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三大改造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七）（二八）

　　第五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四九—一一九五七)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五O年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战斗口号。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杜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个光辉思想，明确提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并且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革命领导权，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科学地制定了从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理论。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两个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庄严地宣告：“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为争取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决不容许在两个阶段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实现了革命的转变。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关键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片的地区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最后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就立即把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获得了全国政权，就以此作为基本条件，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

　　（宣平说：这里把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搞混淆了。人民民主专政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为人民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还包含着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等于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为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隐患。）

　　全国大陆的解放。建国初期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并不是立即可以在全国一切地方着手施行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如白崇禧、胡宗南等部，仍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在新解放的广大农村中，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也需要恢复和发展。为了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党必须首先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各级地方政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胜利进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十七日解放了闽东南战略要地厦门。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九、十月间的衡(阳)宝（庆）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主力一部。接着，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在广西边境歼灭了白崇禧残部。第二野战军主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以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从十一月初起分路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第一野战军主力和华北解放军一部，于十月二十日进驻乌鲁木齐，并陆续进驻新疆各地。一九五○年四、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又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总计，我军在建国后一年的英勇作战中，共歼敌二百零三个整师，约二百一十八万人，解救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和许多沿海岛屿。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又剿灭了土匪数十万人。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实行军事管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组织各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各地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肃清土匪特务，恢复生产。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建立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十分重视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认为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当时条件下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动员群众协助政府完成各项革命工作的有效方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号召各地必须在一年内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一九五○年七月，一些省、行政区和各大城市以及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密切了各级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联系，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对外关系方面，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宣告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任何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着手从各方面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影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在建国以后的一年内，我国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英国等四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此外，还与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访问苏联，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举行了会谈。一九五○年一月，周恩来总理也到达苏联，参加谈判工作。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使亚欧大陆上的近七亿伟大的人民结成了亲密的同盟。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履行这个条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保证。

　　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决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惨败。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蒋介石反动派盘据着台湾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顽固地庇护蒋介石集团，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积极重新武装日本，觐觎朝鲜，妄图武装侵略中国。它支持蒋介石残匪派遣特务间谍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武装封锁我海港，出动飞机轰炸我东南沿海城市。它还对我实行“禁运”，妄图在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它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新中国内部“再显身手”，企图复辟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在中国人民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下，这一切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与此同时，美英帝国主义以及印度尼赫鲁政府，还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阴谋把我国领土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用作侵略新中国的大陆基地。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他们就策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发动了“驱汉事件”。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南各省，准备向西藏进军时，美帝国主义又放出西藏地方政府将派出“亲善使团”赴各国的空气，暴露了他们策动分裂活动的野心，当即遭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驳斥。全国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面准备进军西藏，一面希望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正确态度，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但帝国主义者对西藏地方政府威胁利诱，用各种方法阻挠他们派代表团前来谈判。为了确保祖国的统一和西南国防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解放昌都地区的中心城市昌都，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孔道。这时，正是侵朝美军疯狂地向我东北边境进犯的时候，印度尼赫鲁政府竟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千涉中国内政，公然进行威胁，说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等等。我国政府当即予以驳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随着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藏军主力的被歼，终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和平解放的道路，派出代表团由陆路来北京。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也由海路东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同时到达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指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明确肯定西藏是祖国的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地方部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至此，全国大陆宣告全部解放。

　　（原注：在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动下，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下令限期驱逐汉族人民和驻藏人员撤出西藏。这个“驱汉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九月二日发表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反动当局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社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一九五○年一月，美国合众社传出消息，说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明其“独立”要求。美英帝国主义妄图以此为它们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借口，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一月二十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它们的阴谋痛加驳斥，指出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

　　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的答复。）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占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六十七，煤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钢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石油产量的百分之百，有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百，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机构还垄断了全国纺锭设备的百分之三十八，织布设备的百分之六十，糖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并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接收了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商店以及其它企事业。到一九四九年底，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达二千八百五十八家，拥有工人七十五万多人。这样，一方面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完成了这个领域中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以及重工业的主要部分和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在实际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重要步骤。在一九四九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比重达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国营经济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七，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从此，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控制权，采取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的方针，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中国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由于丧失了过去享有的特权，大部无法维持，有的申请歇业，有的转让给了我国政府。

　　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在革命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限制其消极作用，并逐步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建国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仍具有两重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民族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九四九年，私营工业的产值为六十八亿余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一九五O年，全国私营商业商品销售额为一百八十二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一、零售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对于增加工业生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维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私营工商业是在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基础上生长发展的，它的唯利是图的本质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产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对抗的，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仍然有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又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过统一战线，现在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尽可能地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来取团结、批评、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则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矛盾的焦点，是中国究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场极其深刻的斗争，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了。

　　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建国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极端落后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占第九位，即以比较发达的棉纺工业而论，棉纱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国民党政府连年不断地发动内战，在最后逃跑时又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严重地摧残了工农业生产。一九四九年的工业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只有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三，只有十五万八千吨，棉布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只有十八亿九千万公尺，总计平均减产一半以上。旧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粮食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一九四九年农业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降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棉花降低了将近一半，只有八百八十九万担。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由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破坏和长期搜刮，堤防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以水灾最为严重。经过人民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顽强的生产数灾斗争，还有七百多万人靠国家救济。城市失业现象也十分严重，失业人数达四百多万人，相当于一九四九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

　　国家的暂时经济困难，被资产阶级看成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们乘机捣乱金融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资产阶级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和七月，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妄图搞垮无产阶级，夺取市场的领导权。上海刚一解放，资产阶级投机家就以“证券大楼”为中心，仅十天左右时间，就将黑市银元价格哄抬近两倍。黄金、银元、外币的狂涨，引起了整个物价的暴涨。六月十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封闭了“证券大楼”，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二百余人逮捕法办，并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初步打击了投机商。但到十月中下旬，各大城市资产阶级又相互呼应，大量套购囤积，哄抬物价。华北区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引起全国性的物价涨风。在十一月上旬，上海的物价最高时每天暴涨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七日一天中，上海投机商人向国营商业套购的粮食达平时交易额的十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断言：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不得不向他们求援。资产阶级也不可一世，狂妄叫嚣“共产党军事十分，政治八分，经济零分”，似乎市场终究只能由他们占领的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妄想很快地全部破灭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沈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致行动，用充分的物资准备，迫使各地的物价直线下降，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取得了争夺市场领导权的胜利。

