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与俄国革命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夺取政权前的革命斗争阶段和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在俄国，这两个阶段的界标就是1917年10月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在夺取政权前的革命斗争阶段，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的特点是，教育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民主。充分地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争取出版自由，要用无产阶级的报刊对抗资产阶级的报刊，用革命的宣传打破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宣传，教育工农群众，组织阶级力量，为夺取政权做好舆论准备。

　　列宁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如下：“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去争取尽量多的政治自由。因此，争取出版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是党的最低纲领所规定的政治目标之一。

　　为了切实保障并扩大揭露旧世界、宣传新世界的阵地和“讲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发行公开的出版物”。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党的秘密报刊。要立足于秘密报刊，争取公开报刊，争取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

　　列宁曾多次讲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争取出版自由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利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向资产阶级争自由，争权利，这是一个使资产阶级难堪而又无法改变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虽然可以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但他们人少力单，不足以战胜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因此，不得不动员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他们冲锋陷阵，以此火中取栗。对无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平等、自由的果实。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思想武器，他们懂得了平等权利对人生的意义，懂得了出版自由在革命中的强大威力。因此，当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当无产阶级开始成长为“自为的阶级”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开始形成，因而能够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如列宁所形象地比喻的那样“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即“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已为许多国家的革命斗争实践所证实。

　　列宁非常强调争取出版自由的必要性。他在革命初期就指出：“俄国正像人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政治自由。没有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俄国就不能生存和发展，首先和特别需要这些自由的就是无产阶级”。在专制统治的沙皇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民主和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报刊，谋求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势在必行的革命需要。因为只有争得了出版自由（尽管是有限的暂时的），才能够出版报刊书籍，才能获得宣传马克思主义、同现存制度作斗争的讲坛和武器。正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教导说：“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同党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其它口号一样，列宁总是把争取出版自由同夺取政权的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再三告诫全党，要重视占领舆论阵地。他多次指出：“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不能实现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上不满和进行反抗的分子集合起来，用他们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强调争取出版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还通过办报实践，证明争取出版自由对革命的重大影响。1900年12月，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火星报》，是列宁争取出版权利的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正是《火星报》作为革命的“鼓风机”，鼓动了俄国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星星之火，燃成焚烧沙皇专制宝座的熊熊烈焰。正是《火星报》，不仅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卓越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组织者。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不仅可以利用，而且无产阶级要争取出版言论自由权利，除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之外，别无它途。他说：“除了资产所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进步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但它“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上，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就表现在它打破了封建制度下的独裁专制，打破了帝王君主的“一言堂”。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第一次从形式上公开承认一切社会成员的政治平等权利，在宪法上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其虚伪性就表现在它仅仅规定了法律上的这种无差别的形式平等。然而，也正是这种平等形式，为无产阶级争取自由权利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法律依据。

　　无产阶级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得到有限的出版自由。

　　一，当资产阶级政府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革命洪流动摇其统治地位之时，在强大的民主舆论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实行暂时的让步，取消书报检查，甚至允许无产阶级报刊公开出版。

　　这种时机的出现，往往历时很短。因为反动势力总是利用获得的暂时喘息时间，调整步伐，聚集力量，然后在一个早上向无产阶级反扑过来，将革命报刊及其组织力量扼杀在血泊中。

　　二，当资产阶级政府渡过危机，取得了相对稳固的阶级统治之后，也会拿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残羹剩饭”给无产阶级，允许工人报刊出版发行。因为这样做既可以装潢民主门面，敷衍社会舆论，又可以缓和阶级矛盾，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总之，出版自由这一政治权利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直接关联在一起。资产阶级政府什么时期，把出版自由放宽到何种程度，完全要看对其对阶级统治是否有利，但不论如何，总是为无产阶级报刊的出版，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和环境。

　　再看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已经为无产阶级报刊的出版提供了成熟的条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和壮大，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和职业工会的建立……这一切，使得工人政党不仅有了创办报刊的队伍和人才，而且，资金汇集在政治组织和工会的手中，也为创办报刊提供了财政支持。

　　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谈到了工人队伍的发展对创办报刊的有利影响。他说，青年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断地投身于革命队伍，这就加强了写作、组织和发行的力量。从而，为办好党的机关报准备了基本的人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党的地方组织，也足以“保证报纸经常收到各地的通讯和材料”，“收到关于运动的各方面的消息”。至于出版报刊必不可少的资金，则可通过收交的党费，募捐的支持金，更主要的、也是最可靠的来源是工人群众的自愿地、经常地捐款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

