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红都”保安迁驻延安。要建设党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就需要创建学校，大量培养军事干部和各类人才。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与办法》明确指出：“根本改变过去的教育方针与教育制度”并发出号召：“……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到延安来，学好本领到前线打日本，救中国……”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拯救民族于危难，为了祖国的兴亡和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爱国华侨等，为追求革命真理。纷纷背起行囊，冲破日军及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爬山涉水，冒着枪林弹雨，毅然决然地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汇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点燃和投身到火红的熔炉中，携手奋进，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锋。1937年11月~1945年底到延安的青年约4万余人。中央高度重视，在延安创办各类干部学校35所，也称“战火中的大学”、“窑洞大学”驰名中外。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第一所正规大学。是军事干部院校，是培养军政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承担抗日救国的历史责任。党中央创办的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八路军卫生学校、军事学院、炮兵学校、部队艺术学校、中央无线电通讯学校、工程学校等。这类学校肩负着党和军队培养军事、政治、通讯、技术、医务、艺术和特种兵急需的人才，先后培养20余万干部。
综合性的干部学校，是培养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多方位的干部人才。党中央创办的延安大学，是第一所高等教育综合性大学。陕北公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这类学校是培养统一战线，军事思想教育的政工干部，是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人才。在七、八年的办学中，走出复合型干部约8000余人，抗日干部1万余人，发展党员3000余名，增添新鲜血液，壮大了党的队伍。“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利剑”。
奔赴延安参加军事训练的爱国青年
党群理论性干部学校，是培养深化各级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务实的党群骨干。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创办的马列学院，是第一所专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学校。中央党校、西北党校、泽东青年干部训练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等。这类学校是培养大批治党治政的英才，用马列主义、用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去认识这个世界。
科技、教育、文艺类等学校，是培养各行各业人才，适应敌后抗战和边区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创办鲁迅艺术文学院，是第一所培养革命文学艺术人才的学校。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中国外国语大学、西北医药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延安业余法律学校，还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朝鲜革命军事学校等。这类学校是培养大批教育、医疗、科技和社会各方面的人才，适应敌后抗战和边区工作需求，办学七年出现大批优秀文艺骨干685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人民群众中，到抗日前线呐喊、讴歌并写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创作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1941年9月，35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这是毛泽东亲自题写的校名，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延安时期办的各类大学，分期分批迁往东北、华北等地办学。
延安时期的土窑洞（1938年）
1937年~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河两岸的山坡上创建，开挖了上千孔土窑洞，坐落着各类学校，训练场地。一孔孔、一排排土窑洞潮湿、简陋、拥挤，土炕上铺些干草就是床。没有洗漱用品，就用猪鬃做牙刷；没有牙膏，就用食盐代替；没有教材，教员自己编写、油印；学员没有笔记本，学校给每人发一张油光纸或自己用马兰草制成土纸；没有笔，每人每月发两个钢笔尖，学员将笔尖插在三寸长的高粱杆上；没有墨水，就用染料兑上水，蘸着自制的墨水书写心得笔记。在纪念馆的橱窗内，还可清晰地看到当年用土纸创作的歌曲、小诗、散文等文章。
从纪念馆那一幅幅战争时期珍贵的图片，一件件朴实的陈设，可以亲身感受到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学员们筚路蓝缕，艰难困苦的生活。从旧址的山上那一孔孔简陋、荒废、坍塌的土窑洞，可以亲身体验到那个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学员们百折不挠，豁达进取的坚强。
