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书写“劳动人民的历史”

　　唯物史观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以其科学光环、逻辑力量和变革现实的伟业，赢得了越来越多学人的衷心服膺。唯物史观给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不仅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近代史诠释体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研究者的主体立场和价值取向，引导了研究视角与研究论题。其中，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唯物史观给近代史研究带来的最重要的观念变革，就是眼光向下书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关注的焦点转向下层民众的生活，着力描述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及其反抗斗争，从而使历史研究的主体立场与价值取向均产生了深远的变革。

　　历史书写方式发生变革

　　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重心与史料眼光上均发生了显著转换。自晚清以降，就有不少学者倡写“民史”。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点之一。但是，这种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因而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实质发展，历史研究仍以上层精英为主要对象。

　　真正从实践层面扭转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强调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工农大众被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翦伯赞明确提出，“把中国的历史贯穿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林增平也强调，“首先要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作近百年历史的主体”。

　　史学研究重心下移

　　在这一理念与取向的指引下，史学关注的重心下移至底层民众，历史学者纷纷开始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近代以来的底层民众给予高度关注。民国时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如陈恭禄、蒋廷黻等，皆持精英主义立场，轻视普通民众的作用。蒋廷黻认为，“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陈恭禄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下层民众的暴力反抗均持否定态度。而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皆重视民众的历史作用。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于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不惜笔墨，而对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也以民众本位立场，对于下层民众的斗争着力叙述，如平英团斗争，在蒋廷黻的著作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在范文澜的著作中则详加叙述。

　　“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史观，在1949年后得到普及和强化，被大多数历史研究者衷心接受，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即使金毓黻这种相对旧派的学人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从事民国史料的整理工作，强调“我们整理史料是把革命史料和反革命加以分别的，就是把整理的重点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人民的身上”。

　　1954—1957年的近代史分期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至为关键。经过热烈争鸣，胡绳构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受到较多认同。“三次革命高潮”实质上突出了近代以来表征着民众反抗斗争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突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邵循正指出：给予太平天国等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励（厉）的英勇斗争”。

　　以“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为标志的学科体系，与民国时期以中外关系史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迥然不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影响，将关注重心引向下层民众及其反抗运动。从1950—1970年近代史领域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绝大部分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而且中国近代史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搜集普通民众史料

　　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重视档案史料，罗家伦、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尤偏重官方的政治、外交史料，体现出精英史学的眼光。民国主流学界忽视下层民众，对于近代史事的调查多未措意。王庆成批评曰，“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不重视学术研究，不从事有组织的历史调查，造成了历史研究方面的无可补救的损失”。与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不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主体立场改变，其史料眼光也发生转换。以“劳动人民”作为中国近代史叙述的主体对象，就必须着力搜集有关普通民众的资料。以往的史学基本以“精英”为取向，下层民众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因而，近代以来文字资料虽然浩如烟海，但关于下层民众的史料却相当有限，而且这些有限的资料大多为“地主阶级”记载，往往带有偏见和歪曲，在新的眼光之下往往被认为 “靠不住”。如此一来，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就可能成为“无米之炊”。

　　欲破解此一难题，必须另辟蹊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近代史研究，在如何获取史料上形成了与民国时期迥然不同的理念与取向：即由重视图书馆、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转为强调从实地历史调查中寻求史料。从时间上来说，“近代”的人物史事毕竟去今不远，介于“所见世”与“所闻世”之间，一些亲历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传，进行历史调查访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华岗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历史之舟的搭客、划桨人和把舵人，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只要我们肯去调查访问，就可以得到许多新鲜史料，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或参考”。曾身体力行进行回民起义调查的马长寿指出，“事实证明，近百年来的我国历史，通过调查方法，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问题的。……为了纠正史料的谬误并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实的真象，历史调查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地历史调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青睐，被视为“对于完全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具有决定的作用”的科学方法。刘尧汉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完成《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范文澜撰《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对之大加赞赏。范文澜将调查所得史料比作“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认为刘尧汉文章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实地调查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属于“三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自然吸引了最多的关注，这三大史事涉及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均组织了多次相关历史调查。此外，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下层民众的反清起义均成为历史调查的用武之地，民众的反帝斗争也受到调查者的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历史实地调查蔚然成风，调查成果也往往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兴盛一时的近现代历史调查多由各省市政府部门主导组织，以历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及高校历史系师生为调查主力，涉及面广、规模较大。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史学机构，也欲有所作为。范文澜对历史调查颇为重视，1955年已布置对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历史调查，1958年近代史研究所便制订了一个调查计划。在胡乔木、杨东莼、刘大年等人积极推动下，1964年5月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制订了颇具雄心的计划，首先宣示：“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旧中国的文献档案残缺不全，而其中绝大部分又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捏造，仅仅依据文字记载，很难深入探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树立优良的学风，才能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后因种种原因，这一委员会的工作被迫中断。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不少近代史研究者接受书写“劳动人民历史”的理念，并实际投入历史调查，获取普通民众史料。中国近代史领域社会历史调查的兴盛，不能仅仅归因于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并非史学“政治化”的产物，主要在于唯物史观中的核心——“人民史观”在近代史领域的深切体现。通过历史调查，近代以来下层民众反抗斗争的史料被大量挖掘出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史料依托。

　　唯物史观给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书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成为激动人心的口号，赢得了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的衷心服膺。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之所以形成重视近代民众反抗斗争、重视社会历史调查的基本面貌，也源于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这一取向与二战以后欧美史学“从底层向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存在契合之处。改革开放以后，近代社会史研究迅速发展，既引入欧美学界的理论方法，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内在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接续。虽然如今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趋于多元发展，但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就中国近代史学科来说，唯物史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深层思维方式和学科总体格局，从而使中国大陆学界的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不同于港台和欧美学界的基本面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