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从革命党蜕变为执政党 | 苏联亡党亡国三十二周年 - 历史

　　斯大林同志曾有回忆：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同志则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而列宁本人在《给伊·瓦.巴布什金》中的言辞则更加严厉：

　　抛弃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犹豫分子！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

　　三十二年前莫斯科的瑟瑟寒风中，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他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悲痛得写下了这样的论述：

　　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而且，这些人与有些真诚信仰资本主义制度的年轻人还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信仰的。

　　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动机，这些是看风使舵的反复无常的人，法国人管这叫做'翻新的上衣’。

　　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分子，现在又成了叶利钦分子。

　　恰如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安卡拉演讲时骄傲地炫耀：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著名的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我还记得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当看到列宁遇刺时，发疯的人群冲上前去要把女刺客撕成碎片……还有那些忍饥挨饿的工人在寒风中焦灼不安地等待列宁的病情公告，为自己领袖身体的每一点好转而欢呼雀跃。

　　这些，都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同七十三年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先生黯然离去克宫时苏联民众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历史反差。

　　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被社会主义力量、被工人阶级狂热而惊呆吓傻了的俄国内外反动派曾迅速联合，妄图扼杀扑灭革命。

　　俄国被拖入了内战深渊，经济陷于瘫痪，七千多公里铁路因受到破坏而不能使用，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倒退三十年，甚至一度不如农奴制改革前夕的沙皇时代。

　　1920年，俄国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4，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到次年春，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百余克面包。

　　但是，当时的俄国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到处都洋溢着革命气息，领袖同工农兵群众一起参加不取任何报酬的劳作，当时叫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而且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一定会有党员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保尔·柯察金的文学形象为什么会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是千百万在党的感召下成为红军战士的年轻人的缩影。

　　如列宁所言：

　　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

　　伤寒、霍乱、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革命战士的生命，可是他们却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的白卫军和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

　　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在抵抗什么、又在保卫什么。

　　不仅仅是为了打拼下来的土地，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所铸成的革命成果：苏维埃政权。

　　这个政权是属于俄国全体工农群众的，是属于从来在俄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中的“多数人”、但却是毫无政治权益、阶级地位和社会高度的“多数人”的政权。

　　这决定了列宁的战士们每一次进攻、每一次作战的性质：战争，是为保卫公有制而战，而不是为了保卫某一小撮人的利益。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这是由列宁亲自签署的苏俄人民委员会法令。

　　1918年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为反击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的进攻，动员 1/5的党员上前线。五个新的编制军在东部战线出现了。年初

　　刚开始组建的红军，10月份已迅速扩大到八十万人，在东、南、北各条战线的宽阔正面顽强阻挡着敌人的进攻。

　　仅1918-1920年，就有三十多万党员穿上军装，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七万名共青团员。

　　当时每两个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就有一个入伍，每五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是党员。

　　为了补充党员大批参军后留下的工作岗位，布尔什维克党在后方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仅在中心地区就有二十万人入党。在每天只配给二三百克黑面包的条件下，后方党员怀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的信念，以加倍的劳动支援前线。

　　莫斯科一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车库的党支部发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家放弃休息，不要报酬，自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

　　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

　　《真理报》记者的这段感人描述激动了苏俄全国，兵力很快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到1920年春，干涉者被全部驱逐出境，白卫军被粉碎，红军解放了俄罗斯全境。

　　二十年后，又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战争、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保卫战再度打响。

　　从列宁到斯大林，党的领袖在变化，党的战场在更迁，党的危险在加剧——但是，党的性质和根基却更加稳固。

　　用滚滚鲜血浇灌而出的苏联卫国战争，它之所以让苏维埃更加强大，是因为它让人民看到了苏维埃的底色：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一支为人民而战的苏联红军。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绥靖政策的怂恿下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客观上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沦为了美西方国家的“楔子”，成为了西方集团剿灭社会主义苏联的武器。

　　五个月内，法西斯军队深入苏联腹地一千多公里，占领苏联国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苏联战前人口的40%、工业产值的2/3、铁路里程的41%全部都沦落希特勒手中。

　　战争最危急时刻，德军的先头部队甚至抵达离莫斯科仅二十公里的地方，从德军指挥官的望远镜里已可以看到斯帕斯克塔楼。

　　另一侧，德军北路集团军29个师的精锐部队直扑北部重镇列宁格勒，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似乎一夜之间就要宣告瓦解……

　　可是，就在这个由列宁同志率领俄国工农阶级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地，已完成横扫欧洲霸业、看似不可战胜的纳粹军队，竟然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