在这座堪称原始的大学里，学员们接触到最先进的知识和理论学习。参与刻苦的军事基础体能训练，射击、格斗、擒敌、战术、爆破等。在艰苦环境中，学员们迸发出高昂的学习热情和革命斗志。在红色革命大熔炉里锤炼了一批批德才兼备高素质的干部学员，身居土窑洞，心怀全中国，这就是他们救国救民的执着追求而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创造辉煌。在建设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以及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他们都成为战争和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成为新中国的诞生最坚强、最厚实的基础，为中华伟业奠定了强大的人才基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央党校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在瑞金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校。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恢复办学。11月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党校”，不久迁到保安任家坪。1937年1月~1947年3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在陕北历时11年3个月。毛泽东兼任校长，李维汉、谢觉哉、彭真等先后任校长。党校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培养了成千上万名优秀领导干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重大贡献。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旧址（1939.8）
我走进延安城北小沟坪半山坳，一座青灰色高大建筑映入眼帘，大门上方镶嵌着当年毛泽东书写“实事求是”几个大字，这就是当年中央党校大礼堂。在1937年1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时，校址曾设在桥儿沟天主教堂，校部设在教堂内，学员住在周边农村山坡上的土窑洞。1939年迁到这里，为了改善办学条件，由副校长谢觉哉带领学员们上山伐木、挖土烧砖，修建土窑洞200多孔，青砖平房100多间。1940年10月，又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可容纳1000多人的礼堂。大大改善和完备教学、管理各方面的设施。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第一期在这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由此拉开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序幕。
中共中央党校的徽章，是用硬纸而非铜做成的，底色为红色，正面左上角是金黄色图案，右上角是毛泽东的画像，徽章下面印有黑色“学习”二字。徽章长2.7厘米，宽1.7厘米，厚约0.3厘米，重约0.1克。背面印有“中共中央党校N0.2003”的字样，外面包着一层透明纸。
这就是当年中央党校“徽章”（1942.2.1）
这枚保存完整的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徽章，现珍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中。据说，这枚徽章是当年中共七大代表张妙根同志捐赠的。
中共中央党校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2月8日，毛泽东在这里又做了《反对党八股》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1943年，中央党校学员已达6000余人。毛泽东讲：“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的党更加统一。”
这些学员来自延安的中央委员、专业学者，来自地委和团以上的干部，规模比较齐全。内部设总务、教务、自卫军三部。课程有马列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问题、中国近代史、党史和军事、文化课程。学员分6个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德才兼备的党政英才，很多人成为国之栋梁，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
中国女子大学
抗日战争以来，有多少英雄壮烈牺牲，有多少巾帼英雄奋战杀敌。在枪林弹雨，驰骋沙场都活跃着女同胞的身影，无论是硝烟弥漫的前线，还是兵荒马乱的后方，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新女性。在民族解放战争事业中，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妇女干部是非常重要，也是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
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在抗战时期培养妇女干部的重要性，在学习内容、政策方针、任务、教育等各个方面，让妇女成为支援和参加抗战的主力军，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7月20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在延安创办了一所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校址就在杨家岭后山沟东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之间的一座半山坡上。在3月中央就动员当地民工200多人，用40多天建起了一个简易的礼堂和3孔简陋的土窑洞当做教室。后来陆续新开挖100多孔新窑洞为住宿（建国初期是延安第三招待所），5月开始接收来自全国各地新学员。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1939.7.20）
当时，陕甘宁边区受到日、伪、蒋介石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筹备女子大学条件非常艰难。毛泽东担任国民参政议员并带头捐献薪金100元，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也将参议员的薪金捐作建校费用，购买书籍。王明拿出500元参议员薪金为女大购买生活和学习用品，其他中央领导也积极支援物资。
女大成立之初有学生500多人，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有海外爱国华侨，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有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有从敌占区的青年，也有不识字但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战士等，平均年龄在18~22岁之间。
首任校长王明，继任校长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教务主任张琴秋。授课的教授来自各界名流的学者、作家、音乐家、革命家，陈伯达、李初梨、柯庆施、赵毅敏、丁玲、冼星海等。
