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打造”人民空军

　　“不当‘败家子’，不要滥用中央、军委的信用。”

　　组建空军，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提出要尽最大可能满足建军的人、财、物需要。毛泽东主席亲自向刘亚楼交代：“空军的基础如何， 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的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提出航空学校缺乏得力的政工干部，希望主席关照。毛泽 东为此专门指示总部，在全军范围内挑选最适当的人选，担任航校政治委员。航空学校缺少政治教员，刘亚楼又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建议从北京高等学校选调18至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毛泽东第二天就作出批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1952年2月，毛泽东还亲自与肖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用于买飞机。

　　党中央、毛主席如此重视空军的建设，为刘亚楼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但刘亚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我们一再提倡不当‘败家子’，不要滥用中央、军委的信用。”1949年10月，在他提议下，空军专门就经费支出规定了三条原则：1、时刻照顾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作预算、作计划宁小勿大；2、只开支为建设空军十分必要的款项，而一切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都不办或者推迟；3、必须照顾到广大陆军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空军在物质生活方面一定不能突出。

　　在刘亚楼倡导下，年轻的空军在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对机场规格实行革命。1960年以前，空军修建机场都是按照苏联空军修建机场的规格计算跑道的长度、宽度、坡度和净空度。照这一规格修机场，要求条件比较苛刻，场地难选，占地面积也太大，给国家造成浪费。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国内专家的意见，1960年12月，刘亚楼提出要对机场规格实行革命。他说：“现行机场修建的‘四度’，条件要求太高，占地面积太大，营房修建标准偏高，浪费国家资财，难以找到场地，而且容易养成部队的娇气。”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空军工程技术人员反复摸索试验，终于搞清楚，在西藏修建飞机跑道4200米就完全够用了，比苏联专家的计算缩短了二分之一，从而以最少的投资修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机场。又如，空军在青海修机场，工程技术人员经过试验、论证，提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盐湖资源， 用盐修建跑道的大胆设想。苏联专家开始时竭力反对，说搞不成。刘亚楼和空军党委果断地支持空军工程技术人员的设想，结果我国空军建成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用盐做跑道的机场，飞机起落感比水泥修建的还要好。经过几年的大胆实践，中国空军摸索出了自己的机场规格。按照这个规格修建一个机场，可以比原来规格少占土地720亩，可以为国家节省经费171万元。

　　在机务工作上贯彻“用烂用完”方针。刘亚楼和空军党委多次强调：飞机越是陈 旧，器材越是缺少，就越要兢兢业业，把飞机的维护、修理工作搞好，使每一架飞 机、每一台发动机、每一机件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对老旧飞机，空军党委提倡“一修再修、修而复用”。对老旧飞机的风险使用问题，空军党委明确指出：“要绝对保险才敢飞，那是不行的，要在一定保险系数下，冒一定程度的险。”“经过试验，有把握地冒险。七分把握，三分冒险。”在某些情况下，经过一定的努力，仍然不能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时，就采取一定条件下的控制使用办法。如有些飞机不能用于作战就用于训练，不能飞特技就飞航线起落，并在这方面相应做了一些规定。

　　为了养成俭朴的风气，刘亚楼还在空军提倡“节约一厘钱”的精神，一个螺丝钉、一滴油地实行节约。在他身体力行下，空军机关形成了这样的规矩：起草文件必须用废纸，油印过的纸都要翻过来起稿用。内部行文不准用新信封和有笺头的信纸。信封也必须反复使用，先用钢笔写，再用毛笔写，最后翻过来糊好再用，一个信封用三次。刘亚楼说：“一张纸，一个信封，看起来是小事，可是整个空军算起来，节省的纸就相当可观了。”

　　“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

　　建国初期，空军是个新军种，被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官兵产生了骄傲自满情 绪。1950年初，在天津杨树，一个空军的人和一个陆军的人在走路，老百姓看到两个人的服装不一样，好奇地问空军的那个人：“你为什么穿蓝裤子，他为什么穿黄裤子?”空军的人解释后，老百姓又问：“那么空军和陆军哪个大?”空军的人一扬脖子，自豪地反问老百姓：“我在天上，他在地下，你说那个大?”

