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毛主席1958年4月讲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话吗？

　　毛主席1958年4月讲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话吗？

　　——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孙经先

　　作者按：我国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基本特征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论著都认为毛主席在1958年有在中国农村建立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想”，并以此为基本依据，认为造成上述“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是毛主席。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严肃问题，这就是：毛主席在1958年究竟有没有在中国农村建立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想”？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查证、分析和研究工作。经过查证、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毛主席1958年没有在中国农村建立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想”。那些认为毛主席有这种“构想”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把我们研究的情况写成几篇文章。我们希望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肃清这一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正确评价这一期间的毛主席，还毛主席以公正！今天的这一篇文章是这些文章中的一篇，诚恳地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关于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引用了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中的一段话：

　　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的日期，是5月19日，题目叫《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18日晚，他在推敲经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时，在结尾的部分，新加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接着，薄一波说：“虽然陆定一同志这段话也包括着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1]

　　陆定一的这段发言，被许多人用于论证毛主席在1958年4月就有在中国农村搞“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想，从而毛主席应当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基本论据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对陆定一的这段发言和薄一波所说的“陆定一同志这段话……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这个判断进行认真深入的考证和分析。

　　（二）关于刘少奇的回忆

　　与陆定一的这段发言有关，刘少奇有一个回忆。这段回忆说明了薄一波所说的“陆定一同志这段话也包括着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的具体情况。薄一波书中也引用了刘少奇的这段回忆：

　　刘少奇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一波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指郑州火车站——本文作者注），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兵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一波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2]

　　我们对刘少奇这段话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细节进行了查证。经查证《刘少奇年谱》，刘少奇1958年4月22日离开北京，到达广州。由此可知刘少奇上述回忆讲得是1958年4月22日发生的事情，不是薄一波所说“四月底”。又经查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958年4月20日飞抵郑州，4月21日视察黄河三门峡工程以后，连日主持召开有四个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门峡现场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24日作总结发言。4月25日收到毛主席的自广州致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说拟于近日研究工业问题，请即南来，开四天会。4月27日-29日出席毛主席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3]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这些记载，周恩来4月22日前后“连日主持召开……三门峡现场会议”，不可能与刘少奇同在北京到广州的火车上。所以刘少奇回忆中的“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的说法有误，周恩来不在场。

　　另根据《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刘少奇是1958年11月6日开始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周恩来没有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所以，刘少奇作这段回忆时周恩来也不在场。如果刘少奇回忆时周恩来在场，周恩来可能会纠正刘少奇回忆中的这个不准确的地方。

　　刘少奇的这段回忆说明：刘少奇1958年4月22日在北京到广州的火车上与陆定一、邓力群等人（周恩来不在场）讨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共产主义公社”的问题，并且刘少奇让吴芝圃在河南“试验”。

　　（三）关于“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薄一波认为陆定一那段发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内容“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对薄一波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也进行了查证。经过查证，我们有以下疑问。

　　（1）薄一波这句话中的“他们四位”，指的是哪四个人？从薄一波书中的上下文来看，这四个人应当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和邓力群（即4月22日在火车上‘吹’共产主义公社的那四个人）。但是，从陆定一那段发言中我们看不到这层意思。那么薄一波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他在书中并没有说明。更何况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刘少奇回忆有误。周恩来4月22日与刘少奇并不在一起。那么薄一波这里所说的“四位”究竟是哪四个人呢？

　　（2）如果这四个人是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和邓力群。由《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可以知道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一期间同在广州的时间为1958年4月26日-30日。那么，那段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话如果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等四人讲的，则毛主席说这段话的时间应该是4月26日-30日之间，地点是广州，但是从陆定一那段发言中，也看不出这层意思。薄一波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他在书中也没有说明。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1958年“4月27日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部分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宋任穷、赵尔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刘澜波、余秋里、刘景范、李葆华、吕正操、李锐。”“4月28日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会议，继续讨论工业问题。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二十九日下午和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出席会议的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杨尚昆。”[4]

　　按照这一记载，毛主席这一期间（4月26日-4月30日）主要活动是在广州主持召开一次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并且陆定一和邓力群都不在《毛泽东年谱》所列举的与会人员名单之中。那么毛主席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一次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期间）、在什么样的语境环境下和他们四个人（其中两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谈起共产主义公社的问题呢？对薄一波所说的陆定一那段发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内容“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这句话而言，这是一个需要说清楚的问题。

　　（3）按照薄一波的说法，“虽然陆定一同志这段话也包括着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如前所述，“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时间为1958年4月22日，“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时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同年4月26日-30日之间。而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的时间是距离这两个时间点不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19日，那么陆定一在发言中就不应当使用“曾经这样说”这样一个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而应当用“最近这样说”。陆定一发言中使用“曾经”这个时间状语也说明薄一波这里的判断有误。

