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苏联哲学纪事》（四）1956

　　1—2月。

　　2月14—25日。苏共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做了总结报告。

　　赫鲁晓夫在谈到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政策时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认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

　　赫鲁晓夫在谈到“关于所谓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时说，有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制定的：一、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二、不愿意战争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的不好的，从而不能迫使帝国主义放弃战争。那个时机，上述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有了这个阵营的存在，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了一只巨大的力量，因此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赫鲁晓夫在谈到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说，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前景。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和内战联系在一起。说我国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的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及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还大谈其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他还就所谓个人迷信问题，做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大会就他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总结报告还说，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说现在经济学问题提到了理论和宣传工作的首位。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的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指名的批评莫洛托夫1955年2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草拟苏共新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在二十一大以前预先公布党纲草案供讨论（按1952年苏共十九大时就曾通过修改党纲的决议，规定要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基本原理作为修改党纲的指针。而是二十大决议则说要根据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草拟新党纲。

　　2月16日。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说，应当终止思想工作脱离实际生活的有害现象。讲到哲学时，他说：哲学方面也存在着思想理论脱离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迫切任务，脱离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的现象，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脱离实际，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这种书呆子习气的坏毛病的实质不单纯在于染上这种毛病病的人所做的引证是否恰当，而在于他们认为真理的最高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人士对某一问题的言论。个人迷信大大促进了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的传播。目前同教条主义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了，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着的时代，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是再迫切不过的任务了。

　　2月25日。苏共二十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结果是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被清理了47%。

　　哲学界在十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二十大再次当选的有：米丁，尤金，鲁米扬采夫。落选的有契斯诺科夫。契斯诺科夫和尤金曾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二十大上则落选。

　　候补委员中，十九大当选的亚历山大洛夫，二十大上落选。康斯坦丁诺夫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被选为这届代表大会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费多谢耶夫在《共产党人》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论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的文章，说20大作出了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现代形势的光辉典范，用关于现时代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原理，丰富了马列主义。费多谢耶夫极力强调哲学要为政治服务，说不能把哲学简单归结为当前的政策，不能以述评今天的事件来代替哲学的问题的研究。但是使哲学脱离政治把哲学变为抽象的思维理论，使它同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实际斗争隔绝开来的任何企图，都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不相容的。他还说，在当前世界上两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存在，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成为生命攸关的重要问题了。他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大肆宣扬和平共处以后，有个别工作人员得出了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似乎辩证唯物主义能够和实证主义哲学的种种变种调和，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和。

　　这一期还发表了题为《在列宁的旗帜下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社论。社论说，当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脱离生活，脱离共产主义建设的宣传。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机关和干部的活动受到苏共20次代表大会的批评。社会科学严重的落后了，个人迷信大大的阻碍了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种个人迷信使思想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对自身力量，对推动理论前进的能力完全失掉信心，并且使他们认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丰富这种理论是特殊人物的天职，理论战线同我们的宣传一样，在这种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当前的迫切任务，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这种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在科学工作人员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沾染书呆子习气的人不是通过对新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对生动现实的分析来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理论，而是搬用那些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已经丧失意义的引文和原理。他们认为如果有一点点脱离引文的地方，那就是修改马克思主义原理。

　　2月。《哲学问题》（本年共出第6期）第1期发表了两篇宣扬国际分工论的文章，作者说除苏联以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建设一套自给自足的经济。

　　库拉科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际协作的发展也有巨大的意义。现在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在建立新的工业，这些国家是通过苏联以及相互之间的最大限度的分工和协作来发展工业的，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来建设一套自给自足的经济，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的胜利，要以国际协作的发展的成就来衡量。

　　索波列夫在《论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一文中也说：既然每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的，既然它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的轨道中来建设新生活的，那么对他说来，也就没有必要去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的一切部门。

