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在苏共中共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又制造“反党集团”事件，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最后地从党和国家的一物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6月全会后不久，赫鲁晓夫又起把朱可夫开除出苏共中央，指责他在内外政策上实行“冒险主义”，并由他的亲信马利诺夫斯基出任国防部部长，加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集团实行了“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地方各级领导的权力，允许他们有权自由处理某些工业产品和批准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并鼓吹“从工资制度上刺激”企业领导人。在农业方面，取消了私人农产品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制度，提出取消机器拖拉机站。
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回击了国际上的反共逆流，并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赫鲁晓夫也装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样子并在斯大林问题和某些理论问题上暂时有所收敛。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经过斗争，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
1月
1月12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决定从5月份起出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刊物《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其基本任务是探讨党史问题，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的党史问题。
1月17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联大使为我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西方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分子'。对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照我们的理解，‘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当问题涉及革命事业、涉及在革命斗争中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我们阶级敌人的时候，斯大林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我们批评斯大林”，“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甚至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的悲刷也就在这里。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基本的和主要的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斗争——，象俗语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象斯大林一样地战斗”。
他还说，“斯大林的名字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苏联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愿意象斯大林那样，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忠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共产主义的敌人企图抓住我们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利用这种批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企图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引向反对我们制度的基确，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1月。《共产党人》杂志第一期发表社论，说“苏维埃文学家坚决反击想使文学脱离总路线的任何企图”。“苏共党章责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作一个为实现党的决议而奋斗的积极战士”。共产党员“不容忍违反党的政策，违反党的思想体系的一切现象”。共产党员“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坚决反击所有想利用我们的困难来危害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1月。《苏维埃商业》杂志第一期发表加弗里洛夫的一篇文章，鼓吹商业机构“自由地直接向工业企业订货”。文章说，“1955年，在减少商品总量计划工作的集中性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供应给城市商业机构的主要商品的分配工作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商业部办理”。“尽管在商品总量计划工作中的集中性大大减少了，但是商品流转计划同商品保证仍不协调”。“1957年以前，由部长会议来批准全国的零售商品流转计划”。“从1957年开始，对这个办法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变，目的在于改进商品流转和商品分配的计划工作”。“从今年起部长会议只批准全国和各加盟共和国零售商品流转计划的总数，以及几种重要食品和工业品（面粉、米、糖、皮鞋，棉织品，毛织品和麻织品)的市场总量”。“部长会议只批准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向市场供应的非统一分配商品的总数”。“在这些条件下，又重新提出了商品收购组织和营业工作的问题”。文章说，“最好是使商业机构不仅可以自由地从批发站购买商品，而且可自由地直接从生产企业购买商品。”
2月
2月1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州农业先进工作者集会上发表讲话，鼓吹向美国资本家“学习”，颂扬1956年曾经访问苏联的美国农场主加斯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精通自己那一行”。说“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学习，吸取一切适合于我们的东西”，“这并不丢人”。他说，“必须坚决地面向经济”。“要学会算帐，学会合理经营，要做到有赢利”。
2月11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扩大加盟共和国权限》的法令，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组织法院和诉讼程序的立法权并把通过民法和刑法的权限划归各加盟共和国（只有这些立法的基本原则的权限仍然属于全联盟)。同时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行决定建立新的州和边疆区，而不再由全联盟批准。
2月12日。最高苏维埃发布《关于批准苏联最高法院条例并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第一○四和一○五条作修改和补充》的法令。法令决定：（一）批准苏联最高法院条例。（二）由于最高法院的权限有改变和加盟共和国法院权力的扩大，因此对宪法第一○四和一○五条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规定“苏联最高法院是最高审讯机关”。它负责监督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司法活动。
2月12日《真理报》刊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戈尔金的一篇文章，责备斯大林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把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卡拉恰耶沃人从北高加索迁往哈萨克和中亚并取消其民族自治。
2月12日。《消息报》报道，赫鲁晓夫集团为争取非俄多斯民族的支持，曾于1月9日宣布恢复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头和国，卡拉恰耶沃一契尔克斯自治州、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州。
