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的实质是扩大侵华

　　“门户开放”这么一项趁火打劫的侵略政策，却因其披着“平等”、“开放”的外衣，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而被一些论者认为反映了美国“利他”的美德，似乎是“门户开放”使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这样的说法实为颠倒是非。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先后两次向列强发出外交照会，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披着“平等”、“开放”、“保全中国”的华丽外衣，至今仍不时被美国所标榜，实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扩大侵华的工具。

　　趁火打劫

　　提起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人们很容易误解为美国要清政府“开放”门户。其实，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时，中国的门户已经洞开。此前近60年，列强通过一系列侵华战争，强行撞开中国门户，逼签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在中国取得传教、经商、投资、租地等各种权益。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更是纷纷在华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既然中国的门户已经洞开，那么，美国为何还要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呢？答案就是：其他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对美国逐渐采取闭门之势，严重妨碍美国在华权益的扩张。美国眼见其他列强通过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从清政府攫取了一系列特权，而它自己作为迟来者，未赶上这场盛宴，其所获侵华利益明显处于劣势。这对于刚刚打败西班牙从而获得菲律宾这个通往中国跳板的新兴强国美国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1899年9月至12月，海约翰在向主要强国致送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中提出，各国在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应享受同等的关税、入港费和铁路运费待遇，不搞区别对待。其要旨名曰“机会均等”，或曰“利益均沾”，实际上是强调列强不能在其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排挤美国的利益。

　　所谓“机会均等”或“利益均沾”，都是美国与其他列强展开在华利益争夺的表面说辞。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突飞猛进，但其军事实力对付老朽的西班牙帝国尚可，若要与欧洲强国过招却无胜算。所以，美国尚不能选择以武力手段与列强展开在华竞争，而只能寄望于通过经济优势挤入列强在华势力圈。这样就可以理解，“门户开放”照会不反对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没有挑战其他列强在华既得权益，只是试图寻求“机会均等”。

　　1900年7月，海约翰再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提出所谓“保全中国”的内容。其时，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进犯北京的途中，俄国也正集结大军准备以“护路”为名入侵中国东北，列强瓜分中国之势日炽。值此中国将被瓜分之时，美国看到其在华利益有被排挤的大危险，于是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的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其中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学界概括为“保全中国”。

　　美国为何提出“保全中国”？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如果真的被其他列强瓜分，那美国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所揭橥的“机会均等”将不复存在，美国在华利益将遭受重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毛”就是美国基于“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在华利益，而“皮”就是“中国的完整”。再者，义和团反帝运动也让美国认识到，强行瓜分必招致中国人民更激烈的反抗，致其在华利益受损，而祭出“保全中国”的大招，可保美国在华利益无虞。

　　拓展在华特殊利益

　　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提出的情形清楚表明，美国针对的对象是其他列强，清政府完全被无视。照会一开始就只发给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的列强，而没有发给清政府，说明并非清政府“妨碍”了美国在华获得“平等待遇”。毕竟，清政府已经向列强打开了门户，先前进入中国的列强在华已占有许多排他性权益，它们是不愿意与美国分享的。其他列强划定势力范围形同对美国“关闭门户”，所以，美国向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就是试图打开这些势力圈，以便美国与各国争夺在华利益。

　　当然，我们说“门户开放”照会针对的是其他列强，并不意味着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涉及清政府，不涉及中国的权益。实际上，这一政策提出后，美国时常以之为借口，要求清政府扩大“门户开放”的范围和领域。所以，“门户开放”政策既体现了美国与其他列强的争夺，更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权益的攘夺，其结果是美国和其他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这一政策主观上没有为中国利益考量的意图，客观上对抑制列强瓜分中国也几无效用。

　　“机会均等”也好，“保全中国”也罢，其着眼点都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第一次照会在提出“机会均等”时，仅限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商贸方面；第二次照会在地域上扩至“中华帝国所有部分”；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由商贸方面逐渐扩大到筑路、开矿、制造、金融等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美国试图挟其经济实力在中国攻城略地，打入其他列强在华利益圈，取得优势地位，明显反映了美国与其他列强在华争夺的一面。与此同时，在逼迫清政府让渡更多权益方面，美国又常常联手其他列强，体现了它们之间合作的一面。它们之间无论争夺还是合作，损害的都是中国权益。所以，“机会均等”的本质，说白了就是以中国权益为代价，拓展美国在华权益；至于“保全中国”，只不过是借这一华丽口号攫取更广泛的利益而已。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反映了美国侵华战略进入新阶段。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19世纪末实力大增，此前，美国在对华问题上主要是跟随英国，分享好处。在打败西班牙、获取菲律宾这个通往中国的跳板后，美国不再满足于唯英国马首是瞻的做法，提出独立的对华新政策，彰显其强大地位。自此以后，在涉华问题上美国动辄以“门户开放”说事，要求其他列强遵守。