　　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不应该向人民掩盖困难，这种困难是一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造成的，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是人民政权，完全有办法克服这种困难。我们连续几次战胜资产阶级掀起的物价涨风，就是一个证明。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人民预告：“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影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转引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资产阶级在十一月的挫折之后，于一九五○年二月底又一次抢购物资，企图掀起第四次的物价涨风。但是，人民政府早有准备，进一步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稳定物价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场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是建国以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打垮了投机资本，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为把自由竞争、牟取暴利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造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准备了条件。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还必须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适应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独立作战的环境，财经工作采取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办法。建国以后，全国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以及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但是公粮和税收大多数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而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部分国家支出却依靠增发通货。这种制度已不能适应在全国统一市场管理和对国营经济实行统一领导的需要，不利于集中力量同资产阶级开展斗争。因此，一九五○年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通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使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避免分散和浪费。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对于平衡收支和稳定物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税制和加强了税收工作，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项措施，并发行了一部分公债。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人民政府。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收支迅速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一九五O年三月为一百，同年十二月为八十五点四，一九五一年为九十二点四，一九五二年为九十二点六。

　　国家财经工作的统一和金融物价的迅速稳定，从经济上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

　　第二节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国民经济的恢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

　　为了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一九五O年六月六日到九日，党在北京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毛主席全面地规划了下列各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问。认真地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棍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对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是我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

　　六月十四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又亲自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讨论政府工作，充分发扬民主，把全国人民组织到实现党的纲领的伟大任务中来。

　　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

　　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战斗纲领的指引下，党首先在新解放区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一九四九一一九五零年冬春，在华北各城市近郊等一部分新解放区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时，连老解放区在内，约在一亿六千万总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但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中，还有约三亿一千万总人口（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引导会议着重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这个草案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六月三十日，由毛主席亲自下令颁布。广大的新解放区遵照土改法令的指示，根据剿匪反霸等工作进展的情况，逐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打倒地主阶级。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全国已经基本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权保卫和支持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党除了正式发布土地改革法之外，一九五○年七月又由政务院制定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坚决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从上而下地实行“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的倾向，反对恩赐观点，反对向地主妥协投降的右倾政策，充分发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作骨干，团结中农，由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亲手斗倒地主、没收和分配土地，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

　　（宣平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土改也是如此。）

　　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次土地改革实行了中立富农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由于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情况与一九四六一一九四八年时不同了，“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同时，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吸取了一九四七一一九四八年间几个月的教训，防止了“左”的干扰。八月，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保证运动沿着正确的阶级路线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城市，因此，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组织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仅发动城市中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和拥护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支持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光全的革命派。”毛主席的教导，鼓舞了许多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并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改造。这种城乡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助于农村中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有助于正确执行保护工商业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政策。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主要是一九五O至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两个冬春)，基本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底，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还未进行土改外，全国共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的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土改运动过程中，一九五O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各地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并且普遍地建立了民兵组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这一切，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约有二百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万人，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人。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给了当时危害极大的土匪恶霸以沉重的打击。对蒋介石集团布置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也进行了搜捕，并在一些城市开展了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登记工作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但是，还有大批反革命残余力量存在。没有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便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保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且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从此开始了。

　　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情绪成了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党内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对敌情缺乏认识，麻痹轻敌，放松了对反革命的警惕。他们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强调了宽大的一面而忽视了镇压的一面，使反革命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特别是一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制裁。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说这是“宽大无边”。加以当时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反革命势力更加狷獗起来，妄图里应外合，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组织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抢劫暴乱，破坏厂矿交通，刺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烧毁房屋，抢劫耕牛，破坏农业生产。一些恶霸地主也乘机跳出来破坏土改，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广大群众深切地感到，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活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有安定的生产和工作环境。

　　党中央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和党内的右倾情绪，在一九五○年十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二月，毛主席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条例全面地体现了党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完整的规定，是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毛主席并提出了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右倾错误很快地得到了纠正。从一九五O年十二月起，全国范围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五一年春形成了高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检举、监督和清查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人民政府能又稳又准又狠地打击反革命活动。这次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一批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复辟阴谋，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革命新秩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期间，党还结合镇反进行了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早在一九五O年初，有的工厂企业就开始了废止封建把头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把工矿企业的民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结合起来，这是一场包括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内的复杂的斗争。党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首先在国营企业，然后在私营企业中，有领导、有步骤、有系统地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对企业中压迫工人阶级的旧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通过这个运动，打击了工矿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巩固了党在工矿企业中的领导权。

　　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中国人民开始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侵略朝鲜并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便处心积虑要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妄想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它极力扶植逃到台湾省负隅顽抗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同时，在北翼武装南朝鲜反革命军队，在南翼干涉越南，妄图从三路进攻中国。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指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李承晚傀儡集团的进攻，遭到了朝鲜人民军的英勇反击。二十七日，美帝派出海军援助南朝鲜侵略军。美帝头子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朝鲜战争，实行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破坏世界和平。同时，美国悍然宣布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公然侵占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美帝点燃起的战火已烧到我们的大门前了。毛主席在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已经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协议，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并不是中、朝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它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美帝国主义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一意孤行，竭力扩大侵略。七月七日。它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统率侵朝千涉军。此后，美帝即纠集十五个仆从国家派出军队，打起联合国旗号，扩大侵朝战争。八月下旬，美国侵朝军飞机公然侵入我东北上空，在鸭绿江右岸进行扫射。九月十五日，美帝侵略军大举在仁川登陆。十三日，侵占汉城，扩大侵略的野心更加明显了。周恩来总理当天就向美国发出警告，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恐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十月二日，美帝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于二十一日侵占平壤，并沿图门江和鸭绿江向我国边境疯狂进攻。同时，美帝空军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进行轰炸和扫射。美帝国主义狂妄地叫器：“在历史上说来，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公开表示要进犯中国。中国人民和美帝侵略军的一场武装斗争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原注：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新华月报》一九五O年第十号。

　　引自《美国破坏和侵略我国的阴谋活动》，《新华月报》一九五O年第十一号。）

　　对于美国侵略者挑起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国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表现了极大的动摇。资产阶级惧怕美帝国主义的表面“强大”，担心我国人民的坚决迎击美帝挑衅的原则立场会“引火烧身”，主张实行妥协和退让。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XXX、XX之流，被美帝的战争机器所吓倒，反对出兵抗美援朝。XX竟胡说我国刚刚初定，国内的土匪还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公然鼓吹“宁可断其一臂，不可毁其全身”的投降主义谬论，并拒绝赴朝作战。他们不仅背叛了中朝人民在长期反帝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友谊，听任美帝侵略邻人而不予援助，而且准备放任美帝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毛主席驳斥了这种彻头彻尾的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迅速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唇亡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干扰，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的战斗意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朝鲜战场上敌人的总兵力为六十九万多人，其中美军四十一万人，李承晚军二十四万人，十五个仆从国军队四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规模很大的海、空军部队。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遵循“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英勇奋战。从一九五O年十月底到一九五一年五月，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战役。