2月13一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必须在工业和建筑业的各个环节上改进管理组织的形式”，“以便使这种形式适应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国民经济任务和要求”。说由于在目前的经济管理形式下，（一）“一个部或一个局很难对大量企业和工地实行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因此，“必须放弃工业领导方面的某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以便避免进一步分散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采取能够充分地考虑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特点的更灵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二）本位主义往往“有碍于许多极重要的发展国民经济问题的解决”，“破坏同一经济行政区内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间正常的生产联系”，破坏专业化和各企业间的协作。因此，必须改组经济管理，使“经济建设领导形式”“能把地方上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同严格遵守全国范围内集中的计划原则充分地结合起来”。
报告认为，改组后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形式，“必须把”对它们的“日常领导的重心移到地方”，因此，“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通过各专业部和主管机关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新的分区管理的形式”。所谓“分区管理”，就是取消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共和国部，而在工业发达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它们变成“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国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它将“享有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务活动所必需的各项权利”，其任务包括制定和实行长、短期生产计划，制定企业专业化和生产协作的计划，编制和实行物资技术供应计划等。而“领导企业和建设单位的主要工作”，则“集中于”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公司、托拉斯和其他经济联合组织。在实行上述“新领导形式”后，国家计委“不得干预经济行政区的行政管理”。
报告中要求各地国民经济委员会“保证提高各专业经济联合组织的赢利”，而“经济联合组织应该享有现在各部总局所拥有的经济核算权利”。要“认真地加强经济核算制，扩大各企业和经济机关领导人员的权限。除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之外，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也应当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建设单位活动的主要指标”。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强调“必须沿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前进。说“如果把主要资金用于发展‘乙’类工业各部门”，这“只能得到一些表面成绩，只能够在短期内满足某些需要”，但是这“将会破坏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使国家经济必遭停滞”。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5月10日，最高苏维埃根据以上报告和决议公布了相应的“法令”。主要规定：（一）工业和建筑业按经济行政区由各地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管理。（二）撤销二十五个原联盟兼加盟共和国部以及数目更多的共和国部，将其原辖企业全部下放。（三）将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委员会再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全国长、短期计划，撒销原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全会选举弗·罗·科兹洛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谢皮洛夫为中央书记。
2月15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葛罗米柯为外交部长，解除谢皮洛夫的这一职务。
2月16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库尔斯克州雷耳斯克区“把五个村庄合并起来”“竟让一位文化修养不够的主席来领导”。他说，“固然，据叶弗列莫夫同志（州委书记）说，这位主席人还不错。但是，评价一个工作人员要有尺度。他人不错，然而他的文化程度很低”，“他只上过三年学”。“交给这个文化修养不够的农庄主席经营五千公顷耕地，可是他的能力和知识却只配经营一千公顷”。“每个人要区别对待，要他量力而为。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必须量材使用”。
2月20日。美联社报道，一百名莫斯科大学学生最近因“进行反共政治活动”、“怀疑现体制”被苏联当局开除，并被“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师范学院）有一批学生，因“组织一个地下政治组织”而被捕。
在列宁格勒大学最近一次讨论奖学金问题的学生会议上，“一些心怀不满的学生”把会议变成了示威。示威中他们举着哥穆尔卡的像。
2月2-23日。科学院举行全体会议（年会）。科学院主席团总学术秘书托普切夫作关于1956年科学院工作的总结报告。他说，“我们必须给各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企图，给科学和哲学中各种背离不可动摇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倾向以最坚决的回击”。“任何含糊、中立、不问政治、客观主义都是特别不能容忍的”。并说“《历史问题》、《哲学问题》，《苏维埃国家和法》等杂志在阐述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方面，在评价党在艺术中的领导作用方面，犯了错误”。
在科学院举行年会之前，各学部分别举行了全体会议。
1月15一16日举行的文学和语言学部全体会议的决议说，“苏共二十大决议有助于学者们摆脱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有助于揭露斯大林的在许多方面有成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一些错误的和值得争论的论点”。
1月29日和31日举行的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说，“1956年，经济、哲学、法学工作者遵循二十大决议，在解决从理论上全面而更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项任务方面迈出了头几步；修改了一些阻碍科学发展的不正确的理论原理，其中有：对价值规律估计不足，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生产范围内，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无形损耗”。报告认为，“批判地修改某些教条主义原理和错误观念仍然是我们社会科学家极其重要的义务”。“在克服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和假社会主义的敌对理论进行积极的斗争”。
2月25日。部长会议通过两个决议：《关于把1957年为联盟共和国各部规定的基本建设、劳动力、成本的限额和任务都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关于把1957年拨给联盟共和国务部的各项物资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解议掌握处理》的决议。
3月
3月2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将批准工艺方法、技木实件、标准、食品及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权限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决议认为，这样做既可消除过度集中，又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职责。
3月8日和12日。赫鲁晓夫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盟区利罗斯托夫州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两次发表讲话，都谈到了工资制度问题。