　　事情不大，但是刘亚楼对此十分重视，他开始十分注意培养部队树立谦虚谨慎的作风。1950年4月11日，他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织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报告，报告将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拟定为“空军第四混成旅”。他解释其中的原由说：“我已考虑很久了，不能叫‘第一旅’，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我们要效仿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我还想，应该把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作为荣誉，留给在今后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使用。”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了空军党委的报告。

　　在处理空军与陆军、海军等兄弟军种关系的问题上，刘亚楼十分谦虚、谨慎。1951年2月22日，他主持召开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方针。同年8月1日，他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一文，对这一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为了解决空军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空军党委当时抓住了天津杨树的那个例子， 在全空军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提出：空军是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陆军取得胜利，空军才有胜利，否则空军等于零。为了把这个思想说得更透彻，刘亚楼打了个比喻：“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很快成为空军官兵的共识。

　　几年后，空军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空军内部产生了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来形容空军建设的说法。刘亚楼对此十分警惕，他认为这是一种骄傲自满的苗头。为此，1954年2月，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空军部队是由陆军整师、整团调来改建起来的，不准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句子来形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

　　1959年5月，刘亚楼在空军第二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对于骄傲自满，要造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要保持‘空军有骄傲’的压力，但是不要当成包袱。有压力好，自觉地接受压力，就会引起注意，否则骄傲自满还会发展。”

　　进入60年代，当空军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军委、总部表扬时，刘亚楼在成绩面前依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63年，他主持召开空军党委三届五次全会。会议提出，空军要牢牢记住并坚决贯彻执行罗瑞卿总参谋长提出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的指示，达到既经得起批评，又经得起表扬，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永远不要骄傲，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

　　“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

　　刘亚楼是以认真、严厉著称的。他认为，这是适合空军特点的。

　　飞行也像开汽车、驾驶轮船一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发生事故。但不同的是， 汽车、轮船发生事故时可以在陆上、水上停下来修理，而飞机却不能在空中停下来。如果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迫降跳伞或者机毁人亡。空军中每一个飞行员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独立性、机动性，对他的指挥主要是依靠仪器。因此，指挥员不是常常具有观察自己飞行员行动的可能性，并且纠正他们错误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离地三尺谁也管不着”，到了空中更是“天高皇帝远”；空军作战的成败，往往决定于几秒的时间内，航空兵无论错后或者错前出现在战斗活动地域上空都是不允许的；空军部门组织繁多复杂，分工细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空军的活动， 不是某个人的活动，而是集体的活动。

　　所以，刘亚楼强调指出：“技术装备复杂的空军尤其需要严格，它往往由于一个螺丝钉的差错，或操作中毫厘过失就会导致严重的事故；一次战斗的胜负，战机的得失，也常常决定于分秒。必须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我们需要培养一批这样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其他领导干部，这就是：既严格要求，又不生硬粗暴。那种既不敢严格要求、也不生硬的软绵绵的人，慢腾腾的人，看见什么也不反对，这样子有什么好处?我们坚决反对那种没有一点辣椒味的人，没有风格的人。”

　　刘亚楼的严格，首先体现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上。他从点滴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毫不留情，不怕得罪人。1952年8月，航空兵某师师长飞行时发生了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调查下来，发现原因有两条：一是该师长自身技术不熟练，二是当时气象条件不许可，而空军值班的某负责同志没有认真把关，盲目批准其飞行。由于事故责任牵涉到空军有关领导同志，人们议论纷纷。刘亚楼亲临现场调查处理，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并且很快召集空军党委常委研究，决定上报军委给那位负责同志以处分。这件事在空军中造成了极大震动。

　　一次，刘亚楼在丹东某师召集干部开会，几位司令、将军进会场时没有敬礼。他当场就严厉地进行批评，并且要求他们敬礼后重新进场。还有一次，他去广州部队检查工作，一跨出飞机，就发现白云机场脏得很。他马上批评了前来迎接他的团长、政委，要他们带头扫地，马上就要扫干净。刘亚楼严肃地说：“如果你们不扫，我这个司令明天就给你们扫”。

