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北伐到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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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爆发过一场著名的南北之争，即教员要求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张主席认为革命重心在四川，要求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

　　我们现在都知道，教员带领红军成功北上，在陕甘建立了根据地，并扛起抗日的大旗，最终在抗战结束后，发展成百万大军。

　　张主席指挥八万红军南下四川，遭到川军阻击，损兵折将。

　　但这是从政治层面看历史，其实从军事地理的层面来看，教员要求北上也是有道理的。

　　教员熟读历史，可能很早就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四川不是建立根据地的最佳选择，尤其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成败经验，给了教员极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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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处于中国的西南部，北有秦岭天险，东有三峡门户，西面和南面都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中间又是土肥水美的成都平原。

　　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四川自古就有割据称雄的习俗，正所谓“天下有事，奸雄辄睥睨於此。”

　　但问题是，秦岭天险紧邻西安，三峡门户紧邻武汉，而西安和武汉自古都是国家重镇，这就意味着，四川割据政权可以凭借秦岭和三峡固守，西安攻破秦岭、武汉夺取三峡也很方便。

　　秦岭和三峡，事实上只是四川的两道大门，一旦破门而入便能兵临成都。

　　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川的防御力量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割据四川的政权要想长久，就不能固守四川，而是要以攻代守，守在四夷，即主动出击夺取四川以外的战略要地，延长四川的战略纵深，等夺取西安或者武汉，这个政权就可以离开四川。

　　四川成了大后方，便是守住四川了。

　　如果不能主动出击，偏要凭借秦岭和三峡固守四川，那就是守家犬，没有前途的。

　　顾祖禹在《都市方舆纪要》里写到：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於亡。”

　　顾祖禹的意思就是，四川是前进的基地，不是享受的安乐窝。

　　两汉时期，就有两个主动出击和固守四川的典型案例。

　　主动出击的是汉高帝刘邦。

　　公元前206年2月，项羽开始分封天下，他自封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但不愿意按照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把关中封给刘邦，便借口说“巴蜀亦关中”，封刘邦为汉王，以巴、蜀、汉中三郡为国。

　　巴蜀就是四川，汉中是四川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考虑到那时湖北的经济不发达，可以说刘邦得到巴、蜀、汉中三郡，就是得到比较完整的四川地理板块。

　　要说项羽也是认识不足，如果想拉拢刘邦，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关中封给他，如果想抑制刘邦的实力，就不要把汉中给他。

　　现在违背楚怀王的约定，不仅得罪了刘邦，还亲手把重返关中的通道送给他，这不是给刘邦重返关中创造条件么。

　　终究是历史读的太少了。

　　所以萧何就和刘邦说：“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给萧何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同年五月，田荣认为项羽分封不公，起兵反抗项羽，不到两个月便击败项羽封的齐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兼并齐国故地，自立为齐王。

　　听闻齐国大乱，汉王刘邦命萧何留守巴蜀，收取租税提供军需，于八月份亲自指挥汉军出陈仓，击败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完成还定三秦的成就。

　　刘邦统治四川地理板块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过半年，然后就以此为根据地，主动出击打出来了，给楚汉战争奠定基础。

　　固守四川的则是东汉初年的公孙述。

　　公孙述是右扶风茂陵人，做过天水郡清水县长，王莽篡汉后任命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公元23年，刘秀打赢“昆阳之战”，汉室复兴已成定局，于是公孙述自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开始割据四川。

　　两年后，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公孙述也在成都称帝，号称成家。

　　到了公元30年，刘秀都定鼎中原了，公孙述还在四川蜗居，几乎没有利用天下大乱的时机，走出四川攻城略地。于是刘秀给公孙述写了一封信：

　　“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意思就是，公孙述你老了，该考虑后事了，称皇帝坐天下你没机会了，放弃吧。

　　正当公孙述犹豫不决的时候，骑都尉荆邯向他建议：

　　“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苦，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矣。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越，长沙以南必随风而糜。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

　　简而言之，如果公孙述不能打出四川，在地理方面，以一隅之地对抗天下没有胜算，在经济方面，四川的经济根本不能打持久战。与其等死，不如趁刘秀没有彻底平定天下的时机，从三峡和秦岭两个方向打出去，化被动为主动，改变命运。

　　公孙述犹豫半天，还是没有听荆邯的建议，继续固守四川。

　　到了公元35年，刘秀亲自镇守长安，然后命岑彭和吴汉统领六万水路兵马，沿三峡逆流而上。

　　虽然公孙述派刺客杀死岑彭，但吴汉继续统兵西征，一举攻克成都，公孙述忧惧而死，吴汉“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

　　这就是固守四川的结果。

　　3

　　正因为两汉的深刻历史教训，诸葛亮做了蜀汉丞相以后，便极力坚持北伐曹魏，希望能效仿汉高帝刘邦打出四川复兴汉室，不愿意和公孙述一样做守家之犬。

　　公元227年3月，诸葛亮已经巩固蜀汉内政，并七擒孟获安定南方，于是诸葛亮统兵北上汉中，准备讨伐曹魏，临行前给刘禅送上《出师表》，开篇就是一句：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一句话，说明立足四川的蜀汉，面临的地理、经济困境。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诸葛亮给蜀汉指出的，摆脱困境的奋斗方向。

