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只有阶级的团结，才能带来民族的团结

　　蒙古地区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论是作为地缘层面的缓冲要津，还是遏制“泛蒙”思潮的泛滥，控制和管理蒙古地区早在近百年前即是党内意欲在全国扩大政治影响时的共识。

　　翻阅史料，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即提出：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为了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再联合为中华联邦共和国。

　　之后，李大钊等人也就蒙古民族问题发表了重要论述，反映了当时党的主要创始人对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解放事业的重视。

　　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在其纲领、章程和决议中都列入了民族问题的内容。而且只要提到民族问题的时候，蒙古民族问题总是被列在首位，并专门作出对蒙古问题的决议。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都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工农兵大同盟。还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以及党对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主张。

　　1926年时，甚至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专门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主席的教导，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广州与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等谈话时，时年刚过而立有余的毛主席指出：

　　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

　　这已经体现出非常成熟的民族解放谋略，比起此前孙中山执政时期倡导的所谓“五族共和”实则强行分割统治的粗暴，已趋近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治理。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均惨遭反动派杀害。

　　但是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1929年还在东部地区爆发了嘎达梅林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勾结东北军阀出卖土地的斗争。

　　可以看到：居高临下、地理位置优越的蒙古高原地区同时也广泛受到国内买办集团「泛蒙古主义」和域外帝国主义「内亚史观」双重夹击的军事渗透与思想蛊惑。

　　1935年7月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就曾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

　　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为了策动内蒙古独立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征服东北曾网罗了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羿为主，而在伪满洲国日趋稳定后，关东军又把注意力转向内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层人物。

　　锡林郭勒随即走进了日本人的视线，此乃关东军西进的要冲，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结起来。

　　1930年冬，日本驻张家口特务盛岛角芳窜到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紧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补英达赖因事到北平，盛岛角芳尾随德王来到北平，还在扶桑馆宴请德王一行。

　　席间，盛岛称赞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希望德王应该像他的先辈那样“征服蒙古、挺进中原”，并暗示德王“关东军可以帮助他成就大业”。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正式提出：

　　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

　　日本特务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国愿意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疆土，联合西部各盟旗，加人满洲国，或组织自治政府，与满洲国携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节，盛岛角芳来到百灵庙窜晤德王：

　　关东军准备无偿，送给你2000支步枪，现已运到林西，请你派人运回来。

　　一个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飞机，不断转动的螺旋桨，将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几级大风——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抵达苏尼特右旗，进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冒着严寒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参观，面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进行了所谓“日蒙合作”的谈判。

　　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首先在内蒙古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日本人还向德王许诺，将送钱、送枪给他，帮他扩编部队。

　　在日本人的怂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这一年是成吉思汗诞辰731年，典礼大会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确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被推为所谓“蒙古军总司令”。

　　在典礼上，德王发表就职誓言：

　　我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恢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造寿特地从长春赶来参加典礼，代表关东军致辞：

　　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随后德王开始扩充军队，成立了两个军，辖八个师，一万多人，他本人当了第1军军长，李守信任第二军军长。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吴鹤龄再次前往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满洲国”国务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同伪满洲国签订了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伪政权，实际上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作为日后进攻苏联（即“北进战略”）的基地。

　　同时，内蒙古地带的所谓“独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带蒙古族人的，这为战后的所谓“外蒙公投”埋下了隐患。

　　一边是国民党无力也无心管辖，一边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

　　作为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内蒙古特委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铁腕领导当地的抗日斗争。

　　最著名的行动就是伪“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千余名官兵举行武装暴动，在党的指挥下捣毁日伪政权，后成为党领导下的蒙古族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详细阐述了党对内蒙古革命的方针政策。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内蒙古的实际系统分析内蒙古民族问题、指导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列宁曾认为，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民族区域自治：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那个阶段，党中央逐步放弃了联邦制设想，不再强调民族自决权，而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这就明确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少数民群众族的压迫、剥削和侵略、奴役的问题。

　　民族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同社会发展与制度变革紧密相联，并受到革命发展阶段的制约。

