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经接近两个月，电视画面每天都充斥着倒塌的建筑和废墟中的孩童，种种地狱般的惨像提醒着我们这是又一场烈度不亚于俄乌战争的军事冲突。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双方停火，但短短数天的临时停火协议很快就被打破，两个互相敌视超过半个世纪的民族之间的和平显然不可能这么快就到来。那么这场战争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会不会演变成第六次中东战争？谁会获得胜利？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同时，有一些犹太人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保护犹太人的安危和利益。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发表了《犹太国》，完整地阐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里程碑。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最终在1917年11月，为了瓦解奥斯曼帝国，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出《贝尔福宣言》，主张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保障的犹太人之家，这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批移居巴勒斯坦。据统计，1917年4月，《贝尔福宣言》发表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1939年猛增到44.5万多人，已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犹太移民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许多城市和工业，使阿拉伯人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打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美国有几百万犹太人，它从一开始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早在1917年10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向英国政府表示他对《贝尔福宣言》草稿的支持。1919年1月21日，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提出“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犹太国一旦成为事实，国联就立刻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一项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决议。同时，在经济上开始渗入巴勒斯坦。
在二战期间，欧洲的犹太人遭到了纳粹德国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为了逃离纳粹政权的统治，大批欧洲犹太人选择了向外移民，而作为“犹太民族之家”的巴勒斯坦也成为首选目标之一。为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国大力扶持犹太复国主义，排挤英国。1943-1945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赞成在巴勒斯坦无限制移民和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和宣言，但同时，也加深了阿犹矛盾。在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形成了保卫定居点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即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而“哈加纳”中的极端派别“伊尔贡”则寻求通过袭击英国驻军和阿拉伯人达成犹太民族的独立——这也是如今以色列极右翼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前身，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贝京，以及如今的内塔尼亚胡都出身利库德集团，对巴以问题持强硬立场；在苏联的犹太人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委会）”；除此之外，留在欧洲的犹太人中有不少选择加入盟军或者游击队组织以抵抗纳粹，战后还成立了“纳卡姆”组织以寻求向纳粹复仇。
上述四个组织共同构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雏形，犹太人在战后汇聚于巴勒斯坦地区并要求履行《贝尔福宣言》以建立独立的犹太人国家。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181号决议，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由于这项决议对土地的分割极为不公平，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为之后的一系列冲突埋下了祸根。
五次中东战争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就在第二天，周边也同样刚刚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得到了英国顾问和军官的支援，而以色列则得到了美苏两国的帮助，苏联还迫使当时的巴勒斯坦共产党支持分治决议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终阿拉伯国家退兵，以色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与埃及和约旦瓜分了巴勒斯坦领土。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并于次年成立埃及共和国。纳赛尔在埃及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制度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入侵，占领了西奈半岛，最后在美苏干涉下被迫退兵，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
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由于纳赛尔的激进国有化政策和政府对叙利亚人的不平等待遇，叙利亚最终于1961年发动兵变并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4年5月28日至6月4日，巴勒斯坦各界代表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在耶路撒冷东城区举行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国民大会，确定组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建立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法塔赫”。从此，阿以冲突开始向巴以冲突转变，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目标被巴解组织提上日程。为了应对巴解组织游击队愈演愈烈的袭击和阿拉伯国家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1967年6月5日开始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全面打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也称“六日战争”。以色列军队仅用六天就击溃了阿拉伯国家军队并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这一战使得以色列领土范围达到极盛，地缘环境也空前改善，但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也是一场耻辱性的失败。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遭受打击的巴解组织以及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了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境内，对约旦国内的安全形势和政治环境造成了冲击。巴解组织同约旦王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产生了一系列暴力冲突，巴解组织也加入到了约旦共和派密谋推翻王室的行动之中，这使得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解组织的存在越来越忍无可忍，最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下，约旦军队于1970年9月开始对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难民展开屠杀和驱逐。这一事件使得巴解组织成员一半以上被杀，残余成员逃往黎巴嫩，被成为“黑九月事件”。
