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宋孔陈腐败录

　　从左到右依次为：孔令杰，孔令伟，宋美龄，孔令侃

　　孔令侃（1916－1992），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

　　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1943年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

　　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大。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生活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

　　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大学生活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

　　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

　　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作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

　　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

　　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出场家人照片1933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

　　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

　　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

　　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4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

　　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任职可那时，孔令侃刚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

　　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

　　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

　　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

　　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呼其名一点不留情面。

　　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骚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作为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

　　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左轮手枪，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

　　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中国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

　　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孔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搓麻。孔祥熙不爱玩麻将，主要是宋蔼龄，还有几个是孔家的好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和税务局长樊光夫妇等，其中属盛升颐夫妇来得最勤。

　　盛升颐的妻子虽已年近40，但保养得极好，看上去就像30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只要她一来，满屋子就听她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她生得标致，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

　　孔令侃和“白兰花”可谓“一见钟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盛升颐常来打牌搓麻，孔令侃就和“白兰花”借口散步出去约会。开始还只是搂搂抱抱，不久便上了床。

　　孔令侃是个色鬼。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

　　在和“白兰花”之前，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当即孔祥熙、宋蔼龄和宋子文、张乐怡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

　　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蔼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孔令侃的计划终于未成。

　　另一方面，张乐怡的妹妹当初就不情愿，后见孔宋两家都真的反对，也就大着胆子拒绝了。实际变成了孔令侃剃头挑子一头热乎。好在孔令侃也多变，很快他对那位“小姨子”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向别的女孩发动进攻。

　　可以说，“白兰花”是孔令侃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动心的一个。她特别能理解（或者说操纵）孔令侃，知道怎样逢迎。她比孔令侃大十几岁，有着多年的生活阅历和交际经验，经常能为孔令侃出谋划策，并在孔令侃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他面前。

　　“白兰花”属于那种交际型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和孔令侃的相遇，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就可能永远呆在盛升颐那死气沉沉的家中。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而且前途无量。和孔令侃相比，盛升颐像是一具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僵尸。因此，她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赢得了孔令侃对她的好感和信任。

　　一天，盛升颐又携“白兰花”到孔家打牌，中途盛升颐觉得身体不适先回去了，说好了打完牌由孔家送“白兰花”回家。午夜两点，宋蔼龄觉得有些乏，便招呼收桌。吃过几道广东小点心后，几位牌友纷纷起身告辞，孔令侃主动提出要送“白兰花”回家。

　　孔令侃将车开到了自己的一幢别墅前，二人便进屋洗浴上床甜蜜一番。尔后，“白兰花”不知为何流下泪来。一时令孔令侃迷惑不解。他将心上人搂在怀中，一边为她擦泪，一面说：“美人，为什么要流泪？”“白兰花”说，盛升颐已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近日来对她横眉冷对。今天要不是宋蔼龄打电话来，他是绝不肯带她来的，而且来之前还说，要是发现她有什么不轨，决不放过。

　　孔令侃听后笑到：“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在你怕什么，那个老家伙要敢对你非礼，看我不砸扁了他！”白兰花说：“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毕竟是盛的妻子。这事要公开了出去对你我影响都不好，不如就此了断了吧。”“不！”孔令侃说，“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我想好了，我要你和他离婚，我要娶你。”“白兰花”一听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她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和我结婚，你妈宋蔼龄会同意吗？”“我的事他们管不着。”“我怕…”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孔令侃下定了要娶“白兰花”的决心，上一次要娶“小姨子”未成的创伤，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一次，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说是这样说，但一想到孔祥熙冷冰冰的面孔和宋蔼龄的心计，孔令侃还是有些担心。毕竟，他翅膀未硬、羽翼未满，离开老爹老娘还不能闯天下。通过张乐怡妹妹的事，他也明白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意图，是想让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

　　当时也确有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他出人交际场所也认识了不少漂亮女孩。可说实在的，他觉得那些女孩子大都有一股子令他讨厌的做作，而那些不大做作且能大胆向他表示“爱情”的又都浮浅粗俗。他已隐约感到孔祥熙和宋蔼龄不可能同意这桩婚事，况且，“白兰花”还没有离婚。而要想让“白兰花”离婚，自己首先就要做出承诺。