他说：“必须让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取得工资，必须让工资制度刺激他们的工作，必须让你们，国营农场场长同志们，不是靠压低计划，而是靠进一步钻研业务妥善地组织工作来得到高额薪金和奖金”。“现行的报酬制度无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制度已经过时了。”“要定出种根据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计酬的报酬制度。”“也许应议定出一种中等工资或最低工资，然后再根据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定出奖励工资。实行这种制度，工作用心的人就会得到好报酬，工作不好的人就要倒霉。这种制度可以推动领导人进行集体经营。”“今后应该根据每百公顷农业用地所得的产品”“来计算”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国营农场场的工资。“一句话，要给工作不好的人配钥匙上锁，让他们调不到不应得的东西。同时…给予工作好的人以高额报酬和荣誉。”
3月9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指责该杂志“犯了具有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一）杂志的某些社论和文章，在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样的问题上，抹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美化孟什维克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二）有的文章在批评“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力图突出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的作用，客观主义地解释党的政治、思想斗争问题。(三)有的文章实质上削弱同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四）取消了对南斯拉夫报刊上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的批评。
3月12日。赫鲁晓夫在罗斯托夫市劳动者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在苏联也有人反对开垦荒地的政策。“他们曾经说：你们决定开垦生荒地，当心碰破了鼻子，说不定还会丢掉脑袋哩。怀疑派失算了，生荒地已经为我国人民服务了”。
4月
4月3日。赫鲁晓夫在中央黑土地带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认为，对区一级工作人员，包括区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内，应当规定奖金制度，即肉类和牛奶产量达到一定指标就可以获奖”。“某些同志错误地认为，似乎党的工作者不该奖励，好象这是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这是错误的”。“对苏联人，包括党的工作者在内，实行物质鼓励并不违背我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仅如此，物质鼓励，这还是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新社会的理论中得出来的”。
4月8日。赫鲁晓夫在高尔基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公债问题。他说，苏联人民“每年认购大量公债”，通过认购公债向国家提供了二千六百亿卢布（按：合新币二百大十亿卢布)。“但是有借就得有还”现在国家每年要拿出一百六十亿一一百八十亿卢布（按：合新币十六亿一十八亿卢有）来支付该年公债本息。“如果公债继续发行下去，那么到1967年，国家每年就要拿出二百五十亿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五亿卢布)来偿还公债”。因此，国家准备停止发行公债。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国家必须向人民偿还早先发行的二千六百亿卢布（按：合新币三百六十亿卢布）公债，并且还要拿出价值相等的商品来”，“如果不这样，物价就要上涨”“生活费就会有上涨的巨大危险”。因此，国家准备从1958年起，除利率三厘的自由流通公债外，停止发行公债。“但同时也要停止支付早先发行的公债本息，把公债偿还期暂缓二到二十五年”。
4月上旬。《党的生活》杂志说，“个人迷信在斯大林晚年时期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争论的。然而，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同时针对修正主义的攻击维护他并且申明不让人糟蹋他的名声”。这“证明了我们的革命观念的纯洁”。虽然应用的方法和方式上（斯大林时代）有过重大的错误，但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列宁主义为依据的”。
4月1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年起停止发行国家公债，利率三厘的自由流通国内有奖公债除外；但1957年还要发行一大总额达一百二十亿卢布（按：合新币十二亿卢布)的公债，而且立即停止进行过去发行的国家公债的抽签发奖工作，将这些公债的还本日期延期二十年，即自1977年开始分二十年平均付还。
4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福尔采娃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八十七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作报告，她说，“现在，有人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幌子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中心论点，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宣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即行消亡，而不考虑帝国主义阵营的存在”。“不久前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再次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专政稍有一点削弱，也会被国际反动派唆使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用来反对人民政权。这是对一切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历史经验而指望不要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的警告”。“否认或者贬低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的企图，正是陈旧的、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谴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说法的复活”。
4月27日。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缩短黑色治金工业企业工作日和调整这些企业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工资》的决议，规定从1957年起地下朵矿工人（清理工、掘进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其余地下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及露天采矿人员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同时，调整和提高他们的工资，以提高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对生产成果的关心”，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
5月