女大的校训：“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7月20日，在延安中央礼堂为女子首届学员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人员，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还有印度援华的医药队长爱德华。都来庆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个伟大的女性大学的诞生。正如国际友人、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采访延安时所写，中国女子大学是“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讲：“女大成立，在政治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到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妇女的觉醒，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持久的战斗。”
据7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报道，这是一次万人参加的庆典。大会由女大政治部主任孟庆树主持，合影后全体齐唱国歌、国际歌和校歌，并提出名誉主席团和大会主席团名单。
女大学员在上课（1939.8）
女大校长王明讲：“中国女子大学的创办，对全国妇女运动开展，对全国妇女解放的事业，有重大意义。女大的成立，并不是偶然的，她是大时代的历史产物，她有事实上的必要……”为什么要培养妇女干部，王明接着讲：“女大需要培养干部的特点和品质‘……以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才为目的’。……‘以培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妇女干部为目的……’”
1939年8月~1941年9月，女大先后两年开办了13个班。有高级班、陕甘班和特训班，是从红军中妇女领导干部和从敌占区来的。普通班是从敌占区来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爱国青年，培养了上千余名优秀妇女干部。她们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力，同样担负起抗战的繁重任务，不断吸引各地青年。实行真正的国防教育，学习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并应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培养理论与妇运工作相结合，形成教育、学习，提高觉悟和日常生活军事化，在战争实践中培养妇女工作能力，办学的模式和特点，推动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开展，在火线上培养了一批文武双全的女干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女大的建立是重视女大的建制，是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政治教育，更注重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觉悟，建立适应战时需要的教学体系。学习内容、课程设置、选修课、管理等方面，有计划的专门训练、培养、提拔和爱护党和非党的妇女干部。
由于边区的经济紧张，提倡“精兵简政”，将陕北公学、泽东思想训练班合并在延安大学，1941年9月结束。女大培养出1000多名优秀妇女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自然科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适应抗战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和祖国未来的需要。1939年5月，在延安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最高学府“自然科学研究院”，地址延安南门外的杜甫川，曾有50多孔窑洞，30间平房就办起来了。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先河，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教育与研究的道路。
1942年毛泽东题写的校名“自然科学院”，院长先后由李富春、徐特立、李强担任。学校校训：“德以明理，学以精工”。学院设大学部和中学部，学制三年。大学部设：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矿四个系。课程采用一般通用的教材内容：葛斯龙的微积分、达夫的物理学、萨本栋的普通物理、谭明的普通化学、工程制图、政治、力学、热机学、机械原理及零件等，跟不上的上补习班。中学部设：预科和初中。1940~1945年，学员300多人。院内建有一座科学馆，在里面进行各种专题讲座、学术报告、讨论会等。1941年10月，徐特立校长提出：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这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教育思想体系，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更好的适应学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在附近建立了化工、机械实习厂和实验室，南泥湾垦荒种地，提出科学依据。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队伍，为配合边区建设的需要做出努力。
延安自然科学院旧址杜甫川（1939.5）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6月12日，发表社论《提倡自然科学》在创刊号徐特立撰文：“自然规律是必然的。科学，你替人类服务也只能遵循必然的途径。”“没有实际理论是空虚的；同时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所以学科与术科是科学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也发表了徐伟英的《对自然科学教育及其技术的我见》文章。
1943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与鲁迅艺术学院等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后，历经晋察冀边区改为工业专门学校。1952年改为第一所国防工业学校，校风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1988年改为北京理工大学。