巴解组织想不到成立以来所遭受最重大的伤亡并非来自以色列而是来自“阿拉伯兄弟”的枪口，于是在此之后成立“黑九月”组织寻求向以色列和约旦王室展开报复性袭击，并于1972年9月5日实施了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杀死以色列代表团11名成员。此次事件使得巴解组织在国际社会名誉扫地，于1973年被迫解散了“黑九月”组织，而以色列则借助这一事件大肆宣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日本赤军也参与了许多巴解组织的活动，并与巴勒斯坦人民共同斗争。1972年5月30日，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劫持两架日本飞机以声援巴解组织，赤军的劫机事件反倒使得阿拉伯国家对日本政府好感大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与阿拉伯国家和合作，帮助日本度过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
为了洗刷六日战争惨败的耻辱，1973年10月6日埃及与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试图夺回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等被占领领土，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这一天是犹太历赎罪日，也称“赎罪日战争”。埃叙军队获得苏联支援并对以色列达成了战略欺骗，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优势，但很快以色列进行动员并发动反攻，打退了埃叙军队的攻势，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又一次失败告终。但相比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阿拉伯国家为第四次中东战争早期的进展心理上感到安慰，并认为无法从军事上击败以色列——这种心态为未来的和平进程以及埃及的门户开放政策铺路。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随后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下，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前往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进行谈判，最后签署了影响深远的“戴维营协议”，实现了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建交，以色列军队撤离西奈半岛，并承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机构。“戴维营协议”由于对以色列妥协在当时引起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和反对，使阿拉伯联盟发生严重分裂。1981年10月6日在赎罪日战争八周年的阅兵典礼上，萨达特被激进的反对者刺杀。
巴解组织在黑九月事件后转移到了政治环境混乱的黎巴嫩寻求庇护，介入黎巴嫩国内斗争，扶植和武装伊斯兰势力，打击亲以的基督教势力，逐步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地区，成为“国中之国”，并构筑军事设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巴解游击队协助埃及、叙利亚部队，展开游击战，袭击以军基地、仓库和雷达站等军事设施，成为以色列的心腹之患。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威胁，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其驻英大使遇刺为借口，出兵进攻黎巴嫩，攻陷了巴解组织的大部分基地。9月18日，在对贝鲁特西区的围攻中，以色列放任亲以色列的黎巴嫩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大屠杀，造成了数千名巴勒斯坦难民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贝鲁特大屠杀”。这场大屠杀也震惊了以色列社会，9月25日，在首都特拉维夫爆发了有4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而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也仅为400万，这是迄今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随后以色列军队在联合国调停下逐步撤离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束。
经过数次中东战争，巴解组织的实力遭到了极大削弱，并且从“戴维营协议”开始周边阿拉伯国家逐渐与以色列关系缓和，不再支持巴解组织活动，同时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援助，而以色列方面，主张对巴勒斯坦持温和态度的工党领袖拉宾击败强硬派的利库德集团担任总理。1993年，在挪威的撮合下，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经过历时数月的14次秘密谈判，最终在9月13日，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阿拉法特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奥斯陆协议”的签订让人们以为和平近在咫尺。然而两年后，拉宾遭到极右翼反对派刺杀，和平的梦想被再次打破。
哈马斯的崛起
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积累已久的怒气被点燃，民众们走上街头，向以色列当局表示抗议。巴解组织（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土地上领导建立地下基层组织，并发起“因提法达（阿拉伯语‘起义’）”运动，由于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示威中采用投掷石块的方式反抗以色列统治，这次起义也被称为“石头起义”或“第一次因提法达”，这一运动也推动了巴以和谈的进行。
在第一次因提法达运动当中，来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宗教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提议成立“伊斯兰抵抗运动”，随后不久，一个名为“哈马斯”的组织在以色列占领区内诞生。在巴解组织（法塔赫）与以色列当局展开和谈并签署“奥斯陆协议”期间，哈马斯仍然坚持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后来由于温和派的拉宾遇刺，右翼强硬派的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和谈成果多半付之东流，巴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
从1994年开始有限自治到2000年7月又一次戴维营谈判，巴勒斯坦7年间并没有取得更多的和平红利，“奥斯陆协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过渡自治未能如期结束，以色列承诺的撤军行动也没能落实，犹太定居点有增无减，在以色列的长期封锁下，巴勒斯坦人均家庭收人锐减，失业率陡升，经济萧条，市场凋敝，百姓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成为了经济层面的受害者。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普通巴勒斯坦人对法塔赫领导下这种政治和经济半死不活的状态已感到非常厌烦，迫切希望能够打破僵局，改变现状。
2000年9月28日，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在这一敏感时期强行进入穆斯林和犹太教争夺的焦点地区阿克萨清真寺（阿拉伯人称为第三圣地，犹太人认为其原址是犹太人的圣殿山），这也成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导火索。法塔赫利用这一事件发动“阿克萨起义”，也称“第二次因提法达”，企图通过武装抵抗作为辅助手段推进谈判。激进的哈马斯在此期间则策划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伤亡。在美以的压力下，法塔赫领袖阿拉法特宣布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为非法组织，关闭哈马斯的所有办事机构，这使得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合作走向对抗。
