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期间惊心动魄的反间谍斗争

　　1952年11月29日，被击落的美国C-47型间谍飞机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为了刺探中国情报，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采用飞机空投间谍的方式，深入志愿军后方和中国东北境内获取情报。但美军“偷鸡不成蚀把米”，不是机毁人亡，就是当场被俘，在世界上丢尽了颜面。

　　随着国家和军队一些历史档案和事件的解密，特别是2004年初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向社会公开1949年至1955年间一批机密档案，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几起美国空投间谍案浮出水面。美中在派遣间谍和反间谍之间的斗争，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志愿军战俘张文荣用手雷巧炸美军飞机，美国间谍哈里森被活捉

　　张文荣，192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48年8月考入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学习，成为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批黄埔生中的一名。1949年12月25日，张文荣随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官兵一起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被送入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半年后，他被任命为第3兵团第60军第180师正排职报务员。1950年12月，张文荣随志愿军第180师开赴朝鲜。

　　1951年4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打响。第一阶段志愿军的攻势迅猛，向前推进了七八十公里，歼灭东线的南朝鲜军6个师。从5月16日开始，志愿军展开第二阶段进攻，两天歼敌1.7万余人。5月21日，志愿军在东线又推进了五六十公里。过大的战场纵深，为后来志愿军后撤部队遭美军分割包围留下了隐患。此时，志愿军因补给困难，只能在缺弹少粮的恶劣条件下坚持战斗。为此，志愿军总部只得下令主力撤回三八线以北休整。

　　在志愿军为等待补给被迫停止进攻的三天时间里，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军两个机械化师经过10小时100公里战场机动，死死缠上了精疲力竭的志愿军。22日，当志愿军开始北撤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以美军7个师为主力，共纠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13个师乘势发动全线反扑。

　　此次战役后期，张文荣所在的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已挺进到三八线以南100多公里，在完成上级交给的掩护全军战略撤退任务后遭到五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在经过激战之后，180师有近5000人在分散突围中被俘，仅有不足4000人突出重围。在这场突围战中，张文荣被炮弹击中倒在山林里。翌日清晨当他醒来时，被美军搜山队发现，不幸被俘。

　　美军对张文荣刑讯无果后将他关进了釜山战俘集中营。后来，他又被转到巨济岛战俘营，被关进了战俘营86联队。当战俘营得知张文荣是黄埔生时，便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威胁强迫他与美军合作。张文荣不为所动。

　　不久，敌人又对张文荣突然改变了态度。原来，根据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建议，美军计划从战俘中挑选人员进行间谍培训，然后派往志愿军后方实施破坏活动。党组织动员张文荣参加培训，让他寻机逃出魔窟，将战俘营英勇斗争的情况报告给部队首长。由于张文荣的黄埔生身份，且他具有报务专长，很快成为敌人的“特招”对象。

　　1951年12月初，战俘营联队长王顺清通知张文荣，称经战俘营“保举”，他已被美方选中“另有重用”。几天后，张文荣便和其他几人离开战俘营，先在美战俘调研处特务机关接受进一步审查，随后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所特务学校受训。美方逼迫他们填写特务登记表，对他们进行了两个月的反共理论、轻武器射击、情报侦察、爆破刺杀、通信、跳伞等课目的训练。在日本培训结束后，他被送到汉城(今首尔)继续受训。美方准备寻机把他们派往志愿军后方进行间谍破坏活动。

　　1952年2月18日晚，美情报机关让张文荣等5人穿上志愿军军服，携带袖珍收发报机、苏式步枪、美制小型手雷以及地图、指北针等，在一群美军的监控下登上了一架美C-46型运输机。随机的有10名美国人，大都是平时训练他们的美军教官。起飞前，美籍间谍教官还赶来训话，声称只要完成任务，返回后定有重赏。

　　飞机起飞后，张文荣便在昏暗的机舱里悄悄做着行动准备。他的不远处还坐着美特务机关“远东司令部联络队”负责这次行动的哈里森。哈里森负责将人员编成3个间谍小组(张文荣为G组)，将他们空投到朝鲜北部铁原以西的谷山郡地区。那里是志愿军部队在第五次战役后奉命休整的地方。美情报机关给张文荣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志愿军在当地的弹药库、粮库等相关情报，为飞机轰炸标定目标。

　　2月19日凌晨2点20分，飞机到达目的地上空。随着机舱里红灯闪烁，哈里森首先大声命令G组做好跳伞准备。张文荣乘机迅速将准备好的手雷装进了棉手套里。紧接着跳伞开始了，哈里森向张文荣挥手，命令他立即跳伞。张文荣暗地用手指抠住手雷的铁环，在离开舱门前猛地拉环将手雷扔进机舱深处，迅速转身跳离飞机。敌人的间谍破坏计划在爆炸声中泡了汤。