　　1941年十月革命节到来，莫斯科军民在侵略者几十公里外降隆的炮火声中，于地铁车站内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并在雄伟庄严的红场举办盛大的阅兵式，表达了苏维埃保卫者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正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军民团结奋战，顶住了法西斯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抵抗运动相比，苏联人民不仅是一般意义层面之上的“保卫国家和民族”，更有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坚决捍卫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捍卫俄国工农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

　　在列宁格勒被纳粹围困的第一个冬春，十万城市居民自发成为补充兵源，很多刚穿上军装就投入了前线战斗，各师部政委一度昼夜通宵登记新注册士兵。

　　几十万居民之众，同红军一起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他们用双手和最简单的工具挖掘修造了数百英里长的战壤和反坦克壕。

　　更为奇迹的是，列宁格勒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中，工厂的工人们在纳粹的狂轰滥炸和严密封锁导致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居然群策群力为红军制造出了一千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一万多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往火线。

　　在两年零五个月即接近九百天的被包围中，列宁格勒城市外围阵地成了一望无际的焦土，城内几度弹尽粮绝，所有的动物都被吃光、连老鼠也被饥寒交迫躲藏在地下室里的市民吃尽。

　　为了把食物留给孩子，老人饿死了；为了把最后一点能填进肚子的东西留给能够守城将士和成年男性，孩子也饿死了。

　　每一天，每一夜，都在有人饿死、冻死………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个苏联人停止过与纳粹的战斗，也没有一个列宁格勒的居民向纳粹刽子手勒布元帅举起白旗，全城军民抱定了与党、与红军共存亡的决心。

　　九百天后，当德军仓皇撤退、大反攻的苏军到达列宁格勒城下时，城里的人们已没有力气举起欢迎的旗帜了…

　　党和人民成为骨肉相连的一体，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将其征服。

　　当卫国战争作为一场新的民族危机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危机出现时，联共(布)的党员们再次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甚至有些在“大清洗”中被羁押而尚未遭杀害的指挥员，刚走出政治保卫局的监狱，顾不上见家人，就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在德军包围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逼近莫斯科城下时，8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

　　战争期间，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员踊跃入党，共有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

　　其中在前线部队里，有超过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超过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这使苏军的战斗员中有45%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纳粹铁蹄的战火考验下，苏共再次于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证明了自己无愧为一个伟大和光荣的党。

　　由卫国战争引出，在国际学界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瓦解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不是里根和老布什，而是希特勒。

　　苏共高层在后期的信仰西化，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这一批「30后」为主导，他们最终成为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掘墓人。

　　「30后」中的许多人，只是从先辈那里听说和接触过十月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当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时，这种主义和形成这种主义的社会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

　　似乎在一夜之间，苏共上层的信仰就坍塌了。

　　新的技术革命使原来的“革命对象”西方国家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欧美富国社会生活方式的诱惑力大大加强，在苏联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伴随着对斯大林的泼污，党员们没有了对领袖的信仰，也淡薄了对共产党的感情。

　　当然，必须说明的一点就是：苏联的「30后」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上台以致玩死苏联，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苏联的「20后」几乎全部战死苏德战场，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献出了生命。

　　仅1923这一年出生的苏联男性就有80%死在了纳粹的枪口下，这就是“卫国战争打掉了苏联整整一代男儿”之说。

　　这，也直接引发了苏共后期“接班”问题的失序。

　　而且，这一批「30后掘墓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二十大产儿」，意指淬生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会议。

　　在那次大会上，新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

　　根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的资料，档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二十大会议前一天）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的记录摘要：

　　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并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在档案记录中，赫鲁晓夫是这样回应的：

　　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同意了这份报告，但报告将不以主席团的名义作，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

　　当时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

　　同意，明天听取报告！

　　这位如释重负的苏共新掌门人立刻做出结论：

　　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就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是全会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

　　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说道：

　　还有一个需要在这里讲的问题。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 (即在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我，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赫鲁晓夫遂陈：

　　我们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事实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举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阴谋包裹的《秘密报告》，并非苏联共产党全党同志的意志。

　　甚至，都并非象征着党的权力中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意志，而仅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意志。

　　也就是说，对斯大林同志进行颠覆性的历史批判，其实不过是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等小集团做出的决定——在他们成功扳倒贝利亚这个他们眼中的“第二个斯大林”之后。

　　小集团，在没有任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的情况下，就悍然代表了全党的意愿，推选由赫鲁晓夫在十天后做《秘密报告》，并成功撬动了这个世界的格局翻覆。