阿克萨起义后，哈马斯提出了“三不”方针（不解除武装，不同意停火，不加入巴勒斯坦新政府）来对抗法塔赫领导的自治政府。起义后期，阿拉法特已经无法控制哈马斯，法塔赫影响力正在丧失。2001年以色列军队入侵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并将阿拉法特软禁在府邸中。2003年9月11日，以色列安全内阁以阿拉法特是“和平绊脚石”为由，决定将阿拉法特驱逐出巴勒斯坦，法塔赫默认了这一决定。阿拉法特离开巴勒斯坦不久后，便于2004年11月11日在法国贝尔西军医院病逝，有关其真实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成为历史之谜。
阿拉法特去世后，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5年2月，阿巴斯正式宣布结束阿克萨起义，并成功说服哈马斯停火并一同参加新一届立法委员会选举。2006年1月的选举中哈马斯意外获得胜利。在两年的艰难谈判后，哈马斯和法塔赫成立联合政府，但此时双方的矛盾已越来越不可调和，法塔赫深陷严重腐败丑闻，对以色列妥协政策也遭到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满。于是在2007年6月，哈马斯以武力赶走了法塔赫部队，控制了加沙地区。随后法塔赫宣布与哈马斯断绝一切联系，两个组织关系降到冰点。这也造成了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区的局面。随后，以色列以此为借口对加沙地区进行海陆空全面封锁并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法塔赫为了避免被牵连则向以色列展示合作态度，采取了更多妥协政策。
长达十多年的封锁使得加沙几乎成了一座露天监狱，两百多万加沙居民挤在狭小的城区当中，人口密度是广州的两倍，而且缺衣少食，各种资源极度匮乏。以色列对进出加沙的物资进行严格限制，不断压缩加沙居民的生存空间，使得加沙居民只能通过地道进行走私，在加沙地下修建了错综复杂的地道网，这也成为了哈马斯武装与以色列进行游击战的重要工具。然而即使在法塔赫统治下“和平”的约旦河西岸，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以色列通过扩大定居点的方式不断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将巴勒斯坦聚落划分成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区域隔离开来，以此削弱巴勒斯坦人可能的抵抗。可以说，在以色列日拱一卒的侵略政策下，巴勒斯坦民族又一次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阿克萨洪水”
2023年10月7日早晨，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展开新一轮名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 ，并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与此同时，一些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潜入以色列境内，在多个地点发起袭击，配合代号“阿克萨洪水”的行动。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公开声明称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并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同时指示动员预备役部队进行还击，并出动战机对加沙地带展开全面轰炸。截至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造成双方超1.64万人死亡，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空前关注，加沙地区的民众也再次面临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仅从战争持续时间和伤亡情况来看，这次巴以冲突的规模可以说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以往数次中东战争的平均水平，日后将其定义为“第六次中东战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目前为止的情况看，哈马斯的这次行动很好的利用了以色列军队训练不足、准备不足、轻敌冒进的弱点，给以色列军队造成了重大杀伤，并且高效利用了地道网络，使得以色列军队在对加沙报复行动中始终无法打击到哈马斯主力部队，反而造成了无数平民伤亡。
但另一方面，加沙三面被围一面向海，没有转移的空间，属于《孙子兵法》中的“死地”，尽管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受损失，但哈马斯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不得不转移到地下或者建筑密集的城区。在长时间的围困和封锁中，食物、饮水、医药、弹药等各种资源的缺乏也会愈加明显。与波黑战争时期的萨拉热窝围城战不同，当时的塞族军队并没有完全包围萨拉热窝，穆克联军依然能够获得来自外界的补给乃至美军的空投物资，因此能够坚守长达四年之久；但在加沙，哈马斯几乎无法获得外界的任何援助，仅有的未被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口岸每天能输送的物资连供养加沙两百万难民都远远不够。埃及现政府作为以色列的“友好邻国”，也不可能通过拉法口岸向哈马斯提供武器弹药等军事资源。
加沙的未来与巴勒斯坦的解放
虽然我们看到，国际社会普遍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从欧美到亚非拉的多国民众都组织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在大部分国家中，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高于支持以色列的声音。但是目前为止，国际社会的这种支持并没有转化为能够直接支援哈马斯或者阻止以色列的强制性力量，临时停火结束以后，以色列军队仍然在肆无忌惮地侵略和轰炸。尽管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在呼吁和平，但和平确实不是靠喊出来的，结合目前的形势和以色列一贯的作风，如果没有什么国内或者国际上的重大变故，以色列几乎不可能停止军事行动，哈马斯的战士和保卫家园的加沙人民或许很勇敢顽强，但历史上被殖民者征服的民族中有哪个不勇敢顽强呢？期望他们能够孤军奋战抵挡以色列大举入侵还是太过困难。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失败主义的观点，毛主席说过：“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并且我坚信未来的某一天巴勒斯坦一定能够从以色列的占领中解放，但我认为这不单单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而是全体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是整个中东地区摆脱殖民统治和军事干涉、摆脱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摆脱贫穷与饥饿的大解放。如果不能在中东地区大解放的背景下去寻求巴勒斯坦的解放，那么指望加沙地区两百万贫病交加的人民自己打破以色列的枷锁无异于痴人说梦。而这样的解放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是需要全阿拉伯乃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斗争，从斗争中觉醒，从自发到自为。
小结
历次中东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仅靠以色列这样一个共同敌人是远不足以动员起阿拉伯人民起来反抗的，尽管阿拉伯联军在军事上能够就围攻以色列达成一致，在政治上却是一盘散沙，总是被各个击破甚至自相残杀，这样的分裂也最终导致了反以同盟的解体，阿拉伯国家不再有一个主心骨，逐渐被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外部力量影响和操纵。纵观历史和现实，中东战争的屡次失败，说明阿拉伯国家最缺乏的就是团结，而要赢得对以色列斗争的胜利并实现解放与和平，阿拉伯国家最需要的也是团结。团结从哪里来呢？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文/小林，红歌会网评论员，首发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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