5月14日。据合众社报道，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夫采夫5月1以日在接见哈佛法律学院教授贝尔曼时说，自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已经释放百分之十以上的四犯，取消了三之二的西伯利亚劳动营。现在拘禁的囚犯中，政治犯不到百分之二，大部分是战时勾结德国人迫害苏联公民的叛国分子。除了政治犯以外，日前劳动放造所的囚犯有百分之五十是强盗，百分之二十是无盗，其余则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罪犯，他说，过去三十五年来所有被判处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经加以重新审查或正在重新审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经释放或去世的人的案件，以便能够完全恢复名誉。最高苏维埃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派代表驻在各个改造所，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不必请示莫斯科便在当地恢复囚犯的名誉。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召开的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取消集体农庄农户义务交售产品的问题。他说，“早在1953年就已作出关于减低集体农庄的农户的农产品交售定额的决议”（同1953年比较，集体农庄的农户义务交售的肉类已从四十—六十公斤降到三十公斤，每头奶牛牛奶交售量从平均二百二十三公升降为一百零一公升，鸡蛋、羊毛、马铃薯交售定额几乎减少了一半)。“现在，集体农庄的农户交售的农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其中肉类、牛奶、羊毛、鸡蛋、马铃薯分别占百分之十点二，百分之七点一，百分之二点六、百分之十八点五，百分之十五点九)。“因此，产生了一个我们正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考虑的问题：国家停止收购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的时刻是否已经来到？”他说，“停止向集体农庄的农户收购产品”“可以在农村造成良好的政治气氛”。“集体农庄庄员的负担减轻了，但是必须使集体农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把集体农庄农户免纳的那一部分产品承担起来”。
赫鲁晓夫说，在取消庄员私人经济的义务交售以后，他们会把“自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的。这就“能满足我们社会、我们人民的需要”。因为“大家知道，在算术中，几个相加数的位置变更，其和不变。东西总会出现在市场上”。
5月28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因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而精简的管理人员的工作安置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
(一)应合理分配各种专业人员到有关生产企业。
(二)对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短期训练，训练期间保留不超过一千卢布（按：合新币一百卢布）的工资。
(三)对一切被精简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发给一次补助金。
(四)重新安置工作的间歇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者得以计算连续工龄。
6月
6月7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波伊佐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二十大关于恢复由于过去选行的个人迷信而被破坏了的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指示“对党的一切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对审理过去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向二十大提出的申诉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些前党员认为过去就他们的问题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苏共州委会授权可以恢复被开除的人的党籍，而不管过去是那一级党机关作出开除出党的决定的”。文章说，“结果，二十大以后提出申诉的前党员有一半以上被恢复了党籍”。文章还说，过去的一些反列宁集团的成员也提出了申诉，党机构最近时期也在研究他们的申诉。
6月14一22日。苏共中央召开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在会上作《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报告指责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教学工作没有根除“教条主义和学究气”。另一方面，说有些教员在反对个人迷信时又违反了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有些高等学校在反对个人迷信时，把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原则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忘记了。
6月16日。法新社报道，《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布鲁日阿洛夫和其他九名工作人员于今日被免职，因为他们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目前的修正主义倾向”。在最新一期的社论中，这家杂志指责前编辑人员屈服于“耸人听闻和资产阶级的客观性”。社论说：“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党和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相提并论，这是重大的错误。这种解释只会使人低估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6月22-2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揭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责莫洛托夫等人正当党在实现二十大决议的时候“出来反对党的路线”。说“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线”，他们“力图更动苏共中央全会所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成分”。
决议说：
(一)他们“实际上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二)“他们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反对“党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精简庞大的国家机构而朵取的措施”，“反对民主集中制”。
(三)他们“顽固地反对并且力图破坏象改组工业管理和在各经济区建立经济委员会”的措施。
(四)在农业问题方面，“他们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他们反对取消集体农庄旧有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制度，反对采取一种足以发挥集体农庄在经营经济方面的主动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反对“在今年年底废除征购在集体农民个人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毫无根据地反对党所提出的”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量赶上美国的号召。此外，莫洛托夫“因循守旧”，还“反对开垦三千五百万公顷的生荒地”。
(五)他们反对“为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为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为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提供条件的措施”。
(六)“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表现了墨守成规，并且多方阻挠执行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普遍和平的迫切的新措施。”
“长期以来，莫洛托夫同志以他外交部部长的身分，不但没有通过外交部采取什么措施来改进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而且一再出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实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阻碍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缔结，阻碍同这个居于欧洲中心的国家改善关系。…他还反对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他反对党所提出的下列根本主张：关于在目前条件下防止成争的可能性、关于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加强苏联共产党和国外进步党派的接触的必要性。”