　　一九五O年十月，敌军集中三十万兵力，侵至鸭绿江边，梦愿在十一月一日前全线推进到中朝边境，二十三日实现占领全朝鲜的野心。美帝狂妄自大，不顾一切，分兵冒进。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集结于西线的主力，于十月下旬开始对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在温井西北的两水洞，突然扭住冒进的敌人，迅速予以歼灭。接着，又连续举行进攻，经过十二昼夜的战斗，歼敌一万五千多名，将鸭绿江、图门江一带的美李军驱逐到清川江以南，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役。

　　十一月二十四日，敌人再次集中精锐部队二十万人，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到清川江以北，使西线敌军伸进了我军布置的战场。我军出敌不意，于二十五日发起反击，围歼了敌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了三八线。东线的中朝人民军队，从二十七日起，也突然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攻击，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不断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仅仅三天时间，美国侵略者吹嘘的“总攻势”，就一败而为总溃退了。到十二月下旬，朝中人民军队共歼敌三万六千多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形势。

　　第二次战役之后，敌军妄图利用三八线原有阵地，阻止朝中人民军队前进，以争取时间补充实力，卷土重来。我军乘敌立足未定，在一九五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动了新年攻势，在强渡冰冷刺骨的临津江后，迅速突破并割裂了敌人防御地带，解放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引诱我军主力深入南朝鲜，以便从我军的侧后海岸登陆进行夹击。我军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断然停止了追击，保持了主动权。第三次战役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九千多人。

　　一月二十五日，敌军二十万人又向朝中部队汉江南岸阵地进犯。开始，我军在汉江南岸阻击，并在东线横城地区对突出之敌举行反攻。随后，我军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离汉城，全线转入机动防御。到四月二十一日，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敌人象爬行一样，只推进了一百多公里，却损失兵力七万八千余人，最后被我阻止在开城——杆城一带。结果，第四次战役也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御责任，寻找替罪羊，下令撤掉了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等四项职务。

　　美李军接连遭到四次惨重打击后，又策划在朝中部队侧后海岸登陆，建立所谓“元山——安州一线的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朝中人民军队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发动了强大的春季反击战。经过五十余天的奋战，在整个战线上将敌军逐退了五十——七十公里，消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胜利地结束了第五次战役。

　　经过五次攻势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歼灭了美李军二十三万人，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国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潮。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期间，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影响。党教育人民要仇视美帝，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要鄙视美帝，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要蔑视美帝，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与此同时，党还在全国人民中展开了大规模的签订爱国公约的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大批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工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并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针对美帝细菌战的罪行，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这期间，全国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抗美援朝运动紧密结合，互相推动，以更快的步伐把革命推向前进。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针对美帝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的非法行动，针锋相对地管制和清算了美国在中国的公私财产，基本上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同时，人民政府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分别作了处理，肃清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势力，并推动了天主教、基督教中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美国侵略者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败局已定。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日益发展。美国与英、法等国的矛盾正在加刷。美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一天天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迫接受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

　　但是，美国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它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另一方面又在战场上拼命反扑。八月间，敌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发动了“秋季攻势”。朝中人民军队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二百五十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我志愿军按照毛主席指示，坚持“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重新坐下来谈判。一九五二年十月，美国又一次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并发动了上甘岭战役，妄图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要求。敌军的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两公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固守。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了黄继光以身体堵住敌人地堡的火力，打开部队前进道路的英雄事迹。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歼敌二万五千多人，阵地巍然屹立不动。上甘岭成了敌人的“伤心岭”。美帝的军事进攻又以惨败而告终，因而不得不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再次恢复和谈。

　　为迫使敌人认输罢手，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开始，协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战役初期，我军夺取了敌前沿支撑点，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突破敌正面阵地十二公里，歼敌四万余人。然后，我军向敌四个师二十五公里的防御线同时发动进攻，一小时内全线突破，歼敌七万八千余人。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我军战斗力的提高。

　　美帝国主义眼看无法挽救败局，又害怕朝中人民军继续扩大进攻，终于被迫接受停战。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动员了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新式武器，耗费了军费二百亿美元以上，结果损失兵员三十九万多人，连同南朝鲜傀儡军和其他帮凶军共损失兵力一百零九万多人，最后还是落得个可耻的失败。全世界人民在朝中人民的胜利中，看清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连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象人家所想象那样一个强国”。

　　（原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全世界人民也站在我们方面。它证明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抗美援朝的胜利，再一次证明，只要依靠人民，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中，全军共涌现出三十多万英雄、模范和功臣，其中有很多象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邱少云等优秀人物。他们的勇敢、顽强以及高度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革命人民的纪念和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的教导，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互相支援，亲密合作，共同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而战斗。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象鸭绿江的流水，奔腾不息，象长白山上的松柏，万古长青。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长了中朝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保卫了朝中两国的安全和独立，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世界的狂妄计划，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使私营工商业固有的弱点逐步暴露了出来。一些过去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行业，失去了市场。物价稳定后，社会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奸商囤积的商品被迫上市，市场上出现了某些暂时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更造成了公私经济之间、各经济部门之间、产销之间的严重脱节。不少资本主义企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难于维持，有的歇业，有的停工诚产。毛主席针对这一情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任务，指出必须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年六月起，全国开始进行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切实地服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的方式，使私营工业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并使它们取得一定的合法利润。对资本主义商业，由国营贸易机关在批发和零售差价、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它们以一定的活动余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利用其积极作用，沟通城乡的商品交流，但绝不允许私商进行投机活动。