　　当赫鲁晓夫窃取政权后，为了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他在1957年3月提出要“扩大企业和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权限”，把“赢利”作为企业“主要指标”。

　　1961年10月，他又在二十二大上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

　　…………………

　　苏共二十大会议，以封建官僚主义复辟、社会帝国主义崛起的双重姿态，收割了十月革命与卫国战争这两场属于全体工农群众的果实，成为了苏共和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即列宁所说的“执政党的引诱力”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斯大林生前曾批评过：

　　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可能让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长逝后不久，这样的现象就被变本加厉的放大，苏共高层的组织体系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利游戏”。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换制度，利用其排斥异己、借以撤换反对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势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仅八年时间就已更换了80%。

　　这种对干部过于频繁地更换和调动，不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队伍丧失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使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经验——同时，从主观角度出发，这样的人员调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出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政治野心。

　　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

　　当时在苏联国内盖小洋房成风，亚美尼亚甚至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老远就看得见这位农庄主席的三层楼房。

　　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主席兼党委书记，也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座斗的摩托车，且只准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利加乔夫曾有回忆，他刚从中央组织部长升任中央书记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提出要为他更换更高级的轿车。利加乔夫说：

　　现在的车已经很不错，不必换了。

　　想不到，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的中办主任，竟然板起脸来教训他：“大家都这样，难道您要搞特殊化？”这让他啼笑皆非，只好顺从了后者的要求。

　　叶利钦后来在《我的自白》中也曾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

　　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所谓“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随即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

　　紧接着，苏联官方的报刊公开叫嚷：

　　要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加强劳动生产纪律上”、“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据《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载）。

　　大造舆论的目的，是苏修集团加强对苏联人民控制的诉求。

　　1966年，苏联正式设立所谓“社会治安部”，在国内各大城市增设摩托化民警部队；两年后又把“社会治安部”改名“内务部”，规定它的任务是对人民的反抗“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

　　当时，这个组织的秘密警察达七十万人之多。

　　1970年秋天，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恢复了司法部，并配合着发展了数以万计的所谓“人民纠察队”，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设立了九十多万个监察组、监察哨，还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同志审判会”网，其成员约二十万人。

　　但是，这种背叛阶级属性、激化社会矛盾的统治方式，并不能阻挡苏联人民的觉醒，反而以一种狼狈且污化的形象于苏联存在的七十年时间里成为了一条主线，只不过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为地忽视。

　　单说罢工，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

　　至70年代，苏联的群众斗争态势进一步得到发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罢工发生。

　　尽管苏修的武装维稳力量百般镇压，但苏联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断增长。

　　剧烈的阶级冲突，在进入60年代中期后，逐步刺激了民族矛盾的升腾，这让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控制愈发棘手。

　　毛主席曾说：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苏联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

　　在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幌子下，苏修实质上在极力奴役以至消灭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实行帝国主义式的殖民掠夺政策，迫使少数民族地区向单一经济畸形发展，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地。

　　如乌兹别克棉花产量占苏联全国的68%，可是棉纺工业却始终得不到发展，棉布产量仅占全国的3%左右。

　　包括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均属于苏联的主要农业地区却没有化肥工业；摩尔达维亚只准发展水果、蔬菜等作物；白俄罗斯提供畜牧产品……

　　特别是，苏联绝大多数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都比俄罗斯低——白俄罗斯低16%，格鲁吉亚低20%，摩尔达维亚低21%。

　　苏修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低价强行收购农畜产品和原料，又以高价推销质量低劣的工业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资源恣意掠夺，使当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7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倒欠国家预算巨额缴款的现象：爱沙尼亚平均每人欠中央财政1073.13卢布，拉脱维亚每人欠872.32卢布，哈萨克每人欠608.11卢布……

　　修正主义者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式掠夺，激起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1969年5月，乌兹别克举行了群众大会，群众气愤地喊出“俄罗斯人请滚开”的口号；

　　1972年3月，立陶宛发生流血示威，人们高呼“给立陶宛自由”；5月14日，立陶宛考纳斯城又发生大规模反民族压迫暴动，口号是“争取立陶宛的自由”；

　　5月29日，在瓦雷纳，一个叫斯托尼斯的技术员，为抗议不让他升国旗而自焚；

　　6月4日，又一个名叫安德里乌斯凯维库斯的工人在考纳斯自焚……

　　这些由苏修执政者自己酿成的不可收拾的乱象，又引来了四处闻着味的美西方势力，火上浇油、挑斗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让原本在列宁、斯大林时期铁板一块的苏维埃国家渐趋分裂......