“莫洛托夫同志一再反对苏联政府为了保卫和平和各国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的新步骤。例如，他否认苏联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建立个人接触的适宜性，而这种做法对取得互相谅解和改善国际关系来说是必要的。”
在上面所说的许多问题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得到卡冈诺维奇的支持，有时也得到马林科夫的支持。
决议宣布：
(一)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
(二)取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取消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按：此决议于6月29日“一致通过”，莫洛托夫一人弃权。)
7月
7月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取消农庄庄员，各种合作社社员，工人和职员私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7月4日。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的职务，卡冈诺维奇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
7月5日。塔新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尼·柯西金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解除米·别尔乌辛和马·萨布罗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7月6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电力”工厂职工大会上发表讲话，除重复苏共中央6月全会对莫洛托夫等人的指责外，还说：“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千方百计地阻挠实施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措施。他们最欣赏的是‘拧紧所有螺丝钉'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违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英明政策的”。赫鲁晓夫说：“他们哪里还懂得列宁主义的实质！他们习惯于套旧观念和旧方法，对新的条件顽固地熟视无睹，死死抓住套过时的、不符合于我国向前发展的利益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他们在内外政策问题上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以死气沉沉的书呆子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表示，要“坚决贯彻”二十大所制定的路线。说，反对反党集团”“将有助于更顺利地实现”二十大的决议“因为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实现这些决议的势力被清除了”。
7月10日。《真理报》报道，各加盟共和国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5月10日的法令，在全苏联总共划分了一百零五个经济行政区，其中，俄罗斯联邦七十个，乌克兰十一个，哈萨克九个，乌兹别克四个，其他加盟共和国各一个。
7月上旬。《历史问题》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说“杂志辑部在阐述一些重要问题时，犯了严重的方法上的错误，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陷到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编辑部人员错误地理解二十大在思想工作方面所提出的任务。二十大提出和平共处的可能，但某些杂志工作人员却把这一方针理解成可以‘缓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敌人的斗争，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可以和平共处”。
社论说，“杂志歪曲了苏共历史的一些问题。在阐述苏共历史时，在许多场合，杂志错误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的不同阶段的立场，没有揭露两者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的根本差别，没有指出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尖锐的原则斗争”，“反而去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恢复名誉”，并“利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企图突出季诺维也夫的作用”。社论说，“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揭露和粉碎党的敌人，争取党的事业的胜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害，但如果把个人迷信与党和人民的实际活动混为一谈”，就“会导致贬低党和国家的成就”。社论指责杂志“没有揭露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是去寻找机会主义者话动中的'积极方面’”。
7月18日。《苏维埃文化报》刊登莫斯科“思想会议”的报告，报告说，参加会议的人指责马林科夫在艺术问题上发出的指示具有“有害的”影响，说“他对艺术典型所下的定义是庸俗的”（按：这里可能指的是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发表的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马林科夫在这个报告中强调“必须通过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以此帮助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他说，文艺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具有典型性的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着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对形象的有意识的夸张和突出的夸张，并不排斥典型，而是更加充分地表现它和强调它”。“典型性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问题”)。
7月21日。《真理报》载文，指责《苏维埃白俄罗斯报》、《乌克兰真理报》和《苏维埃吉尔吉斯报》等地方报纸及某些中央报纸，对解释“中央6月全会决议”，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宣传不力。要求各报刊“今后每期都要解释中央6月全会的决议”。
7月24日。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把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经济联系的中央经济关系局改组为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任命米·格·别尔乌辛为这个委员会主席，解除他的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的职务。
7月27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国家银行权限》的决定，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国家银行分行，在取得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意下，有权将其物资保证贷款和季节性贷款在议委员会的专业局和企业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银行有权对某些企业实行特别贷款制度，有权根据加盟共和国工业部，地方苏维埃工业管理部门、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请求，贷给一个企业不超过二百万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万卢布）的采用新技术，改进工艺规程的贷款，和不超过二百万卢布（按，合新币二十万卢布)的扩大消费品生产及改进质量的贷款，同时根据企业本身的请求，可以贷给不超过一百万和五十万卢布(按：合新币十万和五万卢布)上述方面的贷款。