　　孔令侃和“白兰花”秘密约会同居的事终于暴露了。那是一天晚上，“白兰花”对盛升颐谎称去戏院看戏。盛升颐派人暗自跟踪，终于发现了她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进了一幢洋楼里。

　　不久，在国民党上层的家庭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的事就成了热门话题，盛升颐也和“白兰花”摊了牌。“白兰花”哭着去找孔令侃，不料孔令侃正在家中受到孔祥熙的训斥。

　　孔令侃也有个怪脾气，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想办的事一定要办成。那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孔祥熙随国民党政府一起去了重庆。孔令侃则被派到香港，做为中央信托局（该局当时设在香港）的代行理事长替孔祥照行使职权。

　　孔令侃到了香港以后，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办了一份报纸《星报》，利用这一报一刊为孔家-。为了能及时和重庆联系，孔令侃违反港英当局的规定，在《财政评论》办公楼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部电台。不料这部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而孔令侃却利用这一事件和他心上的美人“白兰花”成婚，因祸得福。

　　当时港英当局允许重庆政府在港设立的电台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一个是戴笠军统在西环海岛上军火库内设的。其它一些驻港机构要想开展无线通讯业务都要到交通银行公开设立的中国电报局办理。

　　孔令侃觉得那样做不方便，特别是他想独立地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花边新闻，直接发给孔祥熙和宋蔼龄，这就必须设自己的电台。

　　孔令侃设立秘密电台用密码向重庆发报的情况被日本在香港的特务发现了，这些特务多次截获了孔令侃的电报，在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后，开始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查办。

　　一天上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突然包围了《财政评论》办公大楼。不到一小时，就将孔令侃私设的电台、密码及有关资料起获，并带走了几名工作人员。孔令侃当时就在楼上，也束手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人被英国人带走。

　　更糟的是，第二天香港的几家报纸几乎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说是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这一下孔令侃真有点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了。他想说自己不是间谍情报电台，人家反问他，不是间谍情报，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到公开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去发电报？

　　孔令侃自知理亏，在香港这个地方，又没人买他的帐，他真有了落魄之感。于是，他舍出血本，向经办这件案子的港方人员大量行贿，又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

　　港英当局查来查去，也觉得难以处理。一是《财政评论》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办的，案子涉及到中国政府；二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

　　于是，港英当局就把该案的全部案卷和证词都移交给了中国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并表示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但孔令侃明知故犯，不能原谅，希望中国政府将其调回。

　　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

　　这时孔令侃突然想起了“白兰花”，就给“白兰花”发电报，让她速来香港。

　　“白兰花”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从重庆坐车到昆明，又从昆明转道去了香港。

　　1939年秋的一个早晨，一艘美国公司的客轮在香港起锚了。在头等舱的房间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相对而坐。茶几的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艳的郁金香，空气中飘浮着温馨与甜蜜。

　　几天后，船行至马尼拉，孔令侃突然对同行的几个随从说，他要在马尼拉与“白兰花”结婚。孔令侃的这一举动令他的随从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坚决反对这一婚事的，他们原以为孔令侃叫“白兰花”来，只是为旅途枯燥解闷。

　　在马尼拉港，孔令侃打电报给宋蔼龄，通报了他的婚事。他早想好了，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我们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为了把婚礼办得像点样，他还事先托在马尼拉的朋友帮他在一个旅馆租了个房间（船在马尼拉停了两天），并请了一个牧师做他们的证婚人。

　　宋蔼龄在重庆接到孔令侃的电报后，立刻打电话给孔祥熙，孔祥熙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嘴里嚷到：“孽种，这个孽种！”宋蔼龄在电话里说：“光骂有什么用，得赶快想个办法。”孔祥熙说：“叫他立刻回香港，美国的事不办了。”还是宋蔼龄沉得住气，她立刻通过关系弄清了孔令侃在马尼拉的地址，然后发了一封措辞恳切的电报。大意是让孔令侃冷静下来，认真对待婚姻大事，并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

