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在延安就讲过，美国肯定会和我们建交，还是自己跑过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务卿基辛格及一众美国政府官员访华。来访人员级别之高，在美国外交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尼克松的此次访华，成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两国断交20年的“破冰之旅”，是尼克松“处心积虑”谋划的结果，也是其执政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两国再无往来，中国把美国看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美国也视共产党中国为“异类”，长期对中国实施“C形包围”——

　　从1951年到1955年，美国先后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签订所谓的安防条约，构建起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形成一个“新月形包围圈”。

　　但是毛主席并不吃这一套。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内实行自力更生的“内圣”政策，对外多与小国弱国交朋友，让美国人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压，犹如铁拳打到棉花上，有劲无处使。

　　上世纪济南的一处宣传标语

　　共产党中国的“倔强”与毫发无损，让美国人在对华问题上陷入激烈的争论和痛苦之中，认为“从20年代美国柯立芝总统时代起……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不得不考虑到毛的影子”。

　　这尤以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为甚。

　　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可是高兴劲儿还没过，烦恼就来了。他发现自己完全和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样：内忧外烦。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上任伊始，就被朝鲜战争绑住手脚，搞得天怒人怨；尼克松则被深陷侵越战争泥淖中的美军折腾得里外不是人，甚至比当年的艾森豪威尔还要难。

　　美国侵越、侵朝，都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两国人民的的正义之战，自然得到了中国人民和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招惹到中国，让尼克松陷入到恐慌之中。

　　尼克松终于明白，美国再强，也不可能完全支配全世界，没有七亿人口的中国的帮助，美国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加上苏联的咄咄逼人，让尼克松不得不谋求变革。如何变？只有同中国和毛泽东改善关系，才是出路。

　　1969年7月下旬，美国政府破天荒地宣布放宽对中国人员往来限制，允许美国的议员、记者、科学家、学者、医生和红十字会代表等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

　　不久，尼克松又请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毛主席传话：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行动，希望能与中国对话。

　　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参加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路狂奔追上中国使馆官员，当众“表白”说：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面对美国人主动伸来的橄榄枝，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要给敌人以出路。”

　　12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说：请贵国总统转告尼克松总统先生，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中国人行事历来光明磊落，主席和总理都认为，无论断交还是建交，都应该光明正大地去做，无须偷偷摸摸，这既是中国政府对恢复中美关系的正式回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磊落务实，不搞阴谋外交的一贯做法。

　　北京的回应让白宫非常兴奋，随即于12月中旬两次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并公开宣称，“希望这些步骤能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月底，美国第七舰队也减少了在台湾的活动。

　　美国的示好得到了中国的回应，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于1954年，到1970年共进行了136次会谈，但由于美国一贯的反华立场，会谈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果。

　　就在中国有感于美国建交的诚意准备开启第137次会谈时，尼克松却干了一件蠢事——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意图扶植右翼势力，逼迫西哈努克亲王下台。

　　中柬两国关系亲密，美国的举动引起毛主席等人的强烈反应。主席随即取消了原定于5月20日的大使级会谈，同时授权林彪在天安门30万人集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二〇声明”，声援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

　　毛主席、周总理不会像赫鲁晓夫、罗斯福等人那样，牺牲小国利益为自己谋福利，既不搞“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也不会对弱国搞大国沙文主义，当指手画脚的主子，同时对美国等大国也保持自己的原则，绝对不会卑躬屈膝，唯命是从。

　　面对毛泽东、周恩来这样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尼克松和他的智囊毫无办法，只得于6月底撤出侵柬美军，才使中美联系重新恢复。

　　为进一步修补关系，1970年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国外美国石油公司给进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在此之前，美国已对中国实行了20年的贸易禁运令。

　　9月27日，尼克松对曾经八次刊登过毛主席头像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

　　“如果说我去世前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对毛主席领导的红色中国，他已经无限向往了。