今天，这所学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一步步走来，致力于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继承老一辈开拓、创新、探索、勇于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和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民族学院
延安民族学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1年9月18日，在延安创建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10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诞生之初亲笔题词“团结”二字，为学院办学确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她开创了办民族学院的先河，是一所血液中流淌红色基因，肩负着光荣使命，特色鲜明的高等学府。
她是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把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民族班、其他高校的少数民族、工作队等集中起来，建立的民族学院。位于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即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旧址），是我党和国家为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高级专业人才而成立的，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民族学院。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兼任，副院长高克林，教育处长乌兰夫。
延安民族学院旧址（1941.9）
民族学院的校训：“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我们是各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汉、满、蒙、回、藏、苗、彝，亲密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民族学院的校歌。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词语，都唱出各民族儿女的情感，都渲染着红色基因的印记。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这个讲话发表后，国内各地各民族的青年纷纷奔赴延安。
1939年7月~1941年3月，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抗日形势日趋严峻，培养民族干部成为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由内蒙古的蒙古族、甘肃的满族、宁夏的回族、青海的藏族、四川的苗族、贵州的彝族等少数民族青年和边区周边各县的汉族学生。沿途以货郎、打工的身份，冲破敌人的封锁徒步奔赴延安200多人在这里学习。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王仲方，在没有任何教材的情况下，根据学员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程度，自己搜集资料刻钢板、油印、编写教材。《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等歌词、理论、生产劳动都是他的必修课和教材内容。
1944年，民族学院迁出延安，在定边与三边师范合为三边公学。1945年，又从公学分出，在定边、靖边、吴起、鄂托克前旗的城川，转战陕北、内蒙。在极端困难中，保存民族平等，团结友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校风等地办学。在8年的办学历程中，培养了各民族优秀学员干部400多人，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延安民族学院迁入鄂托克前旗城川旧址（1945）
民族学院是从延安土窑洞，抗日烽火中走来，一路辗转多地办学。培养出各民族优秀人才，研究民族理论、政策、主张、问题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等方面，做出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成为“少数民族人才成长的摇篮”。在浴火重生与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初创时期，在工作和抗战实践中锤炼了少数民族干部，投身革命的洪流中，为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这所院校的学员正大步走进中华腾飞的新时代征程。
摩托学校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1937年4月，在延安清凉山东面飞机场，建起了我军培养特种兵的第一所汽车、装甲车军事技术学校——延安摩托学校。
“摩托”指的是发动机或内燃机，军事装备无论汽车、坦克、飞机等都以发动机技术为核心，学习这些知识对抗日战争是非常重要。这所学校主要是从前线调来科长、参谋和警卫员30多人，又从抗大调来部分连营团干部。除学习军事理论和文化知识外，主要学习装甲和航空两个专业方面的内燃机原理知识及汽车、坦克、战术、航空、修理人员50多人。
刘鼎与学员们在一起（1937.6）
建校初期是白手起家，下面有一个小实习厂，只有三、四名技术工人，设备只有一个铁匠炉，几把钳子、锉刀、铁锤、扳手，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宿舍、场地；没有黑板、教材；一切都是自己动手挖建、编印。没有汽油就派人去延长油矿帮助炼出混合油，再拉回来使用，我军第一所摩托学校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办起来的。后来，军委将红军仅有的5辆破旧汽车给学校用于教学使用。