　　在当时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还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必须调整劳资关系。人民政府规定，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实行“劳资两利”的原则，一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允许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由国家直接计划，存在着产销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还必须调整产销关系。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的专业会议，经过公私代表充分协商，拟定了各行各业的产销计划，以逐步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措施的实行，进一步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将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随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有了某些发展，对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调整工商业取得初步成效时，党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各项运动的伟大胜利，并向全国人民指出：“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逐渐暴露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十一月下旬，在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揭发了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刘、张两人为了满足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大量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罪行十分严重。这个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腐蚀侵袭的严重程度。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元旦，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时的祝词中，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月九日，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又提出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五反”的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大较量，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一场很激烈的斗争，它揭开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修防修斗争的序幕。它的发展过程，首先是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即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的人员，随着就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即斗资产阶级。党组织了有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五反”工作队，进入私营企业，同本单位群众结合，开展“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揪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经过对资产阶级的揭发，又不断发现了机关团体中贪污和盗窃罪犯的线索。这样，内外夹击，使运动越来越深入。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犯曾企图抗拒运动，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交待罪行，有的甚至用停工、停薪、停伙等手法，对职工进行威胁，妄图蒙混过关，但在强大的群众运动面前，都一一失败了。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他们把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派进各地甚至中央的经济部门充当坐探，有的资本家竟在国家经济机关建立了一、二百人的坐探网。他们大量偷税漏税，天津、上海等地偷漏营业税的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七和九十九。他们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手法偷工减料，骗取高额利润。他们大量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投机倒把，甚至把国家经济情报卖给帝国主义。有些大奸商还通过把持“同业公会”或组织“聚餐会”、“座谈会”、“联营社”等非法机构，组成垄断集团或盗窃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向无产阶级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有些不法资本家为了攫取暴利，竟然把一穿就裂的胶鞋，一刨就断的铁镐，一铲就卷口的铁锹，卖给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有甚者，有的反动资本家竞用已腐烂的牛肉作成罐头食品，用发霉的面粉作成饼干，在咸菜和大米中参沙子，用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拣来的棉花作成“急救包”，供应志愿军，造成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中毒死亡事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资产阶级的这种“五毒”活动，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的统计，在四十五万多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当中，有百分之七十六不同程度地犯有“五毒”罪行。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解放后刚刚有了某些发展时，就自以为羽翼渐丰，又可以同工人阶级较量了。这是资产阶级反限制、反改造的反动性的又一次大暴露，它说明不经过严重、反复的斗争，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事实也表明，资产阶级腐蚀国家机关干部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他们拉拢许多旧机关的留用人员，又用糖衣炮弹袭击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拉着这些人一起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从当时被腐蚀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看，情况是各种各样的。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中，有些人原来就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同资产阶级里应外合，为非作歹。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员也严重地滋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恶劣倾向。他们忘记了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的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丢掉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少数人甚至被资产阶级的吹捧、行贿和“美人计”等手段拉下水，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蜕化变质，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反”“五反”运动就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反修防修的严重斗争。党把它看作如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开展斗争。

　　毛主席掌握了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量材料，具体地、精辟地分析了各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态，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反击资产阶级的伟大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各级党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分别处理。对于贪污盗窃犯，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赎罪的从宽处理，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于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转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把私人工商户（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但不包括摊贩)划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例如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后两类在补交税款、退回赃物之外还酌情给以不同的处分，个别罪行严重的大贪污犯和不法资本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则处以死刑。这种处理使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受到必要的教育，又使少数严重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处，体现了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处相结合”的方针。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三反”、“五反”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六月，经过半年左右的激烈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个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教育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并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旧社会的污毒，树立了新社会廉洁朴素的风气。通过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杜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出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全国解放以后，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开展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开展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尖锐斗争。

　　我们党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从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为基本教材，广泛组织在职干部进行学习。各机关、部队、工厂、大中学校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认真学习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广大于部和群众学习上的需要，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积极进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一九五○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出版了毛主席的重要哲学论文《实践论》。一九五一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八篇重要著作。同年十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发表的重要著作共八十八篇，每篇著作都经过毛主席亲自校阅，并由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这些重要著作，是毛主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它给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强大的思想武器。

　　（原注：这十二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杜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以及两本通俗读物《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统称“干部必读书”。）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大大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了革命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杜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受到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欢迎，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以后，在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事件。

　　一九五O年三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部影片以清末戊戌变法运动为历史背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歪曲历史，宣扬投靠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颠倒是非地把光绪皇帝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说成是爱国行为，而把人民的反帝斗争污蔑为“杀人放火”。它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侵略和颠覆的需要。这部影片原由一个反动文人编写，在解放前由一家反动电影公司摄制，以讨好帝国主义并为垂死的蒋家王朝献策，这本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蒋家王朝覆灭之后，在美帝国主义侵朝战火已经烧到我国大门的时候，身为共产党员的XXX、周X一伙，竟然还把这部影片说成是“爱国主义”的，为它的上映大开绿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在这场深刻的斗争中，江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次提出要批判这部影片。然而，当时窃据旧中宣部领导职务的陆XX、周X等人，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指示，拒绝对这部反动影片进行批判。由于江同志的坚决斗争，刘少奇一伙终于不得不让《清官秘史》停映。但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却被他们暂时扼杀了。

　　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党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根本方针：“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但是，当时XXX、陆XX、周X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政策。一九五○年底，正当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XXX、周X一伙又抛出了反动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公开上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宣扬奴才主义和投降主义，鼓吹尊孔读经，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影片。远在解放前，国民党伪中央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摄这部电影，但没有来得及拍完，蒋家王朝就覆灭了。解放后，窃据了上海文艺工作领导职务的夏衍，继承了国民党未完成的事业，拍完了这部电影，并为封建奴才武训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为人民服务”的外衣。这部反动影片出笼后，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报纸和刊物，就登载歌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至少有四十多篇。其他如《武训传》的电影小说，歌颂武训的章回小说、画传等也纷纷出笼。这些文章、小说公然鼓吹学习武训和所谓“武训精神”，把武训说成是“劳动人民伟大的典型”，“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象武训那样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取消革命。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评。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深刻地剖析了电影《武训传》的反动性，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主席严肃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主席特别提醒全党注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此，毛主席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宣平说：后世的人不了解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哎呀，主席他老人家小题大做啦等等。这也怪党史没写好，本身武训兴义学这个人这个事本身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毛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借批武训来警告背后的那些人。

　　为什么呢？

　　请大家看这部影片发表的时期，1950年。1950年，国内资本家投机倒把（三反五反），土匪特务横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地主阶级未消灭）和抗美援朝（美帝威胁边疆）。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矛盾重重，阶级斗争异常剧烈。在这么残酷，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的意识形态机关，不讲阶级斗争，来了一个《武训传》。最关键的是，你来就算了，甚至形成了风潮，宣传的连中央都被惊动了。

　　请你们想一下：一个国民党拍摄的影片，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竟然能够让共产党的最高意识形态单位铺天盖地的大肆宣传！