　　尼克松的对华示好，并没有让主席感到意外。

　　早在1956年9月，主席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出预言：

　　“我们的门是敞开的，再过12年，英国、美国、西德、日本，都会争着和我们打交道。”

　　1957年1月27日，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将这个时间进行了修订：

　　“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岂料仅仅12年之后，美国人竟然提前伸来了橄榄枝，比主席的预言还要提前6年，和主席第一次的预言一样。

　　在那次会议上，主席还说出了当年可能谁都不敢信的“神预言”：

　　“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

　　主席大概是在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时说的那段话。即便是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1947年计算，离尼克松“跑进中国”的1972年尚有25年之久，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则有32年。

　　尤其是在当时国共两党实力悬殊、共产党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主席能精准地预言到几十年后“美国人跑进中国来”，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知道美国人会主动跑来，主席的态度也非常明朗，他在1956年的八大会议上就明确表示“我们的门是敞开的”。只要对中国友好，他不会拒绝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1970年12月，主席对老朋友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你可以捎个信，叫他偷偷地坐一架飞机来就可以，无论我们谈得成谈不成，吵架或者不吵架，以总统的身份来还是以旅行者的身份来，都行。

　　主席以他个人独特的谈话方式，亲自传达了中国对尼克松“不关门”、欢迎来华的坦诚态度，让尼克松心里有了底，终于借1971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促成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从而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尽管知道了主席的态度，尼克松还是不敢贸然去北京，而是先派出基辛格作为“前锋”，到北京摸一摸底。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总统的招待宴会上假装肚子疼离场休息，于9日凌晨悄悄飞抵北京，在北京待了48小时，与周总理等人会谈近20个小时，为尼克松访华打了个前站。

　　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尼克松迫不及待地到机场迎接。一见面就问：“怎么样？”“我看你满脸红嘟嘟的，都胖了！”

　　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长了五磅。他们周到极了，客气极了，给我们的待遇好的不得了！住在皇帝钓鱼的行宫里。根本不像我们事先担心的要磕头。”

　　看来他们对中国的记忆，还留在乾隆皇帝让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行跪拜之礼的1793年。

　　当天晚上，尼克松就在全国广播公司演播室发表了“重要国事公告”，公布了基辛格博士访华以及自己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

　　面对突如其来的爆炸性新闻，现场的电视评论员惊讶得张大了嘴，不知该如何评论。

　　经过短暂准备，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于十多个小时后到达北京机场，周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其实，对于尼克松的到来，主席也同样充满期待。

　　按以往惯例，主席通常是在外宾离开北京前一两天才会见的。但尼克松到达北京才一个多小时，主席就提出要见他。

　　对主人这种破天荒的礼遇，尼克松受宠若惊，顾不得休息，立即和基辛格等人赶去中南海。

　　这次会见，主席等人虽然泛泛而谈，但大体勾画出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轮廓。

　　而在公报发表之前，双方就台湾问题争执不下。主席知道后，用严厉的语气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尼克松最终作出让步，坚持了大陆和台湾“一个中国”的原则。

　　尼克松来华时，向主席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主席则回赠了三幅令人费解的条幅，分别写着：“老头坐凳”“嫦娥奔月”和“走马看花”。

　　主席的这三个条幅，是对国际局势、中美关系以及尼克松中国行的高度概括。只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尼克松即便有基辛格这样的“中国通”为他解读，想必也是一知半解。

　　2月28日，尼克松回到美国。总理对主席说：“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主席闻言哈哈大笑，幽默地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此话道出了中美关系改善的本质。

　　对尼克松访华，当时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沈剑虹认为，尼克松的表现过于“卑躬屈节”。虽然他没有向毛泽东叩头，但心理上却已经向其屈膝膜拜了。

　　对他的这个说法，台湾作家李敖表示认可。他认为尼克松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在毛泽东面前，尼克松恭敬得像是在老师面前的小学生。

　　李敖大体上说对了。主席从事革命前，确实是教书先生，只是他这一次教的是“国际关系学”——教尼克松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如何正确处理中美关系。这无疑是主席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