为了打好学员的文化基础，学校开设补习数学、物理和地理知识。教员一遍遍认真、耐心地讲，学员刻苦钻研一次次认真复习、消化。毛泽东非常重视学校的生源，5月7日毛泽东特意给庆阳步兵学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发电报，为学校选调20名学生来学习。摩托学校的教员大都从奔向延安，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中挑选而来，也有从国民党军队、军校的进步技术人员中挑选而来。经过教育他们认清了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努力、热情地投入摩托学校的教育工作中。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赵首华就是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村插队的北京知青，她的父亲赵群，经过长征来到延安的红军战士，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选调到延安摩托学校学习和工作的老革命。这所学校的教员和学员大都成长为八路军、解放军军工事业与技术特殊兵种的骨干力量，为中国的空军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世界上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两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1937年5月5日，来学校视察并在讲话中指出：“摩托学校的任务，就是为迎接革命的胜利，建设军队机械化兵团、坦克部队和航空兵。”在这种情况的指导下，中央又决定组建空军，选拔飞行员。赵首华的父亲又被选拔到航空队学习，成为延安培养的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摩托学校的校长是刘鼎，政委孙开楚，教务长傅江，总务科长沈丁祥，学员大队长刘华清，校址在东关飞机场附近。刘鼎除校务工作外，还担任学校的理论和航空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他，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电机科学习，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1929年奉命回国，1933年曾在方志敏的祥源兵工厂任政委。1937年担任摩托学校的工作和其他教员一边讲学，一边了解战士们学习情况，一边将学习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教他们焊接、修电机，发现汽车出现故障，让学员自己动手，分析问题，拆零件重新组装。师生间攻破一个个难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军工泰斗刘鼎（1937.8）
刘鼎校长在考察工人操作
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掌握专业课学习，在东关飞机场用破旧的汽车，学员先学会驾驶汽车技术。车坏了就上修理课，车修好了就上驾驶课，学员们就是在这样实践中完成学习任务的。
在学习汽车的基础上，又开始学习坦克。学员们都没有见过坦克，教员就在黑板上画草图讲解，坦克的外形、性能、构造、威力以及步兵如何配合等方面的战略战术知识。在教学中，师生大胆用汽车外形，装上假枪、假炮，步兵摆成战时的队形，在飞机场模拟操作演习。
1937年9月，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延安摩托学校自制的“坦克”配合抗大学员，在东关飞机场进行军事演习。这在中国军队史上第一次“步坦协同”的演习，中央首长、各部队领导、当地百姓都前来观看。几颗信号弹腾空而起，5辆破旧汽车改装的“坦克”缓缓驶来，炮筒又大又笨并涂上了颜色。坦克烧的是混合油，发出的声响像炸雷一样震耳欲聋。紧跟后面是步兵摆开的“敌”阵地，这新奇的战斗场面，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眼前不知是何物，人群队伍中发出阵阵的欢呼声……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插友的老父亲，他在北京装甲兵部队担任技术的老革命，曾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告诉我：“延安摩托学校的师生都渴望拥有一台真正的坦克来武装自己，后来动手研究和研制出能运动的坦克，是如何炸断坦克履带而瘫痪又不损坏内部发动机等各种技术。1938年后，偶尔有外国飞机抵达延安，我们兴奋极了，几天都睡不着觉……大家才有机会进入机舱见识一下飞机构造、驾驶室、性能和外部机型。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机场的地勤工作，上级决定将飞机的保养、加油、加水、加温以及飞机升降，地面信号工作，交给我们学员管理。那个时候我们一次次进入机舱，认真熟悉、观看、模拟，才对飞机的性能、操作、驾驶、战术、投弹等有了初步认识和掌握。我们非常渴望亲自驾驶飞机翱翔在陕北的蓝天上空，可惜只是一种愿望，延安艰苦环境，国内紧张形势，没有这个条件……”
党中央对摩托学校给予极大的关怀，只要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都介绍到这里工作。为了发展航空事业，从学校调选一些政治思想、技术过硬的学员去新疆航空队学习。1938年元月的一天，刘鼎校长在全校宣布：从新疆送来10辆汽车，学员们激动的欢呼后，努力学习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中央又决定从摩托学校抽出40多名学员，成立了延安汽车队。从驾驶到出行，再到维护、修理，许多学员都可以单独开车执行任务。一度成为延安的科技中心，为我党我军培养科技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前线急需投入大量军事干部和士兵，一部分奔赴战场。延安摩托学校建校一年半时间，前后培养150多名学员。其中50名优秀学员前去新疆学习，又转到苏联学习坦克、飞机和修造。新中国成立后，有些成为空军和装甲兵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才。
航空工程学校
陕北安塞，历史上就是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阴”之称。我们沿着当年原始路面，驱车前行，远远就看见一面朔大的腰鼓雕塑耸立在群山之巅。似乎一队队、一排排舞动着身影、挥动着手臂、捶打着腰鼓、蹦跳着脚步，惊天地泣鬼神，排山倒海、气势磅礴、尘土飞扬的雄风，从黄土沟壑、从高原密林中狂奔而来。
绕过陕北朴素而粗犷的群山，来到平坦开阔的安塞县城西侯沟门探访。这里尘封了八十多年前的几孔简陋、破旧的土窑洞映入眼帘。1941年，这里竟然是新中国航空悄然启航的地方，踏着前辈的踪迹，寻觅延安时期散落在千沟万壑动人的故事。
在老乡的指引下，沿着坑洼不平的土路来到旧址门前，院墙上挂着一块字迹模糊的牌匾介绍。望着“按图索骥”，将我的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揭开“军委航校”的真实身份。拜祭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源地，寻根溯源，慰藉心灵的地方。
1926年，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派第四期黄埔军校的学生，共产党员常乾坤等人到苏联空军学校学习，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成为早期飞行员之一。
延安航空工程学校旧址（1941.4）
1938年9月，王弼、常乾坤等人，从苏联莫斯科如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毕业后，历经艰险、辗转一年后于1940年11月回到延安。
