
因为教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下沉到老百姓的生活中。所以牧师进行征兵动员，比较有效果。苏联时代的征兵动员都是靠基层党组织。
2、战场组织动员
战争涉及到生死，士兵上战场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宗教恰好能提供生死关怀，帮士兵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告诉大家会受到上帝保佑。苏联红军的政委在作战动时会说，为了国家、人民和共产主义而战。
3、给武器“洒净”
具体操作就是随军牧师一手持圣杯，一手用大礼刷播撒圣水，或是举着十字架，口中振振有词地念着经文。这个行为有点像儒家文化圈的“开光”。
经过“洒净”的飞机、坦克、枪械等等，就意味着被上帝和各路神仙“保佑”了，聚集好了“神力”。
根据报道，俄军官兵们普遍认为：“经过开光的军备，无论战机还是装甲武器，大到导弹小到步枪，性能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大家可能很纳闷，既然俄军的武器都被牧师“开光”过，为啥在乌克兰打得不怎么样呢？
答案很简单：这种给武器“开光”的仪式，并非俄军独有，而是整个基督文化圈都流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波兰、捷克、乌克兰等国都有随军牧师机构，武器都被开过光。
大家都受到神灵的保护等于没有保护。
4、战斗
一般来说，随军牧师本质上也是军人。尤其是俄军牧师，基本上都可以捧得起经书、扛得起枪，属于多功能人才。
但是根据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公约》，军队神职人员不被视为战斗人员，即使在被俘的情况下，其地位仍保持不变，有权继续在战俘中从事神职工作。
这个法律体系把随军牧师变成了温室的花朵。瓦西里耶夫这个级别的牧师能在战争中牺牲，一方面体现了俄军打得确实比较辛苦，另一方面也说明俄罗斯的牧师比较彪悍。
苏联红军的政委们，则是战斗在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经历最严峻的考验。从战斗本身来说，随军牧师远不是苏联红军政委们的对手。
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今俄军和苏联红军的差距，就是随军牧师和红军政委的差距。
3 历史抉择
用随军牧师制度代替政委，也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
毕竟苏联都不要了，红军政委制度也不可能再保留。对东斯拉夫军队来说，抛弃政委制度只有随军牧师一种选择。因为东正教对俄罗斯影响太深了。
从公元10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东斯拉夫人皈依之后，东正教就长时间、全方位、无死角地统治着东斯拉夫人的精神世界。
随着沙俄帝国版图的扩大，东正教的牧师也跟着沙俄军队扩张。但沙俄时代，随军牧师更像一个传统，而非一种制度，他们并不占用军队的编制。
牧师和军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比方说沙俄和奥斯曼的数百年战争，也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战争的延续。所以大家看下面这幅名叫《保卫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反映俄土战争的油画，随军牧师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直到1914年，也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俄的随军牧师们被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唤到一起，召开“第一届随军牧师大会”。
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俄军专门颁布了条例：
1、赋予随军牧师正式的军人身份；
2、规定随军牧师们除了传统的战争动员、武器开光、祈福祷告外；
3、必要时还得对敌人进行“物理超度”，就是抄家伙上战场消灭敌人的肉体。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帝国解体了，沙皇全家被灭门。
新生的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无神论成为主流价值观。苏联红军用更为强悍的政委制度代替了随军牧师。
苏联早期的宗教政策非常严格，禁止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公开活动。大批宗教场所被关闭改造成了学校和青少年宫、工人俱乐部等等。但东正教已经传承了千年，在民间根基深厚，绝非一时片刻能根除的。
斯大林曾下决心要彻底消灭宗教，打造一个“无神的苏联”。但是德国的入侵打乱了这个计划。战争初期德军势如破竹，苏联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抗德军。
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东正教迅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抓住机会宣称和“无神论”的苏联政府同气连枝，把“有神论”的德国宣布为“上帝的敌人”；呼吁全境信教群众和神职人员们积极参军参战，奋起抵抗德国侵略者。
所以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军民中流传着不少带有迷信色彩的“爱国神话”，比如长达900多天的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就曾经盛行一个“圣母救国说”。
正是这些举动让东正教在苏联死灰复燃。时间到了1943年9月8日，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召开，意味着传承千年的东正教在无神论的苏维埃政府重新找到一席之地。
战后斯大林曾经一度重新加强对宗教的控制，但也并没想将其抹去。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为笼络民心，又开始放宽对宗教的限制。
等到赫鲁晓夫改革时，东正教再次“春风吹又生”，重新遍地开花。
苏联解体，红军政委体系被东斯拉夫人抛弃，俄罗斯政府直接把东正教定义为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重新被封为东正教殉道者，并且出现在了圣像上。
俄罗斯完全忘记了苏联么？也不是。
4 无奈的摇摆
俄军恢复随军牧师制度源自于第一次车臣战争。
当时俄军很拉跨，信奉穆斯林的车臣人打得狠勇猛。俄军中有位名叫罗季奥诺夫的士兵在被车臣叛军俘虏后，经受住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但始终拒绝皈依伊斯兰教，不愿摘除十字架和改变东正教信仰，最后惨烈牺牲，成为第一个被封为“东正教殉道者”的现代俄军。
俄军从罗季奥诺夫身上看到宗教的力量，于是和东正教会签署联合声明，军队全面对教会开放。
2009年7月2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08年-2012年）主持并通过了设立随军牧师的相关决议，俄军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随军牧师制度。
换句话说，梅德韦杰夫让俄军恢复了随军牧师制度，但是俄军并没有恢复苏联红军的战斗力。
而普京对苏联有着另一种情节。
普京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灾难”，有着特殊的内涵。
普京一期时代，曾经尝试在俄军中恢复苏军政委制度（2002年），最终因多种原因而作罢。普京再次当选之后，俄军建设了随军牧师总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教堂，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国家武装力量为核心的东正教教堂。
但是这座象征东正教在俄军地位的教堂，却处处透着苏联红军的痕迹。
1、它是2020年为苏联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献礼。
2、教堂主圆顶的鼓直径为19.45米，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945年；钟楼高75米，代表了教堂奉献之年（1945年至2020年之间的75年）；小穹顶的高度为14.18米，反映了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个昼夜。
3、教堂的墙壁装饰描绘了红军击败纳粹的场景、主要将领墙、爱国者长廊、莫斯科保卫战防空场景等等，一系列苏联红军的事迹。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普京希望俄军能像苏联红军那般强悍。
然而这次乌克兰战争表明，现代俄军和苏联红军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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