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上海一次“极关重要”的演讲，批评蔡元培，关乎国共合作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次“极关重要”之讲演

　　整整一百年之前的上海，1922年9月3日《申报》第十五版刊发了一条简讯，题为《李大钊今日在职业学校讲演》。原文如下：

李大钊今日在职业学校讲演

　　青年星期演讲会于今日下午一时邀请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青年问题。该会以此问题极关重要，特邀印力志、沈雁冰、杨贤江等加入演讲，临时听者尚可发问云。

　　这共计区区九十字的简讯，在多版面多栏目，各路信息竞相发布的国内主流大报《申报》之上，实在是不甚引人注目，很容易被读者忽视。然而，新近已有研究者指出，正是李大钊在沪讲演活动期间，“隐藏着两位伟人在上海的一次历史性会晤，也隐藏着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演变的一个契机”。

　　这一历史性会晤与契机，乃是指“1922年至1924年，他（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至于李大钊这一讲演本身，诚如《申报》报道中所云，因为“极关重要”，那天茅盾（沈雁冰）等人也受邀加入。据考，其中的杨贤江，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就在这一年入党），后曾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1922·孙中山的至暗时刻与李大钊的上海演讲》，《解放日报》，2021年5月20日）

　　实际上，当年对此次讲演的关注与重视者，远非仅此《申报》一家。仅据笔者所见，比《申报》报道还早一日“预告”者，尚有《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两家上海大报。两则“预告”，内容大致相同，应当为当年的新闻“通稿”之惯例。在此，谨据《民国日报》第十版之报道为底本，转录如下：

北大教授李大钊讲演预志

　　本月三日（明日）下午一时，青年星期讲演会特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先生，在陆家浜迎薰路中华职业学校职工教育馆公开演讲。李先生为当今新文化运动巨子，对于社会学说尤有研究，据说此次演讲，关于“青年问题”，对于我们青年定有莫大供献。凡欲闻李先生之言论及覩其丰采者，盍往听之。

　　上述这则“预告”，虽依然简短，可字数亦达近一百五十字，甚至比《申报》次日所报道者还多出近半数篇幅。非但如此，讲演当天，《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也与《申报》相仿，刊发了一条简讯，内容也与之大致相同，也均有“极关重要”云云。由此可见，当年关注与重视此次李大钊讲演者，绝非《申报》一家媒体，而是几乎可以代表上海主流媒体的三家大报，均同时有过专题报道。

　　那么，这一讲演的内容究竟如何？又因何“极关重要”呢？可是，相关研究却并不多见，后世研究者大多仅仅据此一条不足百字的《申报》简讯一笔带过，并无深入解析与充分探究。既然研究者皆知也公认此讲演“极关重要”，但却往往只是在历史背景的宏观层面上加以概括，对演讲内容本身却大多语焉不详，少有解析与探究，这又是为何呢？

◆1922年9月3日，《申报》第十五版刊发的简讯。

　　据笔者有限阅历，之所以出现上述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史料匮乏、无从着手之故。事实上，除了《申报》所载这条简讯之外，一般研究者或读者基本再难接触到相关史料文献，更不用说此次演讲全文之记载了。

　　笔者也曾带着上述一系列疑惑，多方查寻，始终未能寻获到能够释疑解惑的第一手资料。诚然，此次演讲的主题“青年问题”，乃是李大钊向来关注并倾力探究的重大问题，在其短暂却又奋进的一生中，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有过多次抒写与发表。从这些现存已知的相关文章中，亦不难窥探此次演讲所要表达的大致见解——或亦正因为如此，如我辈后世研究者往往以为采取梳理脉络、概括精义的简便方式，将李大钊对于“青年问题”之见解及其历史意义，习惯性地加以概括表述即可。

　　然而，如此这般，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这一“极关重要”的演讲，就真的可以这样一笔带过，概而论之即告完结了吗？笔者以为，还是应当尽可能搜求、整理、披露与解析原始史料，还是应当尽可能在第一手资料中去探研历史信息。因此，笔者虽经年搜求未果，却仍希冀终可寻获此次演讲内容之原始文献记载，仍亟愿从中解析与领会其“极关重要”之根本原因所在。