　　1936年，党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起来，以加强抵抗侵略的力量。中国各民族间的仇视和离散，将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奴役这些民族。

　　1938年，毛主席在和王稼祥等人谈话时也提出：

　　要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要培养蒙民干部。

　　一年后，中央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研究西北五省的民族问题。

　　那年，陕北公学还专门成立了蒙古青年队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后来又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和民族部。

　　1941年9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延安民族学院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得以创办，这是专门为了培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干部」而创立的第一所干部学院。

　　学院第一次招收了蒙古族、回族、苗族、藏族、满族、彝族等各族青年三百多人，其中蒙古族占40%，回族占20%，藏族和彝族各占4%。

　　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蒙古族骑兵参加党领导的大小战斗六百多次，歼灭国民党反动派两万多人，缴获战马两万多匹、各种枪支一万多件，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蒙古族党员干部在革命岁月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实现了蒙古族社会摆脱草原贵族的封建统治、彻底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恰如毛主席1949年11月给彭老总的指示中强调：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等西北各省省委以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

　　根据这一指示，青海在创办了少数民族青年干部训练班，新疆在次年开办了民族干部培训班——根据1950年10月的数据显示，在新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民族干部就达到了107人。

　　1950年11月，政务院审议和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毛主席也于11月30日在这两个方案上作出批示。

　　随后，全国先后创办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广西、广东、贵州以及西藏共十所民族学院。

　　至1978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达到96万多人，而这十所民族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就有9.4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干部。

　　在火红的革命年代，党培养的少数民族一方面竭力维护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大力引导本民族自治区域融入社会主义社会与阶级斗争版图。

　　80年代之前，内蒙古草原上曾回响着多曲红心滚滚的爱国圣歌，比如1951年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毛主席和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还有蒙古族作曲家阿拉腾奥勒于1967年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亲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只有阶级的团结，才能带来民族的团结。

　　新疆乌鲁木齐雅玛里克山，我国最早的毛主席雕像，建于1952年

　　也就是毛主席说的：

　　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在我国，要搞好民族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不谈阶级而空谈“文化”，则一定会陷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分裂局面。

　　而在国际斗争高密度化的当口，甚至会在市场经济默许的资本撬动下（文艺界尤为明显），出现难以避免的政治离心倾向。

　　这在苏联解体的历史中是有过教训的（图瓦、布里亚特的蒙古族在西方煽动下曾掀起过反苏巨潮）。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党在自治区的领导被弱化、阶级教育被淡化、党性培养被弃化，其结果就是使得各种黑恶势力插入了体制内，造成了全社会的黑污糜乱。

　　在不同地区，这种黑恶势力的表现形式与执行团伙各有地域特色。

　　在东北地区，它是黑社会与邪教；在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它是黑社会；在东南沿海地区，它是高利贷（1984年温州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钱庄）与不正当商业竞争（走私、投机倒把）。

　　而在新疆、西藏、内蒙，自然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

　　需要看到，凡是党性弱化、党的领导被压制，那么就一定会导致境外力量的插足。

　　只不过在疆藏蒙之外的内地地区，帝国主义并不谋求你独立，仅仅需要你甘为买办即可；但在疆藏蒙，由于涉及「宗教」这多一层元素，帝国主义则疯狂地通过歪曲宗教释义来煽动地区独立、脱离出中国。

　　因而，观察和分析边疆民族问题，必须要看透根本：一切乱象的根源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文化斗争（民族斗争）的导向，凌驾于阶级导向。

　　原本，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螺丝钉，都在毛主席和党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然而某一天，突然一夜之间“你是汉族，我是维吾尔族，他是蒙古族，她是哈萨克族……”

　　大家产生了「区别」。

　　这种悲剧，即前文所说的苏联解体之历史教训。

　　1990年5月，以蒙古族居多的图瓦共和国在西方煽动下爆发反俄、反苏、反共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

　　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

　　1991年的冬天，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坍塌。

　　此后在社会主义垮台后的前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也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

　　这其中就包括图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阿尔泰四个蒙古族自治共和国，抢劫、斗殴、偷窃如家常便饭。

