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
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
明朗（1917―2006），时任四川省梁平县委第一书记
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
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
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有人甚至说恐怕十个指头都烂了。
燕汉民立即制止道：“全省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不要乱估计。”会后，我对燕汉民说：
“到中央来开会，你制止县委书记们发言，可不大对哟！”
燕汉民说：
“你在省里工作，还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脾气，任他们这样瞎估计，要是传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耳朵里，那还了得。我们到省里开会，都准备了两本账，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该掏哪本掏哪本。对省的工作的评估，还是听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跟。”
开第一次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了几句，大意是：先体会报告精神，不要急于联系实际。开了几天，该联系实际了，又说：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上推下卸。于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概觉得老是没有发言不大好，便拿出在省里开会惯用的办法，指定人发言。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联系本地区情况，讲一番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于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挥，特别是收回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不许贯彻执行的行为，十分恶劣。
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剧团出国，躲过了反右倾的灾难。回国后，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边层层如法炮制，人数就更多了）。
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如今到中央来开会，还是这个情景，人人噤若寒蝉。我气愤不过，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写的时候勇气十足；写成之后，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后果就严重了。犹豫再三，便去找弟弟明吉顺商量。（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这时在中央劳动部工作）弟弟很支持我，但不主张用真实姓名，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以免被人查笔迹查指纹。于是，就这样办了。
我给中央的原信如下：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新青年注：邓小平堂弟）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措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他人的处分，当然也都是“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前几年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秤），有的执行下来，农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两、三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来北京开会。
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下转15页）（上接17页）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此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是1962年1月25日收到的）
信发出后，隔了不多几天，毛主席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些话就像是针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人们私下议论，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负责人撤了，或者调离四川，那就好了。
主席讲话后召开的四川大组会，竟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时，对他的错误虽然是轻描淡写，但也流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是邓小平，邓最后说了几句，话不多，却让大家清清楚楚感觉到保护过关的意思。
第二天的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未到会，由李大章主持，说是听取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检查的意见，中央机关还派了两个人来记录。可是，没有人发言。李大章启发了几次，仍旧静悄悄的，大约有一个钟头之多，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同志才站起来讲话。他只字不提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却自己检查起来，说自己的工作没作好，连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非常痛心，觉得对不起省委，以致也流了眼泪。他这样一带头，便有人跟着检查起来。后几天的大组会竟成了为省委主要负责人鸣冤屈、表同情、献忠心的大合唱。我注意到几个资历较深的地委书记如李林枝等同志始终未发言。
大会结束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召集了一次小组长汇报会，燕汉民告诉我，省委主要负责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犯错误。（可能是犯了错误，大家仍应团结的意思）并且询问各小组里有哪些人情绪不正常。（指对省委不满意）我却想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检查内容怎么只限于那封匿名信的范围，莫非这封信真的转到了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到了“文革”时期，李大章揭发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曾提到七千人大会有这么一封信；中央当时就印发给各常委。红卫兵竟然到中央机关去把这封信抄了出来，刷大字报到处张贴。
我当时被关押在川大学生宿舍，今天被这个单位拉出去挂黑牌子游街，明天被另一个单位揪出去坐喷气式批斗。造反组织那时到处查问匿名信是谁写的？问到我头上，我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打倒，（中央报刊已把他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承认是我写的。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便从“省委主要负责人”（新青年注：李井泉）的“黑干将”、“文教新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免却许多皮肉之苦。
不料“文革”后期省委主要负责人复出，我又遭到他的打击报复，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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