　　从更大范围说，美国的这一政策反映的是，经过一定的阶段后，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重新瓜分世界的一般规律。打败老牌帝国西班牙、一跃成为国际政治重要玩家之后，除经营美洲这个传统的势力范围之外，美国开始把目光更多地瞄向欧洲与亚洲。自此，美国战略家与地缘分析家开始重视中国的战略价值，认为无论从地缘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美国都应该重视并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逐。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海权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均强调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甚至断言，如失去中国市场，美国将会崩溃；而赢得中国市场，美国将成为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内海”。这些论调极大影响了麦金莱与老罗斯福政府。美西战争之后，美国采取积极政策介入其他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也就势所必然。

　　损害中国独立自主

　　不过，就是这么一项趁火打劫的侵略政策，却因其披着“平等”、“开放”的外衣，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而被一些论者认为反映了美国“利他”的美德，似乎是“门户开放”使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这样的说法实为颠倒是非。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完全出于私利，主观上丝毫没有为中国利益考虑的成分。只用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美国在照会提出过程中完全没有与清政府咨商，而是背着清政府与有关列强进行交涉的。美国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后两个多月，清政府在得悉外交界关于“门户开放”照会的耳语之后，令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方探询。海约翰于是不紧不慢地给伍廷芳发了一封私函，承认确有其事，但强调此事与中国无关，还说如果美国将来想在中国“沿海一带取得某些便利”的话，自然会找中国政府交涉。说明在海约翰看来，照会内容只是涉及列强在华利益的协调平衡问题，与中国无涉，故不需咨商或告诉中国。至于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发布，也同样没有咨商清政府。由此可见，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照会时完全不在乎清政府的态度、感受与权益，只在乎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权益。这就像强盗团伙在分赃时，不会咨询受害者的意见一样。但美国出于私利提出的所谓“保全中国”，却对清政府及后继的民国政府有着相当的迷惑性，致使它们对美国存有幻想，并屡屡上当和失望。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提出“保全中国”反映了美国与其他列强在华利益相对抗的一面，客观上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起到了“抑制”或“延缓”作用。但整个“门户开放”政策演变过程表明，所谓“保全中国”，美国也只是动动嘴，从来不打算也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保全中国”从1900年提出之后，多次遭到其他列强尤其是俄国和日本的严峻挑战，但美国总是选择妥协退让。在老罗斯福当政时期，俄国、日本先后大肆侵犯中国东北，置“门户开放”于不顾，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但老罗斯福政府在与俄、日周旋时，根本未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落到实处。更有甚者，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建构日俄均势，竟有意以牺牲中国的权益满足日、俄的侵略胃口。1905年侵害中国权益、损害中国完整的日俄《朴次茅斯和约》，即是在老罗斯福的斡旋下达成的。此后，对于日本不断破坏“中国完整”的行为，美国均是一路妥协退让。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日本不断对“中国完整”的侵犯，美国从来都是选择息事宁人。这反而让日本看清了美国的政策底线，即美国不会以实力限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因而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因此，所谓“抑制”或“延缓”的说法更多只是一种想象，毕竟，列强在华竞争遵循的逻辑是实力而非口舌。如果仅以美国不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或者提到“保全中国”，就认为它对列强瓜分中国起到了“抑制”或“延缓”作用，是浅薄的。

　　点评：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此前后，西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在它们怂恿下，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打着“保全疆土”的幌子，成为列强维护既得利益最得力的工具；也有像美国这样未赶上瓜分盛宴者，举着“门户开放”的旗子，要求其他列强一起“保全中国”，实则是为了扩大自身在华特殊权益。“保全疆土”也好，“保全中国”也罢，即便粉饰上“和平”、“平等”、“开放”之类的华丽辞藻，都难掩列强侵略中国的本质。

　　（本文原载《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