　　同期还发表了德波林院士的一篇文章《古代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3—4月。

　　4月。《共产党人》第5期发表题为《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的社论。说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将随我们成就的扩大而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断，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而党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苏联形成了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这一理论才是正确的反映了实际情况。社论说，斯大林的上述论断，没有考虑到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转向了国际舞台。

　　《哲学问题》第2期发表社论《苏共20大的意识形态的工作的问题》。社论说，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说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一切劳动人民利用议会作为人民意志的工具，就能实现基本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社论说，代表大会上严厉的批评了经济，政治，哲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落后情况。提出要认真的弄清个人迷信在哲学领域内的具体表现以及其产生的后果。说在哲学史方面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常常被那种把复杂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套进某个权威的公式的倾向所代替，例如，把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学说说成是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贵族式的反动。但是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的真正实质是不能归结为斯大林提出的这个论点的。

　　社论还说，代表大会提出要出版通俗的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书籍，因此，在短期内出版高质量的哲学教科书是哲学家们的神圣职责。

　　同期发表克伦罗德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矛盾问题》一文。文章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意味着生产资料完全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这一情况下，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内部的矛盾，正象物质世界一切客体所固有的矛盾一样，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即适合历史特定的生产发展水平，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而同时也是特殊的经济矛盾及非对抗性矛盾的历史根源。文章不同意斯捷潘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的观点，认为基本矛盾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来的，这当说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情况就根本不同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产生那种决定着其他一切矛盾的运动并通过其他方面而表现出来的矛盾，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主要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通过生产关系和整个体系的革命爆发，而这种矛盾原来是生产关系内部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哲学问题》第2期在《哲学札记和来信》一栏发表5篇文章。

　　巴克拉杰在《反对非科学的和非善意的批评》一文中，就《哲学问题》1955年第2，3期发表的罗森塔尔的和该编刊编辑的文章中，对他的《逻辑学》一书的批评，提出反驳。巴克拉捷在文章中说，我们拥有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在研究哲学问题上却仍然很落后，应当严肃思考这种落后的原因。他说，原因有两个，一是哲学知识水平低，二是害怕非善意和非友好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往往会给对方扣上唯心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帽子。他说，当人们可以什么都不写或只写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反而生活更平静的时候，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写了文章给这些批评家去批评呢？

　　坎达科夫在《论形式逻辑》一文中反对该刊编辑部文章批评他否认辩证逻辑。

　　该刊编辑部以《不要坚持和加深错误，而要克服错误》为题发表文章，再次对巴克拉捷和坎达科夫进行批评，说他们在来信中声称他们并不否定辩证逻辑，而在自己的书中承认它。这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他们看不到辨证逻辑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因为他们把所有逻辑问题归结为形式逻辑。文章还说，要对任何贬低或轻视辩证逻辑研究工作的意义的企图给以坚决的回击。

　　罗森塔尔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对巴斯卡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对他的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一书的批评，提出激烈的反批评。他说巴斯卡科夫指责他脱离俄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来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这是“臆造”。

　　5—6月

　　5月7—8日。苏联科学院召开科学家积极分子会议，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会上做了题为《从苏共二十大决议看苏联科学院的任务》的报告。他说，社会科学各个部门工作中的缺点要比成绩多得多，在个人方面的传播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罪过不比文艺工作者少，斯大林的每一个言论都被吹捧为最后真理的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峰，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著作被放在次要地位并实质上被贬低了。

　　《哲学问题》第3期发表了题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社论。社论说许多社会科学家工作中的基本缺点就是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脱离社会现实，他们没有充分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人民群众和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创造性作用，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两个体系和平竞赛的原则和形式，以及其他一切迫切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许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教条主义的研究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把这本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是和生产力的性质的公式绝对化，把这一公式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割裂开来，结果便否认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存在矛盾。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之后，某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向前跑得太远，无中生有的癔造出了各种成熟的矛盾，过早的谈论了必须合并两种所有制形式等等。这些错误妨碍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研究。社论要求哲学家大胆的揭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阴暗面，并说：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研究工作中的落后现象是同个人迷信的影响是有关的。