　　李大钊“青年问题”讲演内容之发现

　　幸运的是，笔者循着前述那些简讯报道的线索加以持续搜寻，终于在一份1922年9月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第十版之上，寻获到了此次演讲现场状况之报道及讲演内容之记录，这真真是令人颇感惊喜且欣慰的。

　　在此，为披露与分享这一珍贵文献，亦为便于后文略加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报载原文仅施以句号与引号，今改为通行标点），转录报载原文如下：

青年星期讲演会讲演记

　　昨日青年星期讲演会，请北大教授李守常君在中华职业学校开会讲演。听众约二百余人，李君讲演青年在社会上之地位，及青年应当注重政治争斗，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压迫。听众极为感动。接续演说者，有沈雁冰、杨贤江、高尚德、张国涛（焘）、张占刚诸君。对于九月三日为“国际少年日”的历史，及外力与武人压迫等等，讲演详尽。此时会场中发散传单，大众对于“九三”之观念更加明瞭。最后某君提议，应由本日大会致一电于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以响应劳动立法及争各种自由运动，并提议中日与会青年，须组织民权运动同盟。会场中一致热烈赞成。兹将李君演说记，记录如下：

李君演词

　　今日与诸君讨论，是“青年问题”。我们青年，尤其应该明白青年所处的地位。现在社会的组织，说是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老年人所有的精神是保存（守）的，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因为有这两种人在社会，所以一方面能保存固有的状态，一方面能发展未来的文明。我们青年所守的态度，既然是进步的，发展的，那末“人”的未来事业，完全是我们青年的责任。进一句话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

　　这几年来政治所以弄得这样糟，良由我们青年着了旧时的观念，不喜过问，即社会重要部分素来都让一班无头脑的老年人去干。所以政治上随便那些武人军阀去玩弄，社会上闹到这样不堪。总之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的。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的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1920年3月14日，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在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要我们团结起来奋斗。五四运动的时候，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的。但此次青年运动结果，社会上受影响很不少。所以我们要做政治运动，也要像军队的团结起来。促进民主主义，做有步骤的进行。民国以来，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实是一个完全的政党。现在还有更和我们关系的团体运动，如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都是因为此种运动，就是民主主义的纯粹运动。

　　几年来战争不已，而每次战争的结果，何尝不是影响于我们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此后对于政治，决不可再有默视的态度了。

　　“国际少年日”讲演活动的参与者阵容

　　上述共计约一千字的报道，即为目前已知的，最早公开披露李大钊“青年问题”讲演内容的史料文献。在讲演次日即予刊发的这一报道中，其中讲演现场状况的记述有二百余字，李氏讲演内容则有七百余字，对了解此次讲演的历史实情，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据此报道可知，参与此次讲演活动的，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沈雁冰、杨贤江、高尚德、张国涛（焘）、张占刚诸君”。其中，除了前边提到过的沈、杨二人之外，对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有所了解的读者而言，高尚德、张国涛（焘）的名字及其人其事迹，应当都不会感到陌生。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太原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等十余名北大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同年7月，又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两个月之后，即与李大钊共同参与了此次讲演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李大钊的讲演内容较大篇幅见诸报道之外，高尚德（君宇）的讲演内容（约计二百余字）也随附其后，予以刊布。本文因主题与篇幅所限，暂不述及高氏讲演内容。不过，亦由此可见，此次讲演活动规模与参与者阵容都相当可观，中共早期党员有相当一部分参与其中，而李、高二人的讲演最为报社方面看重，也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

　　“青年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

　　应当说，作为李大钊讲演主题的“青年问题”，乃是一个涉及方面极为广泛，论说领域颇为广大的话题。不过，李大钊在讲演中施以化繁为简、一针见血的功夫，将听众即刻带入其论说核心命题，即“青年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

　　李大钊首先强调，“我们青年，尤其应该明白青年所处的地位”。言下之意，只有明白了青年人的社会定位，才可能正确面对“青年问题”。通过对社会现状的分析，李大钊明确提出：

　　“现在社会的组织，说是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老年人所有的精神是保存（守）的，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因为有这两种人在社会，所以一方面能保存固有的状态，一方面能发展未来的文明。我们青年所守的态度，既然是进步的，发展的，那末‘人’的未来事业，完全是我们青年的责任。”