　　90年代，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恐怖谋杀，国家解体使得两千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六十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剧变后的十年间，各种涉及民族问题的犯罪、尤其是重大流血犯罪案件剧增。

　　整个90年代，俄罗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十万。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十万人口有一千个犯人。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此时，早已把斯大林同志拍翻在地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蒙古人……根本不会想起这位苏共的领袖早在《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中就曾有过严肃的警告：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而集体所有制和劳动人民却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

　　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彼时的叶利钦曾想过通过“让利”来安抚图瓦等蒙古族地区，设立“蒙古族特别行政区”，但这却反而更加助长了俄境内诸蒙古族区域的“泛蒙主义”思潮做大（直到后来普京上台才收回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特权）。

　　“让利”，叶利钦或许不是原创……

　　在我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藏疆蒙在内的边疆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高挂毛主席头像。

　　以新疆来说，有个维吾尔老人叫库尔班·吐鲁木，曾背着百斤馕饼、千里进京问候主席。

　　像新疆话剧团1959年的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以及它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您好，毛主席），都是那一阶段新疆文化繁荣、民族和谐的标志。

　　能够凝聚起各族人民的，只有党，只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主席。

　　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一系列颠覆性民族政策的出炉，少民特权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进而又反向激起汉族群众的不满。

　　总之，「毛泽东」这面象征党、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旗帜，逐渐在各个边疆地区被淡化，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1980年，有领导跑到西藏去演讲“汉族干部不要赖着不走”……结果直接引发了第二年拉萨的暴动……

　　1984年，“两X一X”民族政策出炉，不多赘述。

　　80年代，禁谈阶级矛盾，于是只能用民族矛盾去混淆试听、以次代主，造成的结果就是用“取悦式让利”来解决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思想混乱和一系列社会悲剧。

　　还是拿新疆为例，比如2017年以前，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存在着显著差异。

　　按照2003年新疆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实施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无论是否是少民，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

　　但在第十五条中又明确了不同民族、城乡、牧区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1984年，新疆的清真寺还只有9000多座，而到1995年以后这个数字已大幅上升，到2015年已接近25000座。

　　至2015年，共有小学4159所、中等学校1973所、普通高等学校32所，各类学校合计仅6464所；同样是截止2015年，各类卫生机构7238个，其中各类医院1629有所，学校和各类卫生机构相加也仅13402所——对比清真寺的数量，真的让人后背发汗。

　　2021年CGTN的纪录片也让我们看到了，正是在这一阶段，新疆高层的严重腐化，为极端思潮与暴恐势力打造了温床。

　　除此之外的，还有从太平洋上刮来的自由化、私有化风潮，也席卷进了看似边陲的新疆。

　　以著名的喀什棉纺织厂为例，自1958-1999年，喀什棉纺织厂的性质都是国有企业。但从1999年至今，企业已被不同的承包商承接，其事实性质为私营。

　　新疆诸多国营企业的解体带来了两个恶果：

　　第一，从2000年到2014年私营企业时期，企业领导层仅是由内地投资方的汉族构成，来自内地的汉族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买断工厂使用权限的同时，也买断了管理者的职位空间，这造成了相当大的民族矛盾，让维吾尔族同胞在三股势力的教唆下产生了“被汉族打压”“维族要反抗”的邪念；

　　第二，国企解体，造成了大量维族工人的下岗，还是以喀什棉厂为例，1959年建厂时有1522工人，到1999年达到顶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断精简人数降为2227人——大量无所事事的下岗工人从90年代末开始流入内地，但又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文化隔阂等原因，被一切唯资本论的内地社会排斥，最终酿成了流落街头的、全国性的所谓“新疆小偷泛滥”恶像。这其中，随着南方系媒体大搞地域歧视的推波助澜，新疆的形象又进一步恶化，民族矛盾进一步升级……

　　过去那些年，我们在治理边疆时总是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文化层面，还是没有大大方方地将重新确立党的绝对领导、重新确立边疆共产主义教育、重新确立公有制经济，作为治理边疆地区之首要。

　　这是舍本逐末。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与王卓超等人谈话时有言：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

　　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还是那句话：只有阶级的团结，才能带来民族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