7月。《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发表题为《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维护列宁的原则性》的编辑部文章。文章说，“对于在部分文艺界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不健康倾向应该负相当大责任的”是“宗派主义分子谢皮洛夫”。“他离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文学艺术问题所规定的路线，取了违反列宁主义原则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在公开言论中，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不健康倾向表现了妥协态度”。“向无政府主义分子让步”。文章还指责说，谢皮洛夫在美术家和作曲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根本没有驳斥那些胆敢在代表大会上攻击党的领导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反动分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反党集团”“企图贬低和损害”苏共中央在1957年5月同作家举行的会议以及党政领导人接见艺术界知识分子代表的“意义”。
8月
8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法案委员会制定《关于加强同危害社会的寄生分子作斗争》的法案，规定“对凡是危害社会、过着寄生生活、有劳动力却蓄意规避对社会有益的
劳动的成年公民，可以根据公众的裁决，以流放形式强制他们在流放地点劳动两年至五年。关于流放的公众裁决由所在地的公民全体大会作出”。
8月26日。塔斯社发表公报，宣布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核和热核（氢）武器试验（按：9月25日和10月26日，塔斯社又先后发表公报，宣布试验了“陆海军各种武器的原子弹头和氢弹头”以及“威力巨大的新式氢弹”)。
同日，塔斯社还宣布进行了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8月28日《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5月13日在苏共中央召集的作家会议上，5月19日在作家、美术家、作曲家招待会上，7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的摘要汇编，题为《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首先以很大篇幅大肆攻击“教条主义者”、“老顽固”和“保守派”。他大吹特吹苏共二十大决议“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典范”，宣扬二十大以后在工农业方面朵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开荒，改组工业管理等），攻击反对这些措施就是“守旧的表现”。说“过时的、旧的东西应当加以粉碎。我们不能按照旧的方式生活，我们必须前进，他说，“关于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报告提纲发表后，某些作家表现出不理解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新的过程。没有充分的准备来正确地估计在迫切需要改进工业管理形式现阶段上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在这方面这些作家还表现出脱离生活”。“他们错了”。他大谈所谓对农民的“物质刺激”说“遗憾得很，我们这里有时候还遇到一些‘老顽固”，他们“量守成规”、“脱离生活”，并说，“思想战线的工作人员中同样也有这种人。他们是陈腐观念的俘虏，是书本上的公式，教条和定理的俘虏”。他说，“应当承认，书本上的繁琐哲学的观念是相当顽强的。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常常感到有这些东西。抱有这些观点的人害怕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大声叫喊和喧哗，他们惊慌失措，失去了冷静分析情况的能力，没有能力理解必须实现社会发展过程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当中央建议在农业方面实行新的计划制度的时候，保守派就出来反对这种措施”。“有些信奉‘纯理论'的人企图把我们党的活动，把我们党所采取的措施说成是什么狭隘的实践主义。在作家中也有些人拥护这种观点”。这些理论家“的全部理论‘智慧’不外是动不动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词句。这种可怜的学者自封为理论家，却不懂得这样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人们在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活动之前，首先要吃饭，要喝水，要住房子，要穿衣服”。“在我们经济学家中间有一些人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实践”。“这些人不是理论家，而是学舌的鹦鹅”，他们的理论著作“是分文不值的”。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以很大篇幅谈到了斯大林问题，攻击“在斯大林晚年的时侯，理论和实践脱离了联系”。“斯大林那里也不去”。“在中央，没有谁想真正地了解一下地方的真实情况”，农业中的“物质利益原则，道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对斯大林个人的不客观的片面的描绘”。同时，他说，二十大以后，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开始站不稳立场，在估计同克服个人迷信后果有关的一些复杂思想问题上表现了某种动摆”。“某些同志片面地和不正确地理解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的实质。他们企图把这个批评说成是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笼统的否定”，他们“怀着成见，只寻找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史上的阴暗面和错误，而忽略了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他说，“在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中间，还有个别的人有时候丧失立场”，“他们企图把事情看作这样：仿佛文学艺术的使命只是寻找缺点，主要是谈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而对一切正面的东西则闭口不谈”。“抱有这种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和情绪的人，反对那些在作品中真实和鲜明地描绘了苏维埃社会蒸蒸日上的发展和我们同时代人的正面形象的作家和美术家。被吹毛求疵者轻蔑地安上‘粉饰太平的人'绰号的人们中间有格里巴乔夫同志这样的作家以及其他一些人”。
赫鲁晓夫说，“如果认为在我们苏联的条件下不积极参加实现共产党的政策也可以为人民服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接受党的观点和党的政治路线，就休想同人民一道并肩前进”。“党坚决地谴责了并且正在彻底纠正个人迷信时期在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在思想工作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党同时也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利用过去的这些缺点来反对党和国家领导文学艺术的人”。党员作家中“某些同志不驱按照党章规定党的纪律的要求来行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反革命为了自己的卑劣目的利用了某些作家，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如果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如果不从政治上加以监视，采取无原则和无主见的态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8月29日。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所团发布法令。决定撒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
8月29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某些问题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处理解决》的决议。
决议规定：
(一)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有权把下属各类产品留归自己掌握：本共和国超过季度计划和补充任务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和食品（不包括面粉、大麦，米，植物油、精、酒精、伏特加酒）、豆饼、糠麸；百分之五十的其他工业品（不包括有色金属、煤石油)；百分之五十的石油、沥青。
(二)有权自行支配劳动力、基建投资和统配物资储备。
(三)在部长会议为共和国规定的基建总投资额和重要工业部门投资额范围内，有权改变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各部的基建投资计划。