　　讲演中明确提出了，“‘人’的未来事业，完全是我们青年的责任”这一论点，将“青年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问题”之一，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这样一来，即刻令在场听众明瞭“青年问题”本是社会的未来问题，更是社会的发展问题，这一问题理解得好不好，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是否进步，是否有更好的未来。

　　一方面，既然明瞭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在与社会保守势力同处共存的客观现实之下，“发展未来的文明”之责任，理应由青年人承担起来。怎么承担，怎样实现，还需要青年人有群众意识与先锋精神，李大钊为此申言：

　　“进一句话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

　　面对当时列强环伺、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民生凋蔽的国内现状，李大钊为警醒青年，在讲演中大声疾呼道：

　　“这几年来政治所以弄得这样糟，良由我们青年着了旧时的观念，不喜过问，即社会重要部分素来都让一班无头脑的老年人去干。所以政治上随便那些武人军阀去玩弄，社会上闹到这样不堪。总之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至于当时教育界、文化界乃至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以为政治与教育关联不大，青年学生理应以学业为重，对社会现状不应关注与过问的情况，李大钊也予以了深刻剖析与大力驳斥。讲演中，甚至还因此批评了蔡元培。

　　公开批评蔡元培之历史背景

　　须知，倡举兼容并蓄之学风，开一代风气之先，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乃是为北大内外众多同仁所追随与敬爱的教育界先驱。对其人其思想其事迹，社会各界多予赞誉与称道，以蒋梦麟、胡适等为代表的北大同仁群体，更是对其深为敬佩而矢志追随；曾受其聘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此刻竟在讲演中，对其明确地予以公开批评，着实是令人有些意想不到的。且看李大钊这样说道：

　　“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的。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的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事实上，有着极为开明、开放的办学理念，本着“决不干预政治”的教育观念，蔡元培掌校期间的北大，确实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不过，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因同情与支持学生爱国行动，但又无法说服与阻止当局抓捕迫害校内师生，蔡元培各方周旋无果，随即愤而辞职，就此与北大疏离，再未归校实际履职，一度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在此之后，因北大师生坚决“挽蔡”，屡屡发动各式“挽蔡”请愿活动，蔡氏也因之屡屡表示与北大师生同心同力，虽身在宁沪，却始终心系北大，并一度形成了所谓“遥领”北大，勉强维持北大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李大钊讲演中所提及的，“从前蔡元培先生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当年因北大师生“挽蔡”立场与态度之坚决，公开表示决不承认与接受当局指定的校长人选；随之而来的，与此相关涉的经费划拨、办学政策乃至教员薪酬等一系列问题，俱因校方秉承蔡氏意旨，既声称“不干预”政治却又表现出与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与当局谈判屡屡陷入僵局而致无法解决，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国立北京八校停办的危机，也无可避免、确确实实地出现了。

　　就在刊发李大钊等讲演活动的这份《民国日报》之上，同日第三版的版面上，就赫然刊有题为《八校最后之奋斗进行》的报道，称“北京国立八校，因欠发经费五月有余，致八校校长四次辞职”云云。可见，李大钊所言属实，且局势之恶劣，已然举世皆知。所以，李大钊讲演中对蔡元培所持“决不干预政治”的办学理念，予以公开批评，认为这样的观念，脱离了中国实际，无法面对国内社会问题，亦无法解决“青年问题”。

　　简言之，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提倡教育是空谈的”。换言之，青年学生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独善其身，埋首学业而不过问政治。因此，李大钊讲演中大力呼吁，青年学生“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一语简介“极关重要”，关乎第一次国共合作

　　讲演至此，李大钊还谆谆告诫青年听众，要明确中国的困境来自内外双重压迫，“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在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要我们团结起来奋斗”。显而易见，“青年问题”最终得以根本解决的前提，乃是反抗这内外双重压迫直至解放。

　　至于怎么反抗、怎样解放，李大钊就以三年前的五四运动为例，号召青年“要做政治运动，也要像军队的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主主义，做有步骤的进行”。说到入民国以来，在政治运动中已然形成团结势力的政党，李大钊则以当时的国民党为例，用一句话介绍称：