　　文章说，在科学工作和思想工作中，广泛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备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备理论等教条所带来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例如斯大林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的尖锐化的公式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中溢出消灭上层建筑的公式。文章说，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的精锐化，这似乎是列宁所教导的，然而列宁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公式。针对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列宁曾教导说，剥削阶级就是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也不会放下武器，相反的，他们将会以十倍的力量投入战斗，以图恢复被剥夺了的天堂。但是，只有在剥削者彻尚未彻底被粉碎，他们的反抗尚未被劳动群众镇压的情况下才是如此。当社会主义整个国民经济中，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以后，当社会主义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巩固统一建立起来以后，就不可能再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了。而斯大林不过这一情况，他在1937年苏共中央2—3月全会上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的尖锐化的攻势。这一公式被当作了党，国家和惩罚机关的方针，被用来替非法的镇压找理论根据作辩护，做掩护。在谈到斯大林最后的一个公式时，文章说，关于消灭上层建筑这一公式引起了许多繁琐的争论，精神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哪些现象可以列为上层建筑，因而在革命时期加以消灭，哪些现象又不能包括在上层建筑中，因而不能随同旧基础一起被消灭。这一公式对待过去精神文化的有害的虚无主义倾向又复活了，并产生了对待资产阶级现代文化，这一文化代表者和创造者以及对资产阶级知识界各阶层的宗派主义态度。这一公式使大家产生许多根本错误的观念。仿佛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这一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全部要求也将完全消灭，仿佛上层建筑的发展中是没有任何继承性的。这种简单化的解释上层建筑现象的公式，正在排斥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变革更确切，更灵活的辩证公式，因此必须摒弃消灭旧的上层建筑的公式，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公式上来。这一公式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革命变革，上层建筑在革命时期也要发生或快或慢的变革（这一公式强调对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革命改造）（这与上层建筑在一定社会形态范围内逐渐发生变化不同）的同时，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及其某些要素发展中的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

　　5月。《共产党人》第7期发表罗森塔尔的《论历史和逻辑的范畴》一文。

　　文章说，为了反对科学中的教条主义和停滞现象，就必须指正确解决逻辑和历史的两个范畴的相互关系问题。苏共二十大在提出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些原则问题时，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如果根据帝国主义会引起战争这一条一般的原则，就是以纯粹逻辑的方法得出结论说，现代不可能防止战争的，那是错误的。所以错误，是因为没有估计到新的历史条件，而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由于估计到了发生的了变化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历史条件而得出的。

　　文章说，苏联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既要反对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归结为记载历史的经验主义，要反对轻视概括具体事实的必要性和抽象逻辑化。

　　6月28—30日。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苏哲学研究工作协调会议。哲学研究所所长费多谢耶夫做了题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克服哲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的报告。报告说，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应该从苏共二十大决议中作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必须为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反对脱离生活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集中力量来创造性的，独立的探讨社会科学的迫切问题。

　　报告说，教条主义以及社会科学脱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同个人迷信有关。显然，由一个人垄断哲学问题的解决权，不可能不对哲学思想的状况产生不良影响。在哲学领域中，个人迷信特别表现于大部分著作都是些普及性的和注释性的著作。在哲学领域中，我们面临着彻底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的重大任务。

　　报告说，辩证唯物主义领域所犯的错误之所以能够产生，正是因为哲学家们对列宁的哲学遗产研究和探讨的不够。我们使辩证法贫乏化，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加入不少错误的解释。这些错误解释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辩证法的一切规律。例如否定对立面的统一，错误的解释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研究辩证法的范畴，取消辩证法的逻辑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规律的表达有毛病（一定要适合，完全适合的说法都不对），有关全部旧的上层建筑随着旧的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错误论断。

　　报告说，在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编写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科书，已经委托一些科学工作者去编写这一教科书。必须全力以赴，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好并出版这本教科书，而以后再版时必须使它更趋完善。