　　列宁不仅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方向，而且还总结了把公开报刊与秘密报刊相结合的正确的斗争策略。

　　列宁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国内没有公开出版无产阶级报刊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秘密报刊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基本的舆论阵地。他提出，秘密报刊有以下几大优点：一，它可以本着严正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办报，毫不隐晦地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二，它“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而不必采用“伊索寓言式的笔调”。三，它不需要特殊的印刷手段，不讲究强烈的时效性。因此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持续地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四，秘密报刊及其出版发行的秘密组织，因完全处于地下状态而不易被敌人破坏。所以，它的组织网能够伸展到全国各地，并能够机动、灵活、有效地宣传群众，打击敌人。

　　总之，秘密报刊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时期行使言论出版权利的最可靠的讲坛。因为只有秘密报刊才能真正表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呼声、要求和政治意愿。当然，仅有秘密报刊是不够的。列宁指出，如果能够出版公开报刊，就决不放过这种机会。

　　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阶级能够公开出版报刊，这就从法律的名义上增强了本阶级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地位，从而在更多的读者阶层中扩大了引导社会舆论的范围。同时，和秘密报刊相比较，无产阶级公开出版发行目己的报刊，就增加了报刊的销售额，使出版报刊的资金来源得到相对稳定的保障。

　　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经济上扩大了无产阶级活动自由的范围。历史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比如，俄国1905年的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都曾迫使反动政府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许工人报刊的公开发行。每当这种形势出现，列宁总是高兴地欢迎它的到来。他教导无产阶级政党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反动政府的暂时妥协和让步，尽可能地出版公开报刊，展开“合法”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列宁也注意提醒无产阶级，不要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要为反动政府的虚伪诺言和一纸空文而上当受骗。因为反动政府能够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对无产阶级的公开报刊突然进行袭击，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予以封闭查禁，甚至对报刊活动家施以野蛮的迫害和残杀。几天的自由可以迅速地转变为几个月的枪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布尔什维克公开报刊的打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七月事变”中对《真理报》的迫害，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党内，当有人醉心于革命发展时期的合法报刊时，列宁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他要全党在“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立即竭尽全力巩固秘密的党和创办一个可靠的基金很充实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刊物。”

　　列宁积极地参加创办党的秘密报刊和公开报刊的革命实践。在十月革命前的不同历史时期，列宁和几十种以各种身份出现的无产阶级报刊密切联系，或亲自创办、编辑，或从政治思想上给予具体指导，或写文章给予大力支持。列宁为我们做出了把公开报刊与秘密报刊巧妙结合起来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

　　在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具有如下特点：由于报纸、电台等新闻出版工具，是两个阶级进行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重要舆论阵地，是阶级、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因此，列宁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教育无产阶级如何消灭旧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新闻出版事业；如何剥夺一小撮资本家和富人的出版自由，而保证广大的工农劳动者享受到真正的出版自由。

　　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两个阶级的生死博斗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成功地制订了无产阶级的出版政策，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闻出版秩序。

　　这一阶段，列宁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还在实践中，全面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许多文章、演说和指令中。这里，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列宁在三个最有权威性的文献中的教导：

　　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亲自参与制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宪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第14条写道：“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发表意见的自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取消资本对出版物的控制，把出版报纸、书籍和一切其他印刷品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设备和物质交给工人阶级和贫农支配，并保证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传播。”

　　1919年，列宁在提交党的“八大”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又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他写道，“无产阶级或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实际上首先和主要地赋予居民中那些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集会场所，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把它交给劳动者及其组织完全支配。”

　　同年，列宁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的出版自由“首先必须使资本没有雇用作家、收买出版机关和批纸的可能性……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或劳动者大大小小的团体）享有并实现其使用公有印刷机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用不着再引用更多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三个文件的论述中，将列宁这一阶段的思想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无产阶级时的出版自由是以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为前提的。苏维埃政权要毫不留情地限制与剥夺反革命资产阶级及其残余的出版自由权利。

　　列宁对待资产阶级报刊的原则立场，在十月革命前就确定了。1917年“七月事变”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搜捕和迫害无产阶级的领袖，还残酷地杀害了上街出卖《真理小报》的工人沃依诺夫。列宁在当时就教育工人阶级，要牢记资产阶级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报刊的。他说：“要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方法，以便在时机成热时也能用来对付资产阶级”。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立场。他说：“我们从前就说过，我们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取缔资产阶级报纸的工作上。这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争取生存的具体历史条件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反革命报刊成了资产阶级复辟反攻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无产阶级要保卫革命政权，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必须消灭对红色政权的造谣污蔑、破坏捣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报刊。就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反革命报刊就登载了已经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所谓“宣言”，登载了反动将军杜赫宁的反革命呼吁书。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封闭资产阶级报刊，不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犯罪，就是自杀。