　　无奈这封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就在孔祥熙、宋蔼龄焦急地等着马尼拉电报的时候，孔令侃和“白兰花”已在旅馆如期举行了婚礼。

　　孔令侃去美国是被迫的。这是他一生中极少遇到的情况，因为有“白兰花”，他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否则他是一定要回重庆的，看看那些“正人君子”能把他怎么样。

　　孔令侃和“白兰花”漂洋过海，一路上花红柳绿，到了美国也根本没心思读书。无奈宋蔼龄发了脾气，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别回来见我。孔令侃只好硬着头皮去读书，在“白兰花”问题上已经弄得老爹老娘很没面子，这学习的事说什么也得顺从。

　　可此时的孔令侃哪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在教室坐了两天，就比坐了两年还难受。晚上他逛夜总会，早上就起不来，懵懵懂懂地赶到教室，老师的话一句也听不见，满脑子里还是在宇宙灯下大幅度摇摆扭动的红男绿女，这时“白兰花”给孔令侃出了个主意，说你真不想读也没关系，以孔家的势力和影响，找个替身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孔令侃一拍大腿说，是啊，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他想起了吴方智。

　　吴方智原是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英语讲得极为流利，脑子也很灵光。因和孔令侃年龄相仿，平时还能和孔令侃说上话。

　　孔令侃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叫他速来美国。吴方智见到孔令侃的电报，自然不敢怠慢，立即乘船来到美国。到了以后才知道孔令侃要他来是为了当替身。

　　孔令侃按事前和“白兰花”商量好的办法，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宇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攻读硕士学位，并对吴许愿说，这次拿到学位，帮了孔令侃的忙，将来一定重用。

　　吴方智出身贫寒，能为孔令侃这样的大少爷效力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寒窗苦读，发奋忘忧；加上聪颖的天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文凭。但文凭上的名字却写着孔令侃，当孔令侃把文凭捎回重庆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这个捣蛋的儿子改邪归正了。

　　“拿到”文凭后，孔令侃怕吴方智久居美国会带来麻烦，就让他回到了香港，并给了他一笔酬劳。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将吴方智提升为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当时，一些知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地下硕士。

　　孔令侃在美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在中途岛、瓜岛等战役中重创日军，从海上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包围。苏联则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首次取得了一次歼灭德军精锐30万人的重大胜利，从此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面。

　　在北非，蒙哥马利领导的英美联军重创隆美尔的德国坦克部队，并一举攻占了意大利的门户西西里岛，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两家的努力在美四处活动八方串联，争抢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产品的经销权，为在抗战胜利后取代日本在华地位的美国商人铺平道路，也为自己将来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

　　1945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担任了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孔令侃利用这个机会，同美国著名大公司进行洽谈，并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华经销其产品的合同，为其回国建立扬子公司创造了条件。

　　1944年，他的老爹——执掌国民政府金融大权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的阶梯失去了支撑。他本来还雄心勃勃想杀进政府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蔼龄劝他，官场污浊，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现在年轻干一点实业。

　　于是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财产和影响，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建立的关系，在抗战胜利不久开办了一家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这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理解，孔宋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怎么会在扬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

　　其实不然，孔祥熙被撤职后，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10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样。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

　　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

　　而且，当时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国定居前，她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

　　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

　　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

　　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

　　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托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

　　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100多年历史。为了能达到打入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130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板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旧（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

　　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1辆。

　　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上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

　　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30余人，其中多为洋人。

　　如英、美军官各1人，英国勋爵1人，美国华尔街代理1人，买办若干人。此外财政部、军政部官员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3名德国纳粹战俘在公司任职。

　　抗战胜利时，美军向国民党政府移交了一批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选择后准备留下几个有背景、有学历的为中国所用。孔令侃知道后，立即和有关部门联系，从中挖来了3人。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你弄来那些德国佬干什么？他们是战败国，有功夫多和美国人联系联系才好。

　　孔令侃不听，不仅要来了3个德国战俘，还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国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没错，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的技术、文化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是不可忽视的。