　　“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实是一个完全的政党。”

　　这样的党派评述，虽仅仅是一语简介，确亦可从中管窥，本文前边提到的，李大钊在沪演讲活动期间，为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的重要力量，以及这一讲演之所以“极关重要”，之所以“隐藏着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演变的一个契机”的历史意义所在。

　　最早从这一语简介中，窥探与领会其中意蕴并予公开发表者，应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校对编辑朱苴英。就在李大钊讲演报道次日，即1922年9月5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常设“随感录”栏目，即刊发了朱氏所撰《教育与运动》一文。文中摘录了李大钊讲演中的少量语句，还特意对“民国以来，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实是一个完全的政党”一语中的“国民党”一词，以及“完全的政党”之评价语，分别加上了着重号；且对此还有一句简明的解释称：

　　“照这样看来，国民奋斗的方针也可以决定了！”

　　文末有一句号召之语，更是极尽倾力呼吁之意，语称：

　　“所谓好人奋斗，不要再向军阀乞怜了，快做一个澈底的运动罢！”

　　勿庸赘言，这里所谓“一个澈底的运动”，就正是以彻底推翻北洋政府统治，彻底扫除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为根本目标的政治运动，就正是不久之后确实实现了的“国共第一次合作”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在此，为充分理解李大钊讲演中这一语简介之“极关重要”，乃至《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方面何以对这一重要性迅即领会“觉悟”，就还有必要约略介绍一下该报的历史背景了。

　　据考，时为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同年6月，该报总经理邵力子开辟“觉悟”副刊并自任主编，力邀《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先行者陈望道加盟，协助编辑事务。

　　如此这般的办刊阵营之下，从开办伊始，所刊文章即呈现出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往新文化、新文学、新文明，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全新风貌。主编邵力子更一度每日亲撰短评、时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思想。

　　当时的《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立足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有着辐射全国的传播效力，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影响。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曾有过积极宣传与响应。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不但及时刊发了李大钊等讲演活动的相关报道，还在常设栏目里对李大钊讲演中“极关重要”的一语简介，予以了简明扼要，更兼旗帜鲜明的解读。

　　讲演半个月之后，“青年与政治”话题持续

　　1922年9月19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头条位置，又极为醒目地刊发了一篇题为《青年与政治》的论文，为针对李大钊讲演“青年问题”的有感而发之作。文中提到：

　　“一九二二年的九月三日，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纪念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地请李守常先生演讲‘青年问题’。在中国庆祝这个纪念日，要算是破天荒的了。这天李守常先生演讲以后，还有沈雁冰先生继续演讲，他们也讨论到‘青年应不应该干涉政治’的问题。所可痛的是像这样重要的青年本身问题，除了几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底团友以外，很少人去听他们底演讲！”

　　显然，此文作者对“青年问题”还未能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还未能吸引社会各界充分参与，颇感遗憾与忧思。可以想见，或亦正因为如此，作者方才伏案疾书，撰成了这篇几乎占踞了整整一个全版篇幅的文稿，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与呼吁。

　　据考，此文作者查猛济（1902—1966），字太爻、宽之，别号寂翁，浙江海宁人。1914年考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积极鼓吹新思潮，遭校方开除。1923年前后，查人伟、宋云彬在杭州办《新浙江报》，又请其出任编辑。不久，报纸遭军阀孙传芳查封。之后，一度担任《之江日报》编辑，旋任教于杭州英文专修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以中共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杭州市党部宣传部长。

　　可以想见，《青年与政治》一文，出自时年仅仅20岁的查氏笔下，其时正值其彷徨苦闷，独自面对“青年问题”并亟待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刻。文中接连对“现代的青年们”“青年的学生们”“青年的工人们”“青年的妇女们”发出强有力的号召称：

　　“快快大家起来向政治底道路上努力，你们倘再不干涉政治，政治总有来干涉你们，致你们于死地的一日！”

　　无疑，这是一篇深受李大钊讲演主旨之影响，并即刻将这一影响传递给社会各界青年的，极富感染力的评论文章。此文文末有时间落款，时为1922年9月12日，距李大钊讲演仅九日。据此基本可予判定，这篇文章乃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对李大钊此次讲演最早加以公开评论的专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