　　武装起义一开始，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封闭了几家最重要的反革命报刊。起义的第三天，又发布了由列宁签署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出版法令》。《出版法令》指出：“资产阶级报纸是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武器之一。特别是在新政权即工农政权刚刚巩固起来的生死关头，不能将这个武器整个地留在敌人手中，因为在这个时刻它不比炸弹和机关枪的危险性更少。”《出版法令》规定，下列报刊应予封闭：“一，煽动公开反抗工农政府，或不服从工农政府；二、公然诽谤，歪曲事实，以扰乱治安者；三、煽动犯罪行为，即抵触刑法的行为者。”在此之后，人民委员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还决定在革命法庭下设立“革命出版法庭”，专门负责审查和处理有关资产阶级反革命报刊的有关案件。人民委员会在关于成立“革命出版法庭”的命令中，授权“革命出版法庭”执行罚款、封闭和没收资产阶级报刊等八项职责。苏维埃政府依照法律，先后封闭了一批又一批反革命资产阶级报刊，直至1918年8月将它们全部消灭。列宁的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报刊的反革命气焰，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二、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摆脱了资本的奴役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工农劳动者的出版自由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苏维埃政权在消灭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也致力于创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报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不依赖于百万富翁，不受资本权力的束缚和奴役，并且全力同资本作斗争的新型报刊。它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最根本的不同点就在于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列宁每当谈到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时，总是强调苏维埃政府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从形式上宣布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是从实际上首先地和主要地把印刷所和纸张“交给劳动者及其组织完全支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称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立即接管了国家银行。其后，又将所有私人银行收归国有。1917年底，苏维埃政府开始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把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全都收归国有。同时，从武装起义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顿地打击资产阶级报刊，直接地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把纸张、印刷机和厂房用来发展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比如，苏维埃政府在初期就用《新时报》印刷所来印刷《真理报》，用《言论报》和《每日新闻》的印刷所印刷的《士兵真理报》和《乡村贫民报》。并且，还将《俄罗斯自由报》的印刷所和储存的纸张全部征用，移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当时，任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就曾签署过这样的文告：“人民委员会授权海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收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经纪人》或其他）印刷所，以供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之用。”俄国的无产阶级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工农劳动者第一次有权支配“出版报纸书籍和一切其他印刷品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设备和物质”，工农劳动者的出版自由得到了最可靠的物质保障。

　　三、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工农劳动者的自由，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政治自由权利。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反复教导说：“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争取居民中越来越广泛的劳动群众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列宁领导着俄国共产党，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为实现工农劳动者的出版自由而奋斗。

　　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证实，列宁在占领冬宫后的第一个夜晚，便同他谈到广泛发行书籍的必要性以及有关版社的事情。1917年12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国家出版社的决议。决议建议立即着手对广大群众的出版工作，并强调以优待的价格向人民提供“大众版”的书籍。新闻事业同样得到了迅速发展。当红色政权巩固之后，在工人中，在农民中，在红军部队中，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报纸相继复刊和创刊。仅到1918年，国家除建立了人民自己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以外，在全国还办起40家省报和20家都市日报。苏维埃政府还免费给这些报纸分发电讯新闻，尽可能也经常提供大笔经费和贷款。这些舆论工具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就可以利用它，行使自由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们或写文章发表政见，或投书报社反映自己的疾苦和呼声，或者通过遍布各行各业的通讯员——“无产阶级舆论的表达者和传播者”来转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工人报刊成了“工人的讲坛”，农民报刊成了代表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利益的喉舌。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国家的宪法和各项法律，都是在广泛听取党内党外群众的意见之后才制定出来的。在这方面，报纸和刊物等新闻工具作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精神导线”，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比如，20年代初，苏维埃政府在制订“马车税法令”和“土地法令”的时候，《贫农报》上所发表的农民信件起了很大的作用。1922年，全俄土地代表大会决议中的许多条款，都是由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贫农报》上进行了连续3个月的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工农劳动者的呼声，人民群众的政见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国家的政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真正的出版自由，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出版自由，它比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高出千百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