　　果然没过多久，德国的工业开始复苏，中国对德国的贸易也开始复苏。孔令侃利用这3个德国人回德国，很快和德国搞颜料的垄断资本家挂上了钩，而当时中国的颜料市场几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国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扬子公司又趁机发了一笔财。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

　　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

　　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了。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蒋介石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蒋介石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被叫来了。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蒋经国以为蒋介石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20个师，20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

　　蒋介石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20个师、20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20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20万亿。

　　他缓了口气对蒋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蒋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打了个电话。毛人凤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蒋介石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蒋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蒋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蒋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蒋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阵式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卜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蒋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蒋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榨；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

　　这3个案子报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大笔一挥：“杀！”开了杀戒后，蒋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蒋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国民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蒋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笙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笙也是来者不善。

　　蒋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

　　蒋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蒋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笙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蒋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笙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

　　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蒋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杜月笙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当天晚上，蒋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蒋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历来对蒋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龄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来之前，宋美龄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蒋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借口。

　　蒋经国不服，说蒋介石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就在蒋经国和宋美龄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蒋经国在见蒋介石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先在家里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这样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爷孔令侃守在上海，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

　　张万椿，1918年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城内一个商人家庭。初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父母让他弃学从商。而他认为经商者多为奸商，不愿从命。于是家中以断绝供养相逼。

　　张万椿愤而出走，年仅18岁即流浪于街头，经常遭受警察、巡捕的欺迫，遍尝世间痛苦，使他逐步明白︰只有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才能少受欺压。于是他交结城里一伙热血青年和学生，以练拳强身为名，组织了“永生青年团”。

　　1935年，“永生青年团”扩大到200余人，连城郊农民也纷纷参加。张万椿带领这伙热血青年打富济贫，与势力展开了斗争。他们的义举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遂通缉逮捕张万椿等人，欲解散“永生青年团”。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进山西，阎锡山下令太谷当局搜捕激进分子。9月的一天，宪兵20余人在城内西大街某商号将张万椿逮捕。

　　张万椿入狱后，备受严刑拷打，被斥为“头领”，逼其招出组织情况。面对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他抱定决心誓死不咬供别人。当时他浑身血肉模糊，但有关抗日组织的人员、情况只字未露。反动当局的队谋失败了，最后对他镣铐加身，-起来。三个月以后，在众多亲友出资保释下，才得以脱险出狱。

　　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使张万椿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也使他懂得了单凭一腔热情，而无明确的政治方向，无正确的组织领导，是干不成大事的。他苦苦思索着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1937年，太谷牺盟会在阴杰和李武英的领导下，团结进步青年和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张万椿当时在初级学校结识了阴、李二同志。在他俩教育启发下，决心献身于民族革命。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牺盟会，任干事。每日学习革命知识，开展抗日宣传，思想进步很快。

　　当年11月初，日军逼近太谷。5日晚，中共太谷县委及牺盟会、游击队开赴东山。当日深夜，张万椿将行李托人送回家。出城时，为了大家的安全，他路经家门而不入，写一字条向家人告辞，条上写着“以身许国、虽死无恨!”与阴杰、杜润生等同志转入东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上山后，他在游击队里担任政治工作员，并于同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政府成立后，他调任二区区政指导员，在范村口一带开展工作。

　　1938年初，县委、县政府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支援抗日，决定成立敌区工作委员会。在全县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上，张万椿抢先请战到敌区工作委员会工作，主要任务是动员资财，动员参军，发展抗日力量。

　　敌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由他带领富有社会活动经验的精干人员，深入敌后开展工作。他们组织密侦小组刺探日伪情报，组织爆破小组扰乱敌占区秩序，组织运输小组给根据地不断送回资财和粮食，对根据地帮助很大。他们在敌占区抓汉奸，成立抗日政权，还经常深入到韩村、桃园堡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并不断通过关系把宣传品、布告贴到县城里。