　　准备妥当，诸葛亮进驻汉中阳平关。

　　实事求是的说，这是诸葛亮成功率最高的一次北伐。

　　那时刘备已经驾崩五年，蜀汉除了七擒孟获以外，基本没有和曹魏、孙吴作战，所以曹魏觉得蜀汉没有能人了，不足挂齿，便放松了函谷关以西的防备，专心应付孙吴。

　　这次诸葛亮北伐，其实是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

　　当诸葛亮统兵出祁山以后，曹魏“朝野恐惧，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所出”，整个曹魏一片混乱，甘肃一带事实上投降诸葛亮，关中准备投降。

　　如果战事顺利的话，诸葛亮夺取陕甘，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非常可惜，诸葛亮用马谡统领大军做先锋，马谡又不懂军事，自作主张在街亭高山上安营扎寨，结果被张郃包围、击败，导致诸葛亮的大军失去依托，被迫返回汉中。

　　诸葛亮的主力都败退了，那么在箕谷做为疑兵的赵云和邓芝，也失去了依托，无奈败退而回。

　　诸葛亮斩马谡的时候，泪流满面，未必没有对错失机会的遗憾。

　　至于魏延提出的“经子午谷奔袭长安”，其实是军事冒险主义。

　　如果能一战攻取长安，那还好说，如果久攻不下，蜀汉的所有北伐军队都要受牵连。所以诸葛亮否决了魏延的意见，准备先收复甘肃（凉州）郡县，拥有稳定的后方以后，再集中全力攻长安。

　　不管怎么说吧，这次战败给诸葛亮严重的打击，诸葛亮自贬三级，而且北伐失败也动摇了诸葛亮的政治路线，导致很多人反对北伐，说诸葛亮劳民伤财，不如固守四川。

　　公元228年8月，孙吴和曹魏爆发大战，孙吴大都督陆逊击败曹魏扬州牧曹休，“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曹魏惨败。

　　11月，诸葛亮决定趁曹魏兵力东调、关中空虚的机会，再次出兵北伐，为了说服蜀汉朝野，诸葛亮和刘禅进行了一番深度长谈。

　　这次谈话，被人称为《后出师表》，可以说是诸葛亮军政观点的提炼性总结。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讨伐曹魏复兴汉室，是蜀汉的政治正确更是立国根基，绝对不能放弃。四川的地理条件不允许固守，必须走出去讨伐曹魏，夺取生存空间。

　　政治上扛起复兴汉室的大旗，军事上讨伐曹魏，归根到底是事关蜀汉生死存亡的一件事。

　　如果这件事做不成，蜀汉就要亡。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远有汉高帝刘邦的成功经验、成家皇帝公孙述的失败教训，近有刘繇和王朗固守一地身死族灭的惨状，蜀汉一定不能固守，必须走出去寻找机会。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

　　蜀汉的精兵猛将，都是刘备转战天下时整合起来的，现在老的老死的死，剩下的不多了。

　　如果不能趁他们还有战斗力的时候讨伐曹魏，等再过几年，四川人成为蜀汉的中坚力量，根本不可能为了复兴汉室的理想而奋斗终身，更没有能力讨伐曹魏。

　　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机会了。

　　“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总之，道理就是这样的，诸葛亮只能尽力去做。至于能不能成功，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反正再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于是诸葛亮整理兵马，出散关、包围陈仓，结果陈仓守将郝昭已经准备妥当，坚守陈仓二十多天，诸葛亮的粮食消耗殆尽，又回去了。

　　此后几年，诸葛亮不断的统兵北伐，试图寻找破局的机会，直到在公元234年病逝在五丈原军中。

　　那一刻，诸葛亮可能有“不能复兴汉室”的遗憾，也可能有“身负重任却无能为力”的解脱。

　　虽然诸葛亮屡次北伐都没能成功，但如果不北伐，蜀汉很可能就随着刘备一起去了。

　　这也再次证明，四川不能固守。

　　4

　　以上的历史经验，教员当然是清楚的。

　　他坚持北上陕甘，扛起抗日的大旗，站在最正确最正义的一边，其实就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红军是十年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精锐，但在长征路上折损大半，如果不趁红军还有战斗力的时候北上，将来失去这些精锐，再想革命就困难重重了。

　　至于北上陕甘能不能成功，谁知道呢，试一试吧，总比留在四川强。

　　而且就算留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将来也必须打出去，那还不如现在就走，省的浪费时间，消耗红军战士的性命。

　　1935年9月9日，教员和中央、一三军团坚决北上，不和张主席继续掰扯了，走在路上，教员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他们一定会北上的，我们是正确的。”

　　此后三个月，教员和同志们到了陕北，逐渐建立起根据地，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把“王业”和“讨贼”结合起来，开始龙飞九五。

　　而张主席和红四方面军调头南下，经过一系列胜利之后，在百丈和川军血战，大败，兵力从八万减员到四万，南下路线彻底破产。

　　别说夺取四川建立根据地了，张主席连成都都没进去。

　　从此以后，不论是政治路线还是军事实力，张主席都无法和教员抗衡了。

　　哎，终究是历史读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