　　（4）按照我们前文中的引述，刘少奇在他的那段回忆中的最后一句话是“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这样，刘少奇本人已经明确说明了陆定一这个发言中讲的就是刘少奇等四人4月22日在火车上谈论的东西。那么薄一波所说的“主要是转述毛主席……谈的内容”与刘少奇的这句话也明显存在矛盾。

　　（5）刘少奇在1958年6-9月期间多次发表谈话，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共产主义公社问题的。如果毛主席在1958年4月确实和刘少奇等人谈到过共产主义公社问题，那么刘少奇在这些谈话中显然应当传达和引述毛主席4月这次谈话的内容和观点。但是我们查阅了刘少奇这一期间的这些谈话，都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

　　（6）我们查阅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这一记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薄一波所说的陆定一那段发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内容“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这一判断有误。

　　对陆定一的那段发言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单纯地只就陆定一那段发言进行纯文字的讨论，而应当从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角度，结合毛主席在这一期间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在本文后面的几节（见本文（四）、（五）、（六））中将作这样的讨论。

　　（四）毛主席反对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描述

　　在这一节中，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毛主席本人是反对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乌托邦式描述的。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他又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5]

　　针对刘少奇的这种描述，毛主席表示过不认同：“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毛主席又说：“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6]

　　由此可以知道，毛主席是反对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乌托邦式描述的，他认为，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理解和描述共产主义社会。

　　就在1958年3、4月间，毛主席两次谈到共产主义社会。一次是在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7]

　　另一次是在4月2日，毛主席在会见雅罗谢维奇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成（包括思想意识方面）以后，还要走向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又要被否定。这个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苏联农庄要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要消灭，消灭这些矛盾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时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共产主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有无数的共产主义的阶段，每个阶段跟另一个阶段比较，都有质的不同。我们这个制度自己能够比较自觉地向高级阶段前进。”[8]

　　在1958年之后的1959年，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他又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9]

　　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我们着重列举了毛主席在1958年3、4月和1959年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毛主席在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描述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反对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描述，而是利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熟悉毛主席著作的读者都会知道，利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观察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上面陆定一那段发言中所引述的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描述，显然与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点不一致。所以从思想逻辑的角度讲，我们认为那段话不应当是毛主席（在1958年）说的话。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欧美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例如，1919年春夏，他曾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等青年一道，计议在长沙岳麓山进行建设“新村”的实验。1919年12月他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不仅介绍了建设“新村”的理想，还详细描绘了“新村”的蓝图：“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工作之事项，全然在农村的”，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鱼。现在，“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人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10]这说明早年的毛泽东，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一些早期的著作中，也曾有过一些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描述。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这些仅仅是毛主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一些人以这些描述为依据，试图说明毛主席在1958年要搞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根源是他早年的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描述。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正如本文所论述的那样（见本文下文的叙述），毛主席1958年并没有要搞共产主义公社的想法。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用毛主席早年的著作中的一些话去研究1958年的毛主席。

　　（五）毛主席说“我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

　　关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曾经说过以下这三段话。

　　1958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人民公社“不是我们提倡的……。不仅南宁会议没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11]

　　1958年12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三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人民公社四月已经开始在河南出现，这就是卫星公社。我们一直到八月才发现这件事。”[12]

　　1958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我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过在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人民公社是没有预料到的，直到今年七月份还没有想到。”[13]

　　毛主席的这三段话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就“已经开始在河南出现”，但是，毛主席本人“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南宁会议（1958年1月）、成都会议（1958年3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都“没有料到”；“直到今年七月份还没有想到”，一直到1958年“八月才发现这件事”；“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

　　由此可以知道，毛主席没有想到1958年要搞人民公社，直到7月还没有想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之前的1958年4月，毛主席没有要在中国农村搞共产主义公社的所谓“构想”。前面陆定一那段发言中所引述的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描述，以及薄一波关于陆定一那段发言“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的判断显然与毛主席的这三段话矛盾。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陆定一发言中引述的那段话不应当是毛主席（1958年）说的话。

　　（六）研究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键性钥匙

　　上一节中我们引述的毛主席的那三段话为研究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毛主席发动一次运动总是要在运动发动之前和发动初期，反复思考、反复讲、反复宣传，在会议上讲，在他的批示和起草的各种文件中讲。但是，在人民公社运动初期的1958年四月到七月份，毛主席却没有这样作，而是“没有想过”、“没有料到”。

　　毛主席的这三段话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基本线索，我们又重新认真阅读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也重新认真阅读了我们能够查阅到的毛主席著作集等。在毛主席1958年期间（四月前后）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谈话）中，在他这一期间所作的众多批示和起草的各种文件中，我们都没有发现能够说明他在1958年就要搞共产主义公社的内容。据此，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这三段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沿着这条基本线索，我们也仔细阅读了一些叙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论著。这些论著认为毛主席在1958年4月就有在我国农村搞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思”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从而毛主席应当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我们对这些论著中叙述的关键性历史史料进行了查证、辨析和分析，发现这些叙述都是经不起认真查证和推敲的，许多叙述是模糊的，这些叙述既经不起思想逻辑的分析、也经不起历史逻辑的分析。[14]