　　刘亚楼对领导干部的批评之严厉，至今令许多老同志感叹不已。仅仅关于文字工作这一项，刘亚楼就抓了4个反面典型：空军某航校1961年党代会写了5万字的报告；某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念机关写的稿子，因为事先没有看看，加上字迹潦草，结果 把“机械化半机械化”念成了“机械化牛机械化”；某航校一个团政治处主任欢迎一个篮球队也要机关为他准备稿子，结果念稿时又将“衷心地欢迎”念成了“哀心地欢迎”；某师政治部主任起草文件时偷懒，把起草工作全部推给了干事，因为蚊子多，他叫干事把桌子搬到蚊帐里去写，自己在那里打麻将。1963年，空军在青岛召开会议，刘亚楼在会上一个一个地点名，狠狠地批评这四件事，要他们“起誓洗手不干”。一时间，“机械化牛机械化”、“哀心地欢迎”成为了全空军的笑谈。

　　认真负责、严格要求还体现在对飞行干部的要求上。1951年3月，空军某航校组织飞行训练，飞行教员刘登起违反纪律，在空中耀武扬威，驾驶飞机向某地集市俯 冲，还向黄河中的小船和道路上骑毛驴的妇女作俯冲盘旋，吓得妇女从毛驴上摔下来受了伤。刘登起自己最后也连人带机撞了山，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刘亚楼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他严厉批评说：“要把这种坏作风看作空中流氓行为。”按照他的指示，《人民空军》杂志第20期以《“空中流氓”刘登起丧了命》这种空前严厉的标题报道了这起事件，并且刊登了航校党委《关于刘登起等飞行失事检讨的报告》。号召在飞行员队伍中广泛开展批判“空中流氓”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在刘亚楼的关注下一直没有放松，空军先后开展了对赵砚田、谢登宇、焦延寿等违法乱纪事件的批判斗争。空军党委也几次作出关于纠正飞行干部违法乱纪的决定。如1953年3月，空军党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严格检查并且彻底纠正飞行干部中骄傲自满、违法乱纪现象的决定》，提出了六项措施；4月，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根据个别飞行人员在疗养期间纪律松懈，不守规矩，甚至乱拉关系、腐化堕落的现象，发出《为克服飞行人员住疗养院违反纪律及腐蚀战斗意志行为的通报》，提出了飞行人员疗养八项规定。空军作为新兴的军 种，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较多，给部队管理增加了许多的难度。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如处理不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刘亚楼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1954年7月23日，我军飞行员因为缺乏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加上政策、纪律观念不够强，巡逻时误将在广东万宁南面海面正常飞行的英国运输机“霸王号”击落，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了空军，说“这是犯罪行为”。刘亚楼对此进行了深刻检讨，空军党委严肃处理了当事人，长机飞行员被判刑1年，僚机飞行员被禁闭1个月，飞行指挥员被通令警告；刘亚楼指示空军机关专门下文通报全空军，要求部队从中吸取教训，提高政策水平，严格执行有关规定。通过几年的教育整顿，空军干部队伍尤其是飞行干部队伍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

　　对于领导干部和飞行干部如此，对于机关干部也一样。刘亚楼认为，一个办事拖泥带水、稀稀拉拉的机关是办不成什么事情的。所以他对空军机关的要求十分严格， 对于调入机关的干部他要亲自过问，甚至有时还亲自考核 。他亲自为空军机关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特别强调军容风纪和礼节，规定在办公室不准大声喧哗，不准聊 天；走路要轻，不能穿带钉子的鞋在走廊行走；关门要轻，不得乒乓作响等等。他强调，“机关工作必须有预见性、彻底性、及时性”，要坚决同“慢、拖、粗、浅、窄”作斗争，不断改进作风。他提出的“善于出点子、写文章、办事情”的合格机关干部的要求，至今仍然被空军许多中高级机关作为评判机关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