　　你说这有没有鬼？

　　所以我说，毛主席批判《武训传》，是在警告背后的黑手。为什么毛主席不公开点明呢？因为没有办法公开点名，因为我们还没有打退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我们必须搞好统一战线，先抓主要矛盾，防止兵力分散。）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江同志亲自带领了“武训历史调查团”，深入武训家乡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份重要报告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它以铁的事实证明，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场斗争，是建国以后，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第一次大批判。这场斗争的胜利，大破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直接推动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各项运动的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准备。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深刻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就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文件，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从一九五一年十月起，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文教单位、民主党派、工商业、宗教界开始了普遍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划清两种思想界限，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同时，结合思想改造运动，初步清理了知识界的队伍，清除了一小撮隐藏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改革的指示，废除了学校中的反动课程，开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开办了一大批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弟的工农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并着手在工厂、农村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此外，还逐步接办了过去受帝国主义津贴的教会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一批据点。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还进行了院系调整。同解放初期相比，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小学生达五千一百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中学生达三百多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半，高等学校学生达十九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点二，工农业余学校入学人数约二千七百万人，扫除文盲六十五万多人。但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XXX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竭力保护国民党那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后来，他们又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

　　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已恢复和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工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热烈地开展生产竞赛，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政府在财政尚有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它开支，增加了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因此，工业和交通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二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与解放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钢超过百分之四十六，铁、煤各超过百分之七，机床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棉纱超过百分之四十八，糖超过百分之九，发电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二。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的产量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的产量分别为：钢八百五十四，煤二百零五，机床八百六十八，棉布二百零三，糖二百二十七。交通运输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建国三年来，共修复铁路一万余公里，新建铁路一千二百多公里，共整修公路三万二千四百多公里，新建公路一万一千多公里。尤其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新铁路（即一九五六年建成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战线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淮河水利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大大地提高了亿万农民抗御水灾的能力，保证了广大地区的农业丰收，促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以一九四九年的年产量为一百，粮食：一九五年为一百十七，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四十五，棉花：一九五O年为一百六十，一九五一年为二百三十五，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九十一。畜牧业和渔业也有了显著发展。三年来，大牲畜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羊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渔业产量增加约三倍。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优势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大增长，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五二年已占百分之五十六。铁路已完全由国家经营。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企业，国营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进出口贸易约有百分之九十已由国家经营。在国内的零售贸易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全部零售额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

　　建国三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战斗纲领，英勇奋斗，终于完成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光荣任务，为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九）

　　第三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XXX“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的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进入以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头三年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紧张的战斗，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杜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原则上解决了我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方针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来，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是很复杂的。据一九五二年统计，各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百分之十九点一，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百分之一点五，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为百分之零点七，私人资本主义为百分之六点九，小私有制的个体经济为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百分之五十六，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其中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五，加工订货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自产自销的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一。在农村，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的农户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个体农户则占百分之六十。在手工业中，参加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占手工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一，个体手工业者则占百分之九十六点九。这就说明，在当时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而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合计起来，在全部国民经济中还没有占到四分之一。在阶级关系方面，那时，我国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被推翻了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正如列宁所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严重地存在着。因此，在我国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过渡时期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XXX，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一结束，就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路线，先后对天津市委、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以及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和东亚毛纺厂职工狂热地宣扬“剥削有功”论，说什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轻时代”，“需要发展”，“需要扩大”，吹捧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五月，他又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继续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等到“几十年以后”，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生产过剩”的程度时才行。XXX的这一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二次革命论”的再版，是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和叛徒陈独秀那里拣来的破烂货。

　　XXX及其一伙鼓吹在城市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东北和华北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又鼓励发展富农经济，反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互助合作运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冬春，东北贫下中农的变工互助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XXX根本否认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恶狠狠地咒骂这种发展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将来“势必要缩小”。他主张在东北发展“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叫嚣对雇工“应该放任自流”，“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他指使中央组织部允许党员雇工“有完全的自由”，说党员不雇工是表示“党员对生产消极”，说什么“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怕”，阴谋从根本上瓦解我们党。不久，华北地区贫下中农参加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的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有的地方积极提出了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合作社的要求。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XXX又背着毛主席，在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压制了群众的杜会主义积极性。他到处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硬说什么只有“有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竭力反对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原注：XXX《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一九五O年一月二十三日

　　XXX《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XXX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把他的“理论”和做法归结为一个口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正式抛出了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他到处宣扬要“确保私有财产”，鼓吹“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和租赁自由，放债自由，雇工自由和贸易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至于“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也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其目的同样是掩护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XXX还指使他在哲学界的代理人炮制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们完全抹煞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抹煞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胡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两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妄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地搞阶级合作，实行阶级投降。

　　针对XXX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要各地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抓。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又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于三月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在新的条件下农民的两重性，即经过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一方面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肯定农民中的多数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看到一部分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决议规定，在一定时期中并不禁止富农经济的发展，以便坚持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但是决议强调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满腔热诚地支持当时正在东北和华北迅速发展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且总结了已有的经验，分析了互助合作组织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即初级形式的主要是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互助组，第二种是较高级的常年互助组形式，它已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少量公共财产，第三种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指示各地，应根据新老解放区和运动发展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发展方针。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对于个体的农民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决议更加具体地体现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坚持在农业合作化中实行由低级向高级的逐步发展的方针，使这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实行互助合作。除了大量的互助组之外，早在一九五一年，各地便重点试办了四百个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成立了三千六百六十三个农业社。一九五三年春，在党中央正式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鼓舞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迅速成倍地增长起来，许多互助组积极要求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由个别试办发展到普遍试办阶段。但是就在这时，XXX之流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却刮起了一股反对“急躁冒进”的妖风，在一些地方成批地解散农业合作社，强迫把合作社降为互助组。仅河北省的五千八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被搞跨了两千多个。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镇压下，许多已经办起了的合作社，被迫转入“地下”，实行“明组暗社”。一边是党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的发表和贫下中农要求办社的积极性，一边是刘少奇鼓励发展富农经济，反对互助合作。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驳斥了XXX“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XXX一伙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修正主义面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反对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错误的同时，党也注意纠正“左”的倾向。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较快地克服了。

　　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同XXX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了。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分析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搬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主席谆谆教导全党：我们在检查工作、批判错误和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并且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但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宣告了XXX“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