　　在会上，讨论了《苏联各民族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论纲》一书。讨论最热烈的是哲学史对象问题。查洛扬发言说，《论纲》的作者们所根据的哲学史对象的定义（日丹诺夫的公式）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定义把哲学史归结为唯心主义，从而从哲学史中删除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但是如果不通晓唯心主义的历史，就不会有完整的哲学史，也不会对唯物主义史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哲学史不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派别跟着另一个派别上升的过程，一个派别吸取另一个派别所取得的结果而丰富的过程。他提议，把哲学史对象规定为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萌芽，发生和发展的科学。他说这反映哲学思想一切派别的公式。

　　（宣平说：理论上的确如此，但是如果这么写，那哲学史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会上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费多谢耶夫指责说，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说我们违反了哲学家和自然科学联盟的指示，甚至在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发生了某些争执。

　　在讨论费多谢耶夫的报告时，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奥美里杨诺夫斯基说，许多哲学家显然落后于现代科学的成就，他们的哲学不能使自然科学家满意。因此，使得一些自然科学家对哲学产生虚无主义的情绪。自然科学杂志已几乎不再刊载自己这一门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文章。最近几年来，有关自然科学问题的书籍都避而不谈现在科学中的哲学方面的困难问题，这就造成了这么一种后果：一些个别的自然科学家开始提出修改辩证唯物主义者若干原理的问题，好像这些原理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有了冲突，并且能借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来代替这种企图做辩护。例如有人要消除因果规律和现代（非决定论）的物理学之间的分歧，还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荒谬的思想，好像物质可以存在于空间之外，所有这些都被说成了成了最新物理学的观点和科学的结论。他们要求哲学家必须更深入地掌握现代科学成就，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使自然科学家武装起来，同时要避免采取不正确的和非同志的态度，随便乱扣帽子等。不去深刻的研究问题，而只引用斯大林著作，哲学家对自然科学家的教训，大喊大叫，一棍子打死，所有这些都是个人迷信的结果。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单纯使用的态度是有害的，有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和论文满足于从自然科学方面用一些个别的例子，并且给予片面的解释。如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根本不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去进一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据《哲学问题》本年第4期和第6期的报道。）

　　6月30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

　　决议说，三年多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坚决克服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这个问题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中占着重要地位，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始终不渝的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完全克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个人迷信，肃清个人迷信在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和思想工作各方面的影响。并严格执行伟大的列宁所制定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而阶级斗争愈激烈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公式只是在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当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时候，当进行着争取建成社会主义基础的顽强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在1937年，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在我国取得胜利，当剥削阶级及其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的时候，这个公式竟被提到首位。在实践中，这个错误的理论公式，成了粗暴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

　　7月6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宣传贯彻这个决议。社论说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非马克思主义观念，使在宣传上，工作上的学究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某种流行。

　　7—8月。

　　7月。《共产党人》第10期发表卡马里的文章《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指责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公式，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对对抗性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的理解，使他成了一个阶级统治思想和机构的体系，这种思想观念出发，我们的著作就试图把社会思想史，艺术史和一切先进的，进步的东西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文章说，但是，在任何对抗性的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上层建筑不仅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机构的形态出现，而且以人们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的观点体系的形态出现，以表现在这些观点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态出现。

　　文章还指责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所规定的消灭旧的上层建筑的公式，并没有阐明上层建筑变革过程中，新的上层建筑代替旧的上层建筑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而这一公式会促使否认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的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的理论复活，就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自己也公正的反对了这一点。

　　8月5日。《真理报》发表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康斯坦丁诺夫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的伟大成就》一文。文章说，议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之一，工人阶级都把议会当做看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手段之一。为把议会变成真正的民主的及劳动人民的民主的机关而斗争。文章说，在一定时期，在我国，同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格格不入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广为流行。个人迷信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引起了某些破坏民主的现象。反对个人迷信，争取进一步发扬苏维埃民主的斗争，已使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获得了新的高涨。

