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有关资料,大概在67年到77年这十年期间,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让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农村锻炼,当时的背景是,人口建国后出生率较高,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城市提供不了相应的充足的就业岗位,同时,知识分子和基层劳动脱节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鼓励大批青年学生,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防止思想蜕化,也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商品粮供应压力。
在67年到77年这十年间,根据统计年鉴,累计约980万青年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次活动。但后来取消上山下乡活动后,绝大多数人都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的城市,也恢复了原来的待遇。但这十年间,这近一千万上山下乡的青年,在以后的社会思潮中反响极大,特别是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大量反思那次活动的文学,被人称之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本质大多是有过亲身经历的文学青年写就的,有真实的生活记录,当然也有文学艺术需要而加工的虚拟。
伤痕文学整个的基调,基本是对那个年代那个活动的反思和否定:多数写得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但实事求是地讲,在新中国建国后不长的时间内,乡村落后是必然的,城市相对于乡村而言,各方面都是较好的,那是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相比现在差别更显著;但从没有人想,或者很少有人想,那是建国才多久,那时的农村人口基数何其大,为什么那么多农村人口没觉得苦,而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就感觉那么遭罪呢?那么反感那场活动呢?农民苦就应该,知识青年苦一阵就是社会的罪?从这个角度而言,伤痕文学的本质就是自身优越的体现,而不能受一点点艰苦。
对比上山下乡的1000万知识青年,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起源于九十年初的下岗失业,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93年到2001年,国内下岗人数达到3000万之多,当然也有其他数据说是4000万或5000万的,咱就以权威的3000万计,当时下岗的工人是当年上山下乡青年的三倍之多。要知道,当时上山下乡的青年只是家庭中的一员,不是经济来源的主要成员,而后来下岗失业的工人,她们可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山下乡的青年不会对家庭经济收入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而下岗失业的工人对家庭经济收入影响是严重的,有的基本断了经济来源。
上山下乡,有伤痕文学为她们鸣不平;而下岗失业的数千万工人,在其后的数年内,几乎没有任何反响,更不用说有文学作品或社会报告等予以反映,更谈不上反思。反而是更多的得到肯定和赞扬,春晚黄宏小品中的一句话“我不下岗谁下岗”,宣扬的是工人的自觉思想水平,社会层面肯定的是敢于改革,敢于打破铁饭碗,都是正面的宣扬。而没有人,没有文学作品反映那个阶段工人的失落状况。
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后来下岗失业的一部分人中,也曾经历之前的上山下乡活动。不知道是认可伤痕文学反映的上山下乡的艰苦,还是认可后来失业下岗的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