　　从此，党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个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群众运动，使毛主席的指示在城乡人民中做到家喻户晓，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向着新的高潮发展。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财经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会议指出推行所谓“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号召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党中央又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严厉地批判了XXX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冒进”口号。毛主席在会上深刻地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转引自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以草案形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来两年的经验，充分肯定了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已经在试办中充分显示了出来。中央要求各地党委要更好地注意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以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在这个时期，党还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包括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的政策，使粮食购销全面地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联系的主要渠道，加强了农民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大大地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些事实表明，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芒的照耀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被粉碎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和激烈了。一九五三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基本结束，全国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正在这个时候，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高岗和饶漱石，代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利益，结成反党联盟，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激烈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高岗在一九四五年到东北以后，就拉拢私党，组织反党宗派集团。从一九四九年起，他就开始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进行阴谋活动。他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制造和散布很多诬蔑党中央和吹嘘自己的谣言。他肆意篡改党史，鼓吹“陕北救中央”、“中央靠陕北”的反党谬论，无耻地抬高自己，妄图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他鼓吹“东北特殊论”，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把东北地区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九五三年高岗调到中央工作之后，更加紧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他和资产阶级野心家彭XX、XX秘密地勾结在一起，制造和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且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高岗还背着党中央向外国去报告消息，里通外国。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阴谋家、骗子手和伪君子。他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就多次玩弄阴谋权术，进行夺取个人权力的活动。全国解放后，他用欺上蒙下的手段窃取了华东地区的领导职务，积极推行XXX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篡改为“教育、团结、提高”的政策，把党中央提出的民主改革运动篡改为“民主团结”运动。党号召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却要资产阶级搞什么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自反运动”。在镇反运动中，他公然违抗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拒绝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做法，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三年饶漱石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以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便同高岗结成联盟，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宣平说：编书人很聪明，请仔细看高岗的言论，这是借高岗之口来暗示文革的斗争。)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要特点，就是用玩弄阴谋诡计的手段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对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不断变换手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发动进攻。高岗狂妄地宣称，他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他伙同XX暗中商订新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人选。他们口蜜腹剑，表面上装做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干着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反党活动。他们利用职权，封官许愿，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拉拢死党，为夺取权力做准备。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他们的这种阴谋活动达到了猖狂的顶点，表面上似乎是反对政治局的某些人，实际上是企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地识破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领导全党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中央向反党分子提出了警告，指出有人搞地下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建议，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四年二月，党中央举行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首先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意义，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团结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基本保证。党依靠全党的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也只有依靠全党的团结，才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什么时候，革命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决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全党同志更要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

　　党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四叫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决议强调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背离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倾向，开展坚决的斗争。根据毛主席的一贯的方针，对于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则必须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决议总结了我党反对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原则，即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中央，任何地区、任何部门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个党员对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以粉碎性的打击，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会后，全党在全会精神的教育和指引下，进一步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大量罪行，继续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党对于参与高、饶反党活动的一些人，给了他们以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反党联盟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坚持反动立场，对党的批评和斗争置若罔闻，毫无悔改之意，而且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在大量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指出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饶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数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高岗和饶漱石清除出党，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决议还告诫全党：“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己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四月四日，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宣告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彻底垮台。当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XX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并且给了他以严肃的批评。彭XX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但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反而隐瞒了他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某些重要事实，蒙混过关。这个反党联盟的另一个头目XX，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暗示高岗，要高岗不要牵扯他；另一方面伪装正确，公开揭发批判高岗，也被暂时蒙混了过去。

　　毛主席领导全党同高、饶反党联盟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激战，是我们党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第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次斗争，我们的党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

　　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党开始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而积极工作。

　　自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四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确定以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十四时为计算标准时间，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以便使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在认真做好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从十二月起，各地陆续普遍开展基层选举运动。一九五四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由全体会议组织讨论和修改，并会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六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决定向人民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在人民群众中普遍组织讨论，发动他们积极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六、七月间，全国各地基层单位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月至八月中旬，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分别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普选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普遍提高，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九月九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把修改后的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限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着，到会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九月二十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它以立法形式固定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集中表达了广大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愿望。它规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个有关国家机构组成的重要法律。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决定周恩来同志为国务院总理。

　　这次大会，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它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十）

　　第四节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批判了XXX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之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党的《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全国农村广大贫下中农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为中心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决议发表时，已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一万四千多个。决议要求到一九五四年秋收时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但到春耕时就已发展到近十万个。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央决定，到一九五五年春，农业

　　生产合作社由十万个发展到六十万个，增加五倍。结果，在当年秋收前已发展到二十二万五千个，年底即增加到四十九万七千个，到一九五五年春耕时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经过整理，留下了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

　　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同富农阶级和富裕中农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富农经济自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之后，已被削弱。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党又采取了坚决打击富农的破坏活动和不断限制富农经济等措施，以逐步实现消灭富农经济的目的。

　　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地进行着。这种改造是通过政治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愿地逐步地组织起生产小组、生产供销社和生产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四年中，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组织的人数已达到-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五倍多，占手工业从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等具体步骤，实行赎买的政策。加工就是国营企业提供原料，委托私营工厂进行加工生产，私营工厂必须根据合同规定的产品规格、质量、数量和交货期限完成加工任务，国营企业则按规定付给加工费。订货就是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根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数量进行生产，按期交货，取得货价。统购包销是国家指定国营商业对私营工厂生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按规定条件统一收购，私营工厂不得自行销售，即国营商业通过签订包销合同，规定私营工厂在一定期限内将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一部或全部，按一定规格、质量和协定价格，卖给国营企业包销。代购是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通过签订代购合同，委托私商按规定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向国外或国内订购商品和采购农产品及土特产品，给私商以一定的手续费。代销是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通过签订代销合同，以商品委托私营零售店按国营公司牌价出售，并给予一定的手续费。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及代购代销，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它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公私合营企业，其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生产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企业的利润按“四马分肥”即按照国家所得税、工人福利基金、企业公积金及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所有这些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式，都是在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九五三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范围，加强了对私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在此基础上，国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形式。一九五四年九月，国家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表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进行。这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其中公私合营部分已由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二点三，而资本主义工业的自产自销部分则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一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三。商业方面，凡是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货源的私营主要行业，基本上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粮、棉、油、煤炭等主要批发行业已转为国营或公私合营，许多零售商业已由经销、代销转变为公私合营。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社会主义商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九，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零点二增长到百分之五点四，而私营商业则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发展，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分的比重显著上升。按照国民经济总产值计算，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国营经济已由百分之十九点一增长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合作社经济已由百分之一点五增长到百分之四点八，公私合营经济已由百分之零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二点一，而资本主义经济则由百分之六点九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三，个体经济由百分之七十一点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一。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规定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只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将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执行这个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在头两年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三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事实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前进。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自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之后，陆XX、周X一伙仍然坚持错误，继续与唯心主义和平共处，让资产阶级权威把持思想阵地，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这是反抗对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它不能不与党的正确路线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到一九五四年秋，这个矛盾终于暴露出来了，发生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又一场大搏斗。