(四)有权批准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本共和国各部和各地方苏维埃的标准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编制等。
(五)有权决定为国家、社会和其他需要拨出土地。
9-10月
9月26日。部长会议通过《苏联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主要内容是：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组成，直接受它的领导，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所属的一切企业、机构、组织，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计划管理，基本建设、物资技术供应、财政与信贷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权限。
9月。《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文章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方面，斯大林有很大的功绩”。“但是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还有没有科学根据的、与事实不符合的论点。这些论点是：生产资料仅保持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只有通过工资对生产起作用；商品流通已经开始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相矛盾，必须逐渐过渡到产品交换。”
10月4日。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10月26日。塔斯社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国防部部长，解除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按：据西德《明镜》周刊报道，朱可夫在11月5日就任北极军区司
令)。
10月26日。《红星报》发表题为《苏联军队强大的源泉在于共产党的领导》的社论，说“今年4月党中央给军队的指示，要求党组织全面注意战斗准备、军事纪律并教育全体人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揭露和消灭缺点。半年来，在苏军党组织中已有显著的改变，但是还有些部队和舰队对中央这个指示贯彻不够，对那些破坏军事纪律和党的纪律的共产党员批评不够大胆”。
10月27日。《红星报》发表社论，说“在陆海军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对进一步巩固苏联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有着严重的意义”。苏联陆海军战士“确信党所计划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定地热爱党”，“并且热烈支持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和倡议”。
10月底。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解除了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就他的问题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决议说：
“进一步改善在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对解决苏军面临的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党的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还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有时表现出对党的政治工作估计不足。”“应当永远记住列宁的这一指示：军事机关的政策，象所有其他机关和机构的政策一样，应当在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所颁发的总的指示的准确基础上并在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下实行。”
决议还说：“苏共中央全会指出，近来，前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同志破坏了列宁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党的原则，他所执行的路线是收缩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党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而且，在朱可夫同志“亲自参加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个人的崇拜”。“过分地夸大他个人和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朱可夫同志事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成了在政治上站不稳的人，无论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方面以及在国防部的领导方面都倾向于冒险主义。”
10月。《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刊登费多谢耶夫的篇文章：《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进步》。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一些阶级赞成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中过时方面的改革，而另一些阶级则反抗进步的改革”。文章认为“一切社会集体”都同这些“改革”“有血肉联系”。
11月
11月2日。据塔斯社报道，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最高苏维埃决定赦免被认为“没有对国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1月3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朱可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承认对他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我认为，在这里，在全会上，对我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次批评是对我个人和其他军事工作人员的党内的、同志式的帮助，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党在正确领导陆海军问题上，在对武装部队人员进行正确的党和政治教育问题上的要求和路线。有些同志在提出处分办法时说，在1946年斯大林在世时我曾经一度被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并且说我没有认识到纠正当时造成解职原因的那些错误的必要性。同志们，当时我不能承认、也没有承认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是正确的，也没有承认当时对我提出的指责是正确的。现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向中央委员会保证，决心彻底纠正我现有的缺点'”。
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他说，“一切革命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虽然十月革命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的，但是并没有流很多的鲜血”。而且“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表现了非常宽大和人道的精神，基至某些参加过反革命暴乱的将领”也“获得了假释”。
赫鲁晓夫谈到了斯大林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之所以反对斯大林，其原因之一是“不允许用教条主义、书呆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保证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他说，“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在过去和将来都同所有”在“批评个人迷信的幌子下”毁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他说，“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以及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的国家逐步消亡的问题。
