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们厂搞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党委领导一切,保证工厂不变私;厂长负责日常生产管理,也要下车间劳动,避免生产失控;选出职工代表参与工厂管理,监督干部不要陷入官僚主义。
到了文革时期,成立了工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工厂分两派,任何一派占据了工厂,都要搞好生产,要是搞不好,就被另一派抓了辫子。因此那段时间,工作热情相当高,不光没停产,产量还增了很多。老技术工人加上奖金,每个月拿到手的钱比厂长多。
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开始搞厂长任期责任制和利润承包。厂长“人、财、物”一手总握,党委、工会、职代会形同虚设。厂长只盯着生产管理,不下车间了;工人只管干活,不去监督了。又单独成立了宣传、组织等部门,变相增加管理干部。
这个时候,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普遍拿高奖金了,工人们拼死拼活,奖金不多挣。这跟以前是天壤之别,于是就有了消极情绪,表现为磨洋工、干私活、顺物资等现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开始吃铁饭碗养懒人,工厂效率逐渐走低。
上级一看没有党委领导也不行,就让厂长兼任党委书记。结果坐实了厂长的权力,为后来的腐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上级要求打破铁饭碗,工人群体被人为的分化了。
再加上拨改贷,假冒伪劣到处挤压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在税收等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国有企业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导致工厂大亏损,广大职工被迫减员下岗,最后只能改制,肥了厂长那帮人。
一个60年代东北铁西老工人的自述
来源:“大懒苏”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