　　事情是由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开始的。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俞平伯，继建国初期重版他三十年前的旧著《红楼梦辨》（出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后，一九五四年又抛出了《红楼梦简论》一书。他完全抽掉《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社会历史内容，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肆宣扬反动的唯心论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说《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感叹自己”，是“情场忏悔”，是“色空”观等等。他还引诱青年脱离当前火热的阶级斗争，去对《红楼梦》进行繁琐的考证。这种曾经统治学术讲坛达三十年之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反动理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在周扬一伙的庇护下广泛地流传了开来。一九五四年九月，有两个青年敢于藐视资产阶级“权威”，冲破阻挠，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这篇文章，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这个问题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触及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想代表、旧中国最大的学阀胡适。《红楼梦研究》作者的观点和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它在旧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胡适。胡适派长期以来贩卖的就是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真理是人造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真理论，以及庸俗进化论和唯我论的社会历史观。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在旧中国思想界流毒很深，它同国民党反动政治结合在一起，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则凭借这种极端反动的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继续在文化思想界兴风作浪。抓住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就可以进而展开对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实用主义的批判。这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搏斗。

　　但是，这个批判却遭到了旧中宣部、周X一伙的严重阻挠。江同志为了推动这场批判，亲自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转载这两个青年的批判文章。然而，XXX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X之流却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竟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等为借口，不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而只准在《文艺报》上转载。转载时并且特意加上编者按语，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为了排除修正主义的干扰，扫清开展思想斗争的障碍，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严肃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的“某些人”尖锐地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毛主席的亲自批评下，周X之流阻碍批判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玩弄丢车保帅的手法，把事情说成是《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借以保住自己。但是，不管周X之流玩弄什么花招，一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在全国猛烈地开展起来了。不仅胡适派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的流毒受到了一定的清算，而且哲学、政治、历史、教育等领域也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广大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胡适派的主观唯心论的流毒。

　　为了使斗争继续向前发展，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此后，意识形态领域中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在批判胡适派反动思想的同时，毛主席还领导文化思想界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梁漱溟长期以来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忠实代言人，一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后，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学着儒家“为民请命”的腔调，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代言人”，胡说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妄图分裂工农联盟，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对梁漱溟的反动叫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思想的反动本质。在批判梁漱溟用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思想武器孔孟之道时，毛主席指出：孔夫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就是说，孔夫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一切革命的、爱国的人们，应当同他那一套划清界限。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发动下，一场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了。在这场斗争的前后，党还领导知识界批判了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和医学方面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工程建筑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这些思想斗争，对于推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大作用。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正当全国人民开展对胡适派唯心论批判的时候，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胡风集团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长期伪装革命，披着“进步作家”的外衣，实际上却极端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解放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胜利上，解放后，他们潜伏下来，以两面派手法，钻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和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垂死挣扎，频繁地进行秘密活动，并用“上书”的方式开始向党发起了进攻。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风向党中央抛出了所谓《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这个洋洋三十万言的“意见书”，恶毒地把我党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作家到工农兵当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污蔑为“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个“意见书”，是胡风集团妄图首先夺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再从这个阵地出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纲领。十一月，当我们党发起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时，胡风以为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文艺界揭发出来的问题，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公开跳了出来。他们得意忘形地说：“缺口已打开了”，“问题要全面展开”，满以为可以由此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了。为了粉碎胡风集团的进攻，十二月，党中央决定将胡风的反革命“意见书”公之于众，向全国人民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让群众辨别是非，展开批判。于是，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就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全国展开了。

　　批判运动一开始，胡风见势不妙，便抛出了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企图潜伏下来，伺机再起。同时，布置他在各地的党羽纷纷抛出假“检讨”，实行退却。但是，他们的狐狸尾巴已经被人民揪住，再也逃不掉了。这时，胡风集团中已有人交出了他们的密信，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窃窃私语”。从这些黑信中可以充分看出，胡风是怎样指挥他的反动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进攻的，怎样唆使他的党羽打进

　　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内来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的。大量的材料证明，胡风及其一伙决不只是什么有错误思想的小宗派，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为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这些材料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队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或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任务的。这些材料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义愤，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把混在各地的胡风集团的骨干及其党羽，一个个揭发和清查了出来。这个反革命集团迅速地被粉碎了。

　　毛主席为这些材料写的序言和按语，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给了我们识别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胡风集团有一整套反革命两面派的策略。他们反对党和人民，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而暗中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当他们的猖狂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赶紧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的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总之，他们以假象欺骗人民，而在暗地里却干着人们意料不到的事情。.毛主席提醒全党：“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甚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说明虽然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一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个不小的数量。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又生长了一批新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也不断派特务间谍进来。由于在过去革命大风暴时期，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企业机关又缺乏严格的审查，因而有许多要两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并且长期暗藏了下来。他们发展反革命秘密组织，窃取我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情报，制造破坏事故，进行恐怖暗害活动。他们在农村中制造骚乱和暴动，破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在城市中毁坏机器，纵火烧厂，杀害职工，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动群众，清查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尤其是把那些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人清理出来。一九五五年五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一场大规模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便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为这次运动规定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七号)。根据这一方针，党在这次肃反斗争中，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弄清事实，正确论定性质，严格分清敌我，“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官和按语》)，稳准很地打击敌人。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区别对待，以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各级党委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指导肃反斗争的专门委员会或专门小组。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肃反斗争，纷纷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配合专政机关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分子陷于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从一九五五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在近二年时间中，运动经过了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审查阶段和甄别定案阶段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运动中清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制止了一些反革命破坏活动，还破获了许多重大的反革命案件。通过这场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了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广大群众的革命警惕性更加提高，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五年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大好。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由农业生产互助组为主迅速发展到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国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发展。但是，革命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以XXX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呼应，企图阻碍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被农业合作化的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对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概看不到。他们胡说合作社办得越多乱子就出得越多，攻击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要我们党“赶快下马”，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一九五五年五月，右倾机会主义者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召开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不顾党中央在四月间提出的“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的警告，制定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仅两个多月内，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砍掉了。浙江省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这股右倾机会主义妖风一吹，也影响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稳步不前，不敢发展”的右倾保守错误。有的人埋怨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太快了”，“盲目冒进了”，有的地方甚至动员退社。由于XXX一伙的猖狂破坏，使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一时变得乌烟瘴气，阴霾满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及时煞住了这股妖风。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同年九月和十二月，毛主席又领导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按语，继续深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引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胜利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这些著作中，以极大的愤怒谴责了右倾机会主义，深刻分析了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和意义，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杜会改革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号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少量的富裕农民，而看不到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党有一条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路线，有着领导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又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因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过低估计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经验，这同样也是完全错误的。总之，“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否定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就必然会滑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毛主席在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满足逐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才能使工业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才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不搞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不能前进。“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就农业本身来说，也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很多的农业机械把农业装备起来。如果按照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观点，等工业发展了，使农业机械化了再来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在农村中泛滥起来，以致造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都不能实现。只有先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支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实现农业本身的机械化。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大机器。这是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这些重要著作中还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这三部分人，他们的经济困难（贫农），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们是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老中农中的上中农，即一些经济较富裕的中农，他们的私有观念很浓，具有严重的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才能巩固地团结他们。总之，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持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在合作社的领导机构中，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如果不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必将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农民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将一天一天严重起来，结果少数人发展成为新富农，大多数农民又重新陷于没有土地和贫困的状况。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埋怨我们，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工农联盟显然是不可能继续巩固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杜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叫嚣合作化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合作化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岐。”