1941年3月10日，延安航空学校在安塞土窑洞里秘密诞生。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任政委，常乾坤任教育局长，王莲、刘峰等人任教师、助教。对外称第十八陆军工程学校，对内称军委航校。
1941年4月，经过层层选拔100多名优秀青年陆续来到延安，6月航校正式开学。当时，苏联政府答应援助我党建立航空事业。学员们热情高涨，积极研究、探索航空理论与技术，努力学习俄语，都有一颗飞上蓝天的渴望。就在这个时候，国际形势突变，6月22日希特勒下达向苏联闪电袭击的作战命令，直捣莫斯科。苏联政府已无力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航空承诺，10月，中央决定航校暂时停办。
学员们燃起的希望，被国际形势突变而被迫分到各个地方。在沉寂四年后，人们企盼的机会终于来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曾在东北建造的反侵华战争后的航空训练基地，并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机舱内的设备而仓皇溃退。中央领导意识到这是创建空军力量重大机遇的来临，迅速下达命令，召集所有的航空学员，赶到东北去，创办一所航空学校。
常乾坤接到命令后激动地回答：“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这次光荣任务。”1945年10月，常乾坤带领部分航空学员和家属，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告别了根据地。拖家带口，历经大半年徒步跋涉，经过寒风凛冽、风霜劳累，抵御了东北严寒气候和恶劣的环境，来到了东北吉林通化。
东北航校创建初期，学员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酷寒，住铁皮房、挖野菜、吃难下咽的粗粮。在这片荒凉的黑土地上，经常为煤、柴，生活用品，在冰天雪地上付出一切艰难困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了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东北第一所航空学校（1945.11）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就指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少奇起草并致各中央局《目前的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年底，中央又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延安及各军区的许多学校、机关，先后进驻通化，为建立东北航空储备了大批干部。中央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和延安总部派出2万多名干部，10多万名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1945年11月，在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指示下，发动群众在东北各地收集被遗弃的旧飞机、发动机、仪表箱、油料桶和航空器材来武装航校。
1946年1月1日，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成立航空总部，共有500余人。3月1日，又成立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朱瑞任校长，白起任副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决定空军组织机群通过天安门，接受新中国的检阅。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18日，根据“先办航校，再创空军”的指示，先后创建了7所航校，由老航校的技术骨干输送到各个航校。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起步、崛起到腾飞。1950年9月，中国空军参予抗美援朝，面对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1200多架战斗机的空中作战。我军不畏强敌，以“出奇制胜，近战歼敌”的空军战术，消灭来犯之敌，并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成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上的坚强基石。
站在八十多年前原貌、简陋、破败的土窑洞院中，那凝固岁月的历史镜头，那微弱、昏暗的一盏烛光，照亮了延安宝塔山、延河水，照亮了未雨绸缪新中国的万里晴空。一张张黑白、泛黄的照片，犹如历史长河掀起的点点浪花。她是红色窑洞航空雏鹰，前辈建功，披星戴月的源头，是开创航空事业的先河，是中国航空启航展翅的心灵升华。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延河两岸创建和散落着35所院校，人们习惯地称“窑洞大学”。今天，全国90%的大专院校，追根它的前身都是在延河山坡上。十三年的风雨沧桑，峥嵘岁月，在这片火红的土地上锻造、锤炼、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革命人才。让偏僻、闭塞、隐卧在黄土高原的小山城——延安，不仅成为革命圣地，也成为人才圣地。在中国抗日烽火之中诞生和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高素质的干部，无数热血青年在这里追求光明和真理，拥有了“红色基因”，为我们的党创造了辉煌，成就伟业奠定了强大的人才基石。
百年的党来路波澜壮阔，征程筚路蓝缕，圣地鸾翔凤集。延安处处有学校，遍地有歌声，在这里铸就了“红色”的中国和渲染了历史的画卷。
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各个学校毕业人才向外分流发展。毛泽东在送行学生时讲：“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还特别叮嘱校领导：“军队要建设一个团或一个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是很不容易的。在行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不能把班子人员轻易搞散，要千方百计把学校班子搞好。”将革命新鲜血液辗转河北、华北、东北等地办学，发展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发展，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以民族生存和解放，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培养所需的领导干部和人才，在建国初期都渗透到各个领域而奠定了坚石的基础。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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