　　在本文的后继文章中，我们将要较为系统地把我们查证和分析的情况做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

　　（七）我们对陆定一那段发言的理解

　　在有了以上准备之后，我们就可以对陆定一那段话的实际含义做出分析了。

　　从后来一些人引用陆定一这段发言的情况看来，应当说陆定一的这段发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两个方面：

　　第一，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这一个短句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中的“和”这个字应当怎样理解？

　　第二，陆定一这句话中使用了“曾经”这个表示“从前”的时间状语（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曾经”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情况”），这个“曾经”应当怎样理解？它究竟是指什么时候？

　　经查阅《现代汉语词典》，陆定一那个短句中的“和”在汉语中可以作为介词，也可以作为连词。

　　如果作为介词，那么在陆定一的那句话中，“毛主席”是主语，“少奇同志”是介词宾语，那段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话可以解释为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的。一些学者就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1）我们经常采用这样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这些说法中“和”都是连词，人们不会把其中的“和”看成介词的。陆定一这段话中的“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显然也是这一类的说法。

　　（2）如果把这里的“和”解释为介词，陆定一的这段话可以解释为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陆定一那句话就应当改为“毛主席最近在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说……”。毛主席的这段话对谁说的并不重要，没有必要特别指明，更不应该使用“曾经”这样的时间状语。

　　（３）由我们在本文（四）、（五）、（六）中所论述的原因，我们认为这段话也不应当是毛主席（在1958年）说的。

　　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解释（把“和”解释为介词）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认为，陆定一那个短句中的“和”应当是连词，即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是并列主语。在这种情况下陆定一发言中的那段话应当解释为“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说过这样的话。

　　刘少奇在1958年4月22日讲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话。如果按照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毛主席在1958年4月下旬也讲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话。那么陆定一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的同年5月19日的发言中，在引用这些话时，显然应当使用“最近”，而不应当使用“曾经”这个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

　　陆定一使用“曾经”这个时间状语，（由于刘少奇的话是1958年4月22日讲的），就表明如果毛主席也讲过类似的话，则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间应当是“从前”说的，而不是最近说的。

　　这样，我们认为，陆定一的那段发言所表达的意思应当是：

　　那段话主要是他对刘少奇4月22日在火车上谈论共产主义公社时所讲的观点的一个概括；由于早年的毛泽东也曾有过类似的描述（陆定一当时正在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邓力群也正在编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书，他完全可能看到毛主席早年的这些描述），所以他采用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这样的表达方式。

　　陆定一的那段话是他对刘少奇4月22日谈话中所讲的观点的概括，从文字表达的角度讲，陆定一应当采取“少奇同志最近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这样说……”这一类的说法。但是他的发言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如果他这里突出地使用“少奇同志最近……讲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代表中就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只提刘少奇，而不提毛主席？“是不是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为了避免这种疑问，再加上毛主席早年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所以陆定一采取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说”的表达方式。也正是由于毛主席最近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陆定一只能使用“曾经这样说”这样的表达方式。

　　（八）几点结论

　　根据本文的上述论述，对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那段发言，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

　　（1）1958年4月22日，刘少奇和陆定一、邓力群等人（周恩来不在场）谈论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问题。陆定一的那段发言主要是他对他们这次谈话的一个概括。

　　（2）根据毛主席本人的说法，他“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都“没有料到”；“直到今年七月份还没有想到”，一直到1958年“八月才发现这件事”；“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并根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反对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乌托邦式描述，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理解和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见本文（四）），我们认为陆定一那段话中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描述，不应当是毛主席1958年的话。

　　（3）薄一波认为陆定一的那段发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内容“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我们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有误。其他一些人把这段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描述说成是毛主席的话，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4）一些人以陆定一这段发言为依据，认为毛主席在1958年4月就有在我国农村搞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以此为依据，认为毛主席应当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承担主要责任。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注释：

　　[1]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514——515页。

　　[2]同上，513——514页。括号里的注（除另有注明者外）是薄一波所加。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140——141页

　　[4]《毛主席年谱（1949——1976）》第三卷，340——342页。

　　[5]转引自《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红旗杂志》，1967年第六期。

　　[6]毛泽东：《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23——324页。

　　[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75页。

　　[8]同[4]333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8——109页。

　　[1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449——456页。

　　[11]《毛主席的年谱》第三卷，424页。

　　[12]同上，550页。

　　[13]同上，563页。

　　[14]我们要指出：退一万步讲，即使毛主席1958年在某种特殊场合下讲了那段话，陆定一也讲的很明白，这也仅仅是对“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的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它也绝不表示毛主席在1958年要搞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