　　正因为刘亚楼如此严格，以至于他自己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凡是我那里要的文件，人家总是加上按语说，刘司令员要的，你要注意一下!打电话要个什么东西也是如此。我到下面去以前，那个单位很早几天就打扫环境卫生，作布置，说某某人要 来，小心点，怕挨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委曾经作出决定(当然常委对我完全出于好意)，要我不要管这个，因为，得罪人太多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刘亚楼仍毫不动摇。他说：“要提出能够带动全空军的号召，要引导所有干部都这样来打算盘。我想了几点：第一点，认真负责；第二点，严格要求。现在很多地方松松垮垮，不断地出现同类同样的坏人坏事，主要的就是要求不严格，可以做到的事做不到；做到了的事不持久，也是因为要求不严格。”

　　“随时随地同自己这种毛病做斗争，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刘亚楼是严厉的，严厉得让许多人害怕；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空军的老同志又都不会服气。他们记得这位司令员许许多多宽容可亲的事情。他们说，司令员是认真严厉的，但是又是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是善解人意的。

　　1955年11月的一天，空军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当天晚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专门组织了一场文艺晚会以示庆祝，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也出席了。不过，他依然保持自己的一贯作风，一个人穿着便装坐在普通席位上，以至于周围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正当刘亚楼和大家一道看得入神时，忽然感到有两个硬邦邦的东西搁上了他的肩头。开始他以为是谁的手，可是一摸那东西，不对，竟然是两只皮鞋！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位年轻的中校半躺在座位上，正陶醉在精彩的节目中，全然忘了自己的两只脚伸到了何处。刘亚楼回头看他，他也没注意。刘亚楼看着他和周围军官陶醉在节目的神 情，怕扫了大家的兴致，没有吭声，只是幽默地用手弹了弹自己肩膀上的皮鞋，并“哎”了一声提醒中校。中校缩回了自己的脚，可是两分钟不到，那双脚又蹬上了刘亚楼的椅背。刘亚楼头往后一仰，就靠到了皮鞋底。刘亚楼有些不悦了，但是他依然耐着性子没有发怒，只是加强语气对中校说：“把脚放下去，不要再蹬上来了!”中校还是没有意识到他的脚蹬上了司令员的肩膀，听了刘亚楼的话，反而认为丢了面子，竟不服气地大声冲着刘亚楼说：“我就这样舒服，你管得着吗?!”这一声惊动了周围的人，旁人一看竟然是司令员，连忙拉了中校一把，附耳提醒中校。中校闻听大惊，匆匆忙忙站起身，语无伦次地向刘亚楼说了句什么，就逃跑似的出了礼堂，连大盖帽都落在了座位上。大家纷纷议论：这个中校这下该倒霉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一贯以严厉著称的刘亚楼，事后并没有深入追究这个“冒失”的中校，他只在机关耐心地进行了一次教育。他说：“作为军人，更应该注意文明礼貌，一定要站有站像，坐有坐样，这可不是单纯搞形式主义。一个军人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像什么话?”

　　事后，很多人都感到有些纳闷：一向要求严格的司令员怎么会如此宽容?还是后来刘亚楼的几次讲话解开了大家的疑团。1956年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党委书记刘亚楼首先做自我批评，他说：“我认为我个人所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是：锋芒毕露的态度和工作中的急性病。遇事常常操之过急，不够冷静，容易冲动。……对下级批评指责多，说服教育少，容易发脾气，说话有时不讲场合，对同志态度生硬。由于这些毛病，我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在不熟悉的同志们中间，造成了很厉害、很凶的印象。这对于领导工作有极大的坏处。我自己主观上对于自己这些缺点、错误曾下过决心纠正。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是处在自我斗争、逐渐改进的过程中，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些毛病完全改正。在主观上虽然确实了解了这种错误态度的害处，但在行动上、言论间还常常有所表现。因此，随时随地同自己这种毛病做斗争，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1960年空军党委全会上，他又一次作自我检讨：“我是有锋芒毕露和生硬粗暴这两个缺点的。毛主席也是这样批评我的。……我正在努力改正，同志们对我的这两个缺点和我对它的态度，可以公开到下面去传达，使我能更好地得到群众的监督。……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促进同志们的进步有好处。”