　　8月31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出版新版列宁传的决议》。决议说，第2版列宁传中表现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影响：对列宁某些重要纲领性原理，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和决策，民主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化，阐述的不够。书中没有充分表明作为人的列宁的特点。决议要求，列宁传要求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要阐述列宁的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的思想。

　　8月3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通俗教材》的决议。

　　苏联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卡马里）等参加在阿姆斯特朗举办的第3届世界社会学会议。苏联学者为这次会议准备了12个报告，其中有费多谢耶夫的《20世纪社会变革的规律性》，卡马里的《苏联民族关系的变化》，施士金的《苏联社会的道德基础》等。（据《哲学问题》本年第5期报道）

　　9—10月。

　　9月。《共产党人》第13期发表凯德洛夫《否定的否定规律》一文。文章认为，由于对待否定的否定的规律的不正确态度而导致的一些错误。

　　文章说，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所以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在1949年到1953年）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列宁的这些原则。按：即指辩证法特征和本质的规律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任意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一切肯定东西的否定。这些错误往往带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对国外进步的哲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思想的成就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文章说，有些哲学家在工作中犯了极大的错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包括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立场来发表这些言论的自然科学家在内）不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方面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例如有人认为相对论是物理学的唯心主义产物，认为达尔文的物种形成学说是肤浅的进化主义。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了索波列夫的《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形式》一文。

　　文章说，在民主范围内通过被孤立的少数，必然要服从团结一致的多数的形式使资产阶级丧失政权。这同样是斗争，同样是阶级冲突，同样是暴力，但它是用另一种方法实现的。文章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合乎愿望还有现实地对社会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实现革命改造，而不经过武装冲突和和内战，不流血，不以公开的专政镇压资产阶级，而是采取通常的民主方法限制和排挤资产阶级。一切事变和事实表明，正是现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条件，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解决，拒绝这样做而去迎合大吹大擂的革命性词句，意味着背叛人民的事业，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在一定形式下，改良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形式，只要这些改良是以马克思主义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实行的，并且是依靠人民的广泛的群众运动的。

　　10月。《共产党人》第15期发表格列则尔曼的《社会主义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和阶级界限的消失》一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结构根本不同于过渡时期，更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也要改变。阶级斗争发展的这个规律是不能够推广到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忽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剥削阶级还存在，阶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和剥削积极已经不存在并且已经完成了社会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社会主义条件之间的根本区别。

　　文章说，社会道义上的政治上的一致，意味着：社会摆脱了阶级对抗，摆脱了各阶级间的冲突和倾轧，但这绝不是说社会上不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

　　在谈到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时，文章说，有人在解释这个问题时，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脱离唯物主义表现在把这种动力归结于社会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及归结到上层建筑制度的动力，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发展的动力。文章不同意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不是矛盾的斗争而是统一。但认为矛盾只是非对抗性矛盾，这在社会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条件下，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发生，而不是发生社会冲突和震荡。不发生在解决对抗性社会矛盾时，不可避免要采取社会革命。

　　10月16日。苏共中央作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100周年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纪念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广播，报告，演讲中，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1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指出在他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反对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分子，新康德主义者，庸俗唯物主义者等的斗争起了杰出作用。同时必须说明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他在1905年到1907年间，在第1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17年的政治上的变节。决议认为，普列汉诺夫活动的弱点是，不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举行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讨论会，讨论了列别杰夫讲师所做的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报告。

　　《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第23期发表讨论否定的否定规律的论文。伏罗别耶夫在《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内容和形式》一文中说，在战前时期我国哲学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一规律的形式方面，否定的否定主要被看成是关于前进运动的形式辩证的螺旋式的运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式运动的规律。在战后时期，大家知道那种认为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主义的残余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些哲学家常常借口说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根本没有谈到这个规律，这种论据只是表明那种由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教条主义和书呆子的习气，绝对不动摇这一规律本身的存在。但是在这个时期里，有人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否定的否定的内容（发展和继承性）的表现上，即集中在辩证的否定这个范畴上。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词典》第4版和第5版中，关于否定的否定说道：这是一个哲学概念，它表现为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只有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继承性方面。他们认为作为前进运动的形式一旦消失，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特殊规律的否定的否定也就随之消失。要恢复否定的否定规律就要克服这两种片面性。