他说，当剥削阶级的残余（资本家、地主、富农）还存在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还有某种影响，并且受到外国反革命势力支持的时候，（国内）阶级斗争可能尖锐起来，矛盾就可能成为对抗性的，然而，现在苏联已应为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社会，已经投没有剥削阶级”，“剩下的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国内残余的敌对活动，镇压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复路资本主义秩序的活动”的职能“就逐渐消逝了”。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其面貌”，目前其“最主要的”职能是“组织社会生产和领导经济”，“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对劳动人民进行教育”，执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
11月14日赫鲁晓夫在答合众社记者夏皮罗问时说，在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巳经在进行”，“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某些强制机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苏联的“强制性的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阴谋”。
11月《苏联大百科全书》付印，其中对斯大林作了如下评价：
斯大林“是俄国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最著名的活动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杰出的理论家”。“他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俄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按：指托洛茨基分子等)的“思想斗争中，很大的功绩应属于斯大林”。“斯大林在其理论著作中捍卫列宁主义的时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应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很大的意义”。斯大林“对国防事业和同法西斯主义斗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斯大林的名字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分不开的，如果把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扩大到他的整个的多年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就是对历史真象的最粗暴的歪曲”。
但是，《全书》同时指贵斯大林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在土地问题上曾“站在‘分配派'的行列里”，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联合问题上“最初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在卫国战争前夜“不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局势”。1937年，提出了“似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国内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的错误公式”。此外，“在战后年代，斯大林常常个人对经济问题采取错误的决定，并且拒绝中央委员们提出的、很明显已经成熟了的新措施和建议。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造成了损失”。他在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12月
12月14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航空工业、国防工业、无线电工业和造船工业等四个全联盟部，而在这四个部的基础上成立四个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委员会（按：7一9月已撤销了二十四个联盟部)。
任命德·费·乌斯季诺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12月16一1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结果和工会工作的问题。全会选举穆希金诺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伊格纳托夫、基里钦科和穆希金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会通过了《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决议说，“由于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组”，“地方工会组织的领导中心都要转移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央全会认为，应扩大企业工会的职能，给予它们参加制订企业生产财务计划、解决劳动定额和工资问题等方面的权利”。“工会应经常改进劳动报酬制度，以便使劳动报酬制度和奖励制度成为增加产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杠杆”。
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在清除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个人野心家、怀疑分子、根本不够格的人、落后分子和失掉远景的人以后”，保安机关“补充了政冶上成熟的、经过良好锻炼的共产党员”。他说，在“苏维埃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的情况下，今天“已经没有内部理由使国家保安机关处于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样紧张的状态”。
12月25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举行会议。会议鉴于福尔采娃已调任苏共中央书记，决定解除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会议选举弗·伊·乌斯季诺夫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2月26日。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鉴于基里钦科已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决定解除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选举原第二书记波德戈尔内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取消机器拖拉机站的问题。他说，“在现有情况下，技术装备有时得不到合理使用。例如，集体农庄主席要这么办，而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却要那么办。可是站长说了算，机器归他掌管”。另一方面，“每位机器拖拉机站站长都想配备全套的机器，尽管有些机器可能他当时并不需要。但是，他坚持要把这些机器拨给他”，“一年年地闲放着，锈坏了”。“这样看来，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装备卖给某些集体农庄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只要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为有效。这样我们就更能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当然，有一些机器仍然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把它们放在机器拖拉机站里出租。要是集体农庄不需要某种机器，它就不去租赁。这就是对集体农庄工作的一种卢布监督”。
12月下旬。据《纽约新闻与美国人日报》报道，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康西说，“没有步兵，任何战争都不能获胜。没有步兵，使用任何武器都不可能获胜。只有步兵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步兵在现代化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可能比过去还要大”。“航空母舰已经过时了”。火箭“将逐渐代替”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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