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革命圣地延安对全国各地甚至外国的青年产生了“虹吸”现象，特别是国统区的爱国青年，他们中很多出身于高官富商的优裕殷实家庭，或是“豪门公子”，或是“大家闺秀”，是十足的官二代，富二代，本来家庭已经给他们铺就了一条通往仕途、留学等坦途，但是他们仍然背上行囊，奔赴延安，走上一条布满危险的革命之路。
奔赴延安的路，十分坎坷崎岖，一是跋山涉水，遥远而艰险，如董必武诗中所写：“垒筑山变色，丁抽路断行。”二是要经受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层层阻挠，有的甚至会丢掉性命。
但是这些爱国青年，为什么还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背叛自己的阶级，义无反顾奔赴延安，因为他们认为走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是一条爱国的道路，是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安徽桐城人，其父是清朝正四品道尹，叔父是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她拒绝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顶着与家人断绝父女关系的压力，于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
阎明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只身从成都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周恩来接待了她，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提高嗓门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她把皮鞋换成布鞋，把披肩长发剪成短发，几经辗转到了延安。在路上，她把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她认为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了。
温联琛，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儿，可谓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她，从武汉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拦截送到重庆，她还是执意去延安，父亲拗不过她，只好给她买了去西安的机票。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改名叫夏沙后奔赴延安。当时，她年仅14岁。
吴醒柏是个新加坡侨胞，也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他决心回国抗战，偷偷跑到香港。父亲坐飞机追过来，称只要不回国可以答应他一切条件。可他不为所动，回国后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画家石鲁，原名冯亚珩，其家是四川仁寿的大地主，土地千倾，有庞大的庄园和万卷藏书的藏书楼。石鲁20岁时，接受革命思想后，要到延安去。为得到一笔路费，违心地答应了他母亲提出的与一地主家小姐成亲的条件，拜堂后在长工屋里躲了3天，然后拿着母亲给的200块大洋转身离开了家。
延安，这个穷地方，为什么像一块巨大的磁石，能把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吸引过来呢？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青年有4万余人。
一是革命理想大于天，这些官二代、富二代虽然家境显赫，衣食无忧，但他们追求进步，有革命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这是他们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相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抗战，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则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对日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更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中国青年指明了方向，使他们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二是国统区的黑暗腐败，让他们感到愤慨。在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官员、奸商等却投机买卖发横财；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前线激战正紧，国统区却没有抗战的氛围，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1938年到延安的陈学昭描述当时的成都，这里本应该是抗日复兴的根据地，却没有一点战时的景象。她对提笼遛鸟的富贵闲人，憎恶不已，“逃难来到这里的人，安居下来了，喝茶、闲谈、散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是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幸福乐园。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延安这里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延安虽然物质生活贫困，但这里却有精神上的富矿。因此，到延安去，成为爱国青年们的自觉行动。他们“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青年们在延安寻到了光明，寻到了理想，寻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才是他们中国梦的所在。
【文/李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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