　　11—12月。

　　11—12月。《哲学问题》第6期发表了《维护思想工作中的列宁的党性原则》的社论。

　　社论说，二十大后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舆论工作者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因素和其他缺点，学术理论的讨论更加广泛的开展了起来。有些单位正在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一系列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错误论点已开始重新予以审查。例如在哲学方面严厉的批判了早先确定了的这个教条，仿佛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顶峰，几乎把哲学科学的所有问题，所有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都解释的详尽无已了。在哲学著作中正在重新审查斯大林的一些原理和公式。

　　社论还批评了对复杂的理论问题解决的很草率，无原则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用简单的臆说顶替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并且冒充为创造性的发展。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斯大林的所有理论，连正确的理论也在内。社论说，有些批评家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企图诋毁以前的全部理论工作。对于这类倾向，对于一切思想上的动摇，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资产阶级宣传的毒害作用已经表现在一些怀疑我们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论中，这表现在一些主张在我国宣传唯心主义的言论中。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认为不允许唯心主义哲学显有自由，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似乎就根本不能顺利发展，个别思想不成熟的人根据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把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任务理解为不要党的领导。有些思想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这一方面缺少锻炼。把有区别的对待资产及哲学，社会学，法学 政治学的各种流派这一要求加以错误的理解，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取消马克思主义原则，同资产阶级思想妥协。近来某些自然科学家中间发出一种呼声说，哲学工作者不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没有辩证法也行。有人建议取消高等学校的哲学课，不容争辩，我们的一些哲学家对这类根本错误的观点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哲学家往往不是帮助自然科学家而是给他们一顿不能令人信服的批评，乱扣上哲学上的帽子，这就使自然科学家厌恶哲学，同时也不能否认我国个别科学家对哲学持虚无主义态度，也是受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的结果。应该指出，我国有些哲学家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例如，线上的可认识性，宇宙的无限性等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思想阵地。社论说，编辑部发表了纳查诺夫和格里特涅娃的文章《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中的落后问题》（发表于《哲学问题》1956年第5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篇文章包含有错误的，有害的实质上是反对党领导艺术的观点。

　　社论说，哲学家工作中的基本缺点，就是从来不愿提出大家积极关心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和共产主义建设问题。哲学家必须把注意力集聚的转到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具体问题上。另一个具有巨大原则性意义的问题是关于各个不同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和特殊道路问题，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宣布一种荒妙的说法：仿佛苏维埃社会中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他们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苏联知识分子说成是剥削者。当然，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如果对他置之不理，不揭穿它，那就错了，因为它想迷惑国外一部分不大懂得政治的劳动人民。

　　11月。《共产党人》第17期发表赫里雅比奇的《关于评价黑格尔哲学遗产问题》一文。认为在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遗产有两种相反的错误观点，一种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划等号，第二种是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的重要作用。

　　文章说，正如1947年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的，斯大林把整个黑格尔哲学评价为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思想的贵族式的反动。后来有文章传播这一公式。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给哲学笔记1947年版写的序言中，这一定义几乎被说成列宁的定义，在那篇序言中哲学笔记表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性，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贵族式的反动。