　　“我愿意给你们当红娘。”

　　“一切为飞行服务”，是刘亚楼在空军提出来的。他自己带头落实在行动上。有一次，刘亚楼去唐山部队检查工作，偶尔听到几名地面干部在议论飞行员的伙食，他们说：飞行员吃得太好了，他们的伙食标准不应该定得那么高。刘亚楼没有沉默，他解释说：“飞行员吃得好，这完全是工作需要啊!飞行员驾飞机没有那么多热量是不行的；不但伙食要吃好，还要吃水果、巧克力，这样的钱要舍得花。如果叫他吃白菜馅饺子，撑破肚皮，也没有多少热量，在空中吃不消哇!”看那些干部依然是一副不很服气的神情，刘亚楼灵机一动，他半推半拉地把这些干部请到了飞机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来来来，你们也坐坐飞机试试!”这几名干部坐着飞机环绕机场几圈后，吐得一塌糊涂，下飞机后到处宣传说：“哎呦!飞行员吃得再好，我们也没有意见啦!”

　　1953年1月，空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刘放检查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情况后，发现飞行员普遍有程度不同的飞行疲劳现象，具体表现为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等。他十分着急，赶快向刘亚楼作了汇报。刘亚楼一听，坐不住了，马上召开空军党委会研究此事。在会议上，刘亚楼指出：“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在犯罪呀!”会议当即决定：从今往后，飞行员每年疗养1个月；平均每天保持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时间；在食物的摄取上，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 给每个空勤灶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卫生。

　　1953年7月初，刘亚楼到空军一个疗养院检查工作。这里地处旅游胜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很适宜飞行员疗养，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疗养院内遍地杂草丛生。刘亚楼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他暂时没动声色。第二天清晨，他带领随行人员开始满院子一处一处地拔除杂草，清扫路面。这一举动震动了疗养院。该院院长听说司令员亲自带领人员在打扫卫生，惊慌地跑步到刘亚楼跟前，检讨自己的工作。刘亚楼打量着他，严肃地批评说：“你看你把这么好的疗养院经营得像什么样子，活像个没落的王朝!我不希望下次来时再给你打扫卫生!”接着，他把疗养院的负责同志都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交代说：“空军疗养院要以飞行员消除疲劳、增强体力和以便他们提高工作效能为宗旨。具体做法就是优化环境，搞好伙食，加强锻炼，进行医疗。”

　　刘亚楼为飞行员当“红娘”的故事也流传很广。许多年轻飞行员由于常年生活在营房里、飞机上和战斗在蓝天，与女青年接触的机会很少，想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比较困难。刘亚楼下部队调查时，很多飞行员向他敞开心扉，诉说自己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苦恼，刘亚楼听后十分同情。他对飞行员们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是一样。我记得苏联有一部描写飞行员生活的电影，叫作《空中漫游》，其中主题歌，就是唱这个问题。歌词的大意是：我们是远航的伙伴，只有一事不如心愿，在天空不能结婚，在地面找不到爱人……”他诚恳地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红娘”。

　　后来，空军党委专门给各部队和疗养院领导下达指示，要求把年轻飞行员的恋 爱、婚姻问题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来抓，并决定：空军部队里的机关、场站、卫生队等部门可以适当招一些女兵，培养成干部，当干事、保密员、会计、医生和护士，这样可以为飞行员找对象提供条件。还提出：各部队要办好幼儿园、子弟学校，一方面可以减轻干部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请地方一些女青年来当保育员、教师，又可以解决一部分飞行员的婚姻问题。刘亚楼还具体指示，要求各个疗养院在年轻飞行员疗养的时候，注意有意识地让他们和院里没有对象的女青年医生、护士多接触；飞行部队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舞会，从地方挑选一些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的女青年来为飞行员伴舞，让他们通过接触，培育爱情的萌芽。这些办法采取后，许多飞行员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更加心情舒畅、坚毅勇敢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