　　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使日伪十分恐慌，在悬赏捉拿的同时，多次派兵搜捕围歼，企图消灭他们。张万椿等数次遇险，均在群众的掩护下有幸脱险。几个月时间，他一个人就弄到50余支，动员100余青年参军，并征募一批粮食布匹。

　　1938年4月2日，敌区工作委员会召集各小组在阳邑镇汇报和布置工作，被该村敌特杜某侦知告密。4月3日拂晓，日军左腾大队800余人携带山炮重机枪包围了阳邑镇。

　　张万椿随即指挥其他同志分散隐蔽，并迅速把文件烧毁。这时日军已进村，在一个小巷内他与敌人遭遇，不幸被捕。日军将他五花大绑，押到阳邑村南面的广场上。

　　这时，全镇男女老少被逼到广场上朝北跪下，四面架起轻重机枪，瞄准了广场上的群众。张万椿环视四周，只见工作组的同志大多没有脱险，驻在太谷的八路军某部便衣30余人也混在人群当中，他意识到一个生死攸关的严峻时刻来到了。

　　日本大队长跟翻译官气势汹汹地走到他的面前，后面跟着四名手持明晃晃的战刀的日本兵，敌大队长恶狠狠地问︰

　　“你是抗日军吗?”

　　张万椿瞪着敌人说︰“我就是抗日军，杀剐由你。”

　　翻译官指着人群假惺惺地笑着说︰“还有谁?指出来不杀你。”

　　“就是我一个抗日军，这些都是老百姓，与他们无关。”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后，转身向群众宣传宁死不屈，不要背叛祖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等道理。

　　广场上的人们目睹他宁死不招供战友的英雄气概，由衷地发出无限崇敬之情。

　　日军用拳头和枪托打张万椿，想制止他讲话。万恶的敌人打得他满嘴流血，门牙掉下来好几个，他不仅不招供，反而破口大骂。日军无计可施，只得将他押回县城。

　　当日夜里，日军在大队部严刑拷打张万椿，使用火柱烫、烘油烧、杠子压、竹签钉等种种酷刑，想从他口里得到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的情况，却一无所获，敌人大失所望。

　　日军问︰“你是哪一部分的?”

　　“抗日军!”张万椿答。

　　“谁领导?”

　　“朱总司令领导。”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中国人。”

　　“你来阳邑干什么?”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把你们这些XX的赶出去!”日军气急败坏，把他打得几度昏迷不醒。

　　日军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唆使汉奸王某前来劝降。

　　眼见国难当头，中国却出了这等败类，居然为侵略者所使唤，简直猪狗不如。张万椿越想越来气，他怒不可遏地指着汉奸大骂︰“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要叫我不抗日，除非把日军赶出中国，把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汉奸统统杀光!”王某恼羞成怒，用皮鞭抽打他，张万椿虽两手被捆，仍用双脚猛踢汉奸，予以回击。

　　1938年4月3日，天气阴沉沉的，日军昨天一夜对张万椿软硬兼施，均无济于事，终于要对他下毒手了。

　　早饭后，日军百余人绑着张万椿押赴刑场。路经县城中心的鼓楼处，他面对街道两旁的围观群众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迈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东街边走边慷慨激昂地讲演︰“同胞们，我是一名抗日战士，日本侵略者虽能一时践踏我们的国土，但他征服不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意志和决心!他们今天砍了我的头，但他杀不完所有的抗日力量。乡亲们，只要我们团结，中国就不会灭亡，我们誓死不当奴!”

　　人群随着张万椿的讲演声越聚越多，日军野蛮地用枪托砸打他，企图阻止他讲演。张万椿顿时满口鲜血，他怒视着敌人，仍一路高呼口号走出东城门。人们都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这样年轻刚直的生命消失在敌人的魔刀之下。

　　一声罪恶的枪声响了，这样一位具有坚定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倒下了，好似一颗流星，一闪即逝于璀璨的星河中。

　　张万椿牺牲后，组织上当即追认他为抗日烈士。英雄的战士不会倒下，在他昂然挺立的身后，是一群群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中华儿女。烈士的英名不会消逝，他们的光辉形象将与日月同辉。

　　张万椿，这个名字将永远载入烈士英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