　　黑格尔文章认为，黑格尔哲学遗产中最本质的是他制定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量变转化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11月到12月。《哲学问题》第6期开辟了关于对抗性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问题讨论专栏，在这一栏里发表了诺瓦克和科瓦里林的两篇文章。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中没有说明应当怎样理解上层建筑的阶级性问题。说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同时又说上层建筑是整个社会的观点以及各种观点相适应的制度，但没有说明怎么样把这两种思想协调起来。这种不明确的说法使得评价斯大林这本著作的人得出了非常错误的结论，只说对抗性社会的上层建筑只是一个阶级的产物，它只代表统治阶级的观点，从而歪曲了上层建筑的概念。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消灭的公式引起了许多脱离实际的争论和错误的观念，好像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会因经济基础的改变而一下子消灭的干干净净。好像在上层建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的继承性。这个公式开始排斥马克思关于改变上层建筑的方法的更为灵活的和辩证的公式，文章批评哲学界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方面，往往无原则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阶段，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斯大林的全部理论学说，包括一些正确的部分也一概否定了，同时还有些批评家企如同个人迷信做斗争的旗帜下诽谤侵蚀情意时期所完成的全部理论工作，应该给此类的意图和各种各样的思想动摇以坚决的打击。这点所以应该特别强调指出，是因为最近一些国际事件引起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歇斯底里的浪潮。

　　12月。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普列汉诺夫的5卷本《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及出版社用了许多种文字出版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如《共产党人》第16期，发表了列宁致普列汉诺夫未发表过的书信和福明娜的《普列汉诺夫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一文。苏联科学院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学术会议，在会议上听取了《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德波林院士），《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美学问题》（哲学博士谢尔宾纳）等报告。莫斯科市各界也在大剧院举行纪念会，会上有米丁院士作了报告。

　　《哲学问题》第6期刊登了一组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的文章。西多罗夫在《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一文中说，列宁从来都是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活动的，即使是在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派别活动最激烈的年代里，列宁在指出俄国社会民主派领袖的普列汉诺夫的弱点的同时，仍然还对他做一个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活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奥库洛夫在《普列汉诺夫为反对马克思主义作康德主义的修正而斗争》的一文中说，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普列汉诺夫是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勇敢批评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谢尔宾纳在《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一文中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1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评论的人。

　　苏共科学院主席团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神论和宗教史的研究工作与科学院各机构参加科学无神论宣传工作的决议。

　　决议说，科学院有些机关虽然多少加强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工作，但整个说来，这一工作还是进行的很差。历史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最近成立了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部门，而人种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文物史研究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立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的小组和委员会。科学无神论丛书的出版很慢，有关无神论的科学普及论文也发表的不多，主席团决议把无神论和宗教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当做科学院各国各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必须保持和加强整个科学院作为科学无神论宣传的统一的联系中心。建议科学院各学部和各机关把有关无神论和宗教史的研究工作列入各研究所工作计划之内。

　　主席团已把无神论和宗教史的科学研究联系工作担任起来，撤销从前的科学无神论宣传组织问题联系委员会。

　　12月26日。《真理报》发表哲学博士维尼柯拉也夫，哲学副博士达尔马托夫，哲学副博士费多罗娃的文章：《为哲学同生活的紧密联系而斗争——哲学问题杂志第1956年1—6期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批评《哲学问题》杂志，没有真正的做到根据苏共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改组自己的工作。杂志的思想水平仍旧落后于目前党对理论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社会的理论方面，这种状况表现的特别明显。把《哲学杂志》今年出版的各期翻阅一下就可以知道，杂志编辑部对苏共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一些新问题还没有真正的展开研究，没有充分的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在最近几期里，甚至没有采用社论这种重要的形式提出必须改进哲学杂志的工作，克服他脱离生活的现象，提高文章的思想水平和对文章作者的要求，在杂志工作中，坚定不移的贯彻共产主义的党性原则。

　　苏共中央决定出版55卷本《列宁全集》以代替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和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出版的《列宁全集》第4版。

　　1956年，莫斯科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费多谢耶夫的《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单行本。说，人民在社会和思想政治上的一致，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本质上新的社会全新的社会状况。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的由劳动人民组成，其中没有剥削分子。剥削阶级统治的消灭的同时也是导致民族压迫的消灭。

　　1956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加入了国际哲学联合会，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奥美里扬诺夫斯基和哲学博士施士金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驻国际哲学联合会的常任代表。

　　这一年内，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机构做了改变，新设三个组，无神论组，心理学组和美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