　　利加乔夫还曾有言：

　　苏联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现在的议会（指俄罗斯）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国家掌控着经济命脉；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医疗/住房/教育；第四，苏联意味着没有阶级贫富之分，这里没有超富，也没有赤贫。

　　如列宁所说：

　　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毛主席同样早早提出：

　　为什么人（而战）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而言，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的表现。

　　阿尔巴托夫就认为：

　　腐败和特权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列宁对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可能出现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是早有警觉的。

　　1922 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宁特别作出规定：

　　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做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愤怒地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要将他开除出党。

　　信的末尾，列宁还愤慨地写了个附言：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竟然庇护自己的坏蛋！

　　列宁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苏联覆亡前，社会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击：

　　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质享受与奖赏。

　　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大卫·科兹在分析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时则认为：

　　苏共党的精英们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

　　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苏共的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

　　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

　　这种对党的态度，从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的回答即可见一斑：“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苏共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

　　苏共的灭亡是一次来自上层、来自内部的反革命运动，它的能量源泉正是苏共曾引以为傲的两千万党员。

　　当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对以往体制和革命信念的忠贞，掉头而去时，党内精英便迅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些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共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

　　1915年，在革命行动风雨飘摇、思想意识混乱纷杂之际，列宁向全俄所有的革命者们发出了警示：

　　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革命党」与「执政党」本不该是二元对立的政治敌对概念，革命是政党的属性，执政是政党的地位，二者绝不应以任何政治说辞如所谓“过渡”、“进化”、“演变”而行「蜕变」之反动实质。

　　从党的建设与维护党的执政根基的现实角度，也不应当将「执政」作为党的基因，因为执政并非某一政党的专属目标纲领，严格来说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政治组织的最高追求——如此定义下，如何凸显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特殊性？

　　如若进一步将这种“政治暗示”蔓延化、普适化，那么恐怕才会扩大与“执政”相对应的所谓“在野”、“多党”等思潮泛滥。

　　这一点，苏联（苏共）已经给出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其中有近15%的所谓“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了最高苏维埃。

　　这个结果受到了老布什的赞许：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正在从最高纬度走向文明化，我期待着美苏两国的友谊继续深化。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戈尔巴乔夫则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在那场大会上，阴谋随即开始：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著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

　　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还是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会后，苏联国内各“自由派”媒体与学者纷纷开腔控诉，西方世界的媒体也加足马力，倒逼戈尔巴乔夫必须“深入改革”、“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忆：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次年2月，十万人集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场外，要求党中央放弃自己在宪法上对社会的统治权力。

　　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的催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真的就同意了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一个月后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大约有87%的代表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竟然投票结果是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

　　这就是苏共半个多世纪来所招募、吸纳、培养的“党员”，到头来成为了苏共自己的掘墓人。

　　根据大卫·科兹的研究，苏共执政后期，党员中只有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2001年揭露：

　　戈尔巴乔夫曾私下说过：“共产主义思想对我已经过时。

　　曾是戈尔巴乔夫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也发表文章认为，当戈尔巴乔夫还是农业部长时，自己与他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一致认为必须消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达此目的，要千方百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继而影响并左右党的政策。

　　早在1983年，戈尔巴乔夫就说过：

　　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

　　1989年5月，访华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说：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1991年11月他说：

　　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

　　苏联解体后，他竟又踌躇满志：

　　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话是一针见血的：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加工”这件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与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必须看到，即便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做出过极为明确的说明：

　　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

　　2016年，领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发表雷霆万钧的讲话：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

　　两年后，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领袖再度郑重发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

　　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跋

　　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

　　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

　　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

　　红场黑黝黝的，很少有几个人影，在这冬日的夜晚像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个古老的教堂和这座不算古老的列宁墓消融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在冷峻地注视着这夜这沉默。

　　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这时没有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地跑这么远的路，来面对这沉重夜幕下的空旷与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一位中国学者写于《解体岁月》中。

　　一年前，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称，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俄罗斯受访者表示怀念苏联时代：2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时代拥有光明的未来、稳定及安宁；其中军人、受过高等教育者以及60岁以上的人持这一观点最多；13%的俄罗斯人将苏联与积极的情绪、怀念和良好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另有11%的人将苏联与他们自己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联系在一起；10%的人会谈到苏联时期人民的兄弟情谊，还有8%的人怀念苏联时期的免费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