　　为了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毛主席制定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作出关于分期分批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全国的县、区、乡，除作好实现合作化的规划外，还应当作出关于农业、副业、商业、金融、水利、绿化、文教卫生、妇女、青年、整顿党团等项工作的全面规划，并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规划。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各级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

　　毛主席在这些光辉著作中，还强调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深刻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合作社的制度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了也不能巩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XXX一伙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孔孟之流反对社会变革，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历史观。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面。因此，他们必然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倒退，反对马列主义，推行修正主义。毛主席在为《一个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写的按语中，直接批判了XXX一伙尊孔读经，热情地赞扬了社会主义，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这就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和他的“经书”对劳动人民是一文不值的，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主席在按语中还尖锐地批判了XXX一伙曾亲去曲阜“朝圣”的尊孔复古的丑恶行径，那些“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这就揭穿了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XXX是个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尊孔派。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指导我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学说在当代的新发展。这个报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推动了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象一股强的东风，迅速吹遍了全国。贫下中农兴奋地说：“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亿万农民立刻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热情而有秩序地投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仅一九五五年七月至十月，新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六十四万三千个，参加的农户达二千一百二十多万户，均比原有的总数增加一倍以上。一个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加速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再一次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并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决议发表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十二月底，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又新组织起了六十二万八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有三千七百三十一万九千户。总计，这时全国共有一百九十万零五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七千五百四十五万二千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老解放区各省市已陆续宣布在农村中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不相信新解放区也能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是错误的。运动迅速地向前发展，到了一九五六年一月至三月，我国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及时指导合作杜的巩固工作。原来预计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工作，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以来不过半年多就基本上完成了。

　　就在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普遍发展的过程中，较大型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逐渐发展着。这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除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外，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也都归集体所有，废除了土地分红的制度，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它已经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了。这种合作社原来已经个别试办。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时，一部分老社合并组成高级社，也有的互助组直接联合组成高级社。毛主席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指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杜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强调指出“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流，从一九五六年春就发展到普遍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到六月底，入社的农户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一百七十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有七千六百八十七万四千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这时，不但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参加了合作社，连过去观望、徘徊的富裕中农，也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大部分加入了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九月，合作社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又继续进行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毛主席针对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六月三十日又发布命令，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一章程，反映了全国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和愿望，是全面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到十二月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这样，原订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只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五六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人口达七千万。但是，我国农业经受住了这个严重的考验，获得了大丰收。特别是高级社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初级社高出百分之十到二十。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就一再指示各地要制定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努力发展生产。一九五六年一月，根据毛主席的倡议，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主席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转引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纲要》向农民提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长期奋斗目标，描画出了我国农村的幸福的明天。《纲要》的中心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巩固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纲要》还提出了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具体任务。《纲要》的公布，把广大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发出来的劳动热情进一步调动起来了。

　　五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使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大大上升，资本主义力量大大下降。党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向高潮。

　　我们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地指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商潮)序言》)党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批判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全面规划，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作了准备。从一九五六年春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组织起来，并且越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直接组织起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从业人员达六百零三万九千人，占全国手工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基本上完成了全国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全国城乡各地的个体商业者——小商小贩，也通过合作化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底，个体商业除少数随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外，有一百九十五万户参加了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占个体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尚未组织起来的十分分散的那部分个体商业，也在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下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并且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向高潮发展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推动下，开始问更高的阶段发展。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中，有的行业已经开始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自行交出生产资料的。他们有的表示接受，有的顽固抗拒，多数则是摇摆的。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行了座谈会，向他们指出，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工商业者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同年十一月，党中央召集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代表，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经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这一文件，总结了建国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并根据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到来的新形势，制定了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党中央决定，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北京的私营工商业首先被批准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一百十八个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全国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一九五五年底的八万八千多户私营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三，职工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私营商业中，转为国营、合作和公私合营商店等形式的有一百九十九万户，占原有私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在全国商业总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商业已占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杜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实现并不是偶然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多数的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勉强交出了企业。少数抗拒改造的资本家，慑于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也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没有公开反抗，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工人阶级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坚定地表示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五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村的联系，城市资本主义更孤立了。广大农民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使资产阶级处在工人、农民两头夹攻之中。同时，我们党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即在一定年限内，由国家根据合营以前的资本总额，按照固定息率（一般为年息五厘）发给股息即“定息”，对原有在职的私方人员，给予安排工作，让他们在企业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给他们一张选票，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比抗拒改造更为有利。正是在上述一系列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杜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五七年的国民收入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九点一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合作社经济由百分之一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四，公私合营经济由百分之零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七点六，而个体经济则由百分之七十一点八降到百分之二点八，资本主义经济更由百分之六点九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一以下。这一切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都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杜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问题上，也还需要继续解决。同时，由于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在各个战线，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杜会主义革命。

　　本章小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建国以后，我们党依靠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使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党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一场伟大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热烈欢呼，也遭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猖狂破坏。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XXX更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背着党中央，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批判了XXX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积极

　　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毛主席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动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在这个大变动中，我国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