　　此时，志愿军地面防空部队也发现了这架美机。他们惊奇地发现美机在空中突然爆出一团火焰后，前后两个降落伞也在月光里徐徐降落。原来，哈里森在手雷爆炸前一瞬间，也敏捷地跳伞逃命，但一落地就被志愿军活捉。

　　而张文荣则落到了另一座大山的树林里。他寻找到志愿军搜山部队，交出了随身武器和特工用品，并向部队领导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被俘的哈里森也在供词中证实了张文荣所说的事实。张文荣的特殊身份和英雄壮举，很快由负责审查他的部队上报到志愿军总部。张文荣又将美军虐待和强行“甄别”战俘、逼迫战俘当特务的罪行，以及中朝战俘英勇斗争的事迹向上级首长机关作了报告。

　　当时，中美正为战俘交换遣返问题陷入僵局。志愿军谈判代表凭借美军利用战俘搞间谍活动和张文荣等提供的大量揭露美军迫害我方战俘的事实，让美方的罪恶行径大白于天下，搞得美方狼狈不堪。

　　美军间谍哈里森还算幸运，《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他作为战俘进行了交换，而他之后的美国空投间谍纷纷被判刑入狱，在中国监狱中服刑最长的达20年之久。

　　由于当时对战俘的偏见，张文荣的英雄壮举并未得到志愿军保卫部门的认可，而是被送回国内接受审查。直到1958年3月，才由北京军区政治部作出结论：“张文荣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去后，强迫其充当特务，当张乘敌飞机降落前，用身带之手雷将敌机炸毁，向我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为此奖给张文荣人民币800元。”但并未为其记功，也没有恢复其军籍。之后，张文荣被遣送回乡务农，由于没有给张文荣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凌辱。张文荣未能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于2000年3月去世。

　　笔者从北京军区档案馆《关于恢复张文荣军籍的决定》中得知，张文荣去世3个月后，即2000年6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专人前往辽中县，给张文荣的家人送去了关于恢复张文荣军籍的决定，补办(发)了复员军人证明书和复员费。这个迟到48年的平反决定，为这位勇炸美军间谍飞机的志愿军老兵讨回了应有的公道。

　　被释放后的B-29机组人员飞抵东京美军基地时拍下的照片

　　1952 年11月29日，美国间谍飞机被击落，2名驾驶员毙命、2名中央情报局间谍被活捉

　　1952年11月29日深夜，一架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C-47型间谍飞机，出现在中国东北境内，开始搜寻地面目标。飞机上除2名驾驶员外，还有2名美国中情局间谍，一名是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一名是27岁的理查德·费克图。他俩乘坐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军在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目的地是中国吉林省安图县，任务是将在塞班岛美国特务机关受过训的派遣间谍李军英接回南朝鲜。

　　当飞机在目的地上空盘旋时，突遭我军地面炮火对空齐射，飞机被击中后坠毁。2名驾驶员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跳伞后被我军生擒。在现场，人们从飞机残骸内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

　　美军间谍飞机入侵中国接特务的情报是如何让我军获悉的?唐奈和费克图与李军英是什么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何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接李军英“回家”?笔者从审判唐奈、费克图间谍案的有关解密的历史档案中，搞清了事实的真相。

　　1952年9月的一天，一位身穿解放军军装、带着手枪的人被带到吉林省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这个人虽然持有各种证件，但民兵在卡点盘查他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解放军军用胶鞋有5个鞋眼儿，大家叫“五眼鞋”，但他脚上的胶鞋有6个鞋眼儿。凭这个疑点，再加上他拿不出“入山通行证”，民兵便将其扣留。刚带到公安机关，他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李军英，美国空投到中国的间谍。

　　经连夜审问，公安部门得知：9月21日1时，李军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派飞机空投在和龙老岭山区，目的是检查在该地建立的所谓“游击基地”，并在吉林安图、敦化、龙井三角地带进行破坏活动，搜集情报，建立空投场。其检查工作结束后，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飞机空取回日本东京汇报工作。

　　李军英交代：“今年7月和9月，‘自由中国运动总部’曾分别将‘文队’和‘沈队’共10名间谍空投在东北长白山区。”

　　“‘文队’于7月14日乘坐C-47型美国间谍机，在吉林安图县老岭山区降落，随即隐藏在山区，架设电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联络。‘文队’队长是张载文，副队长是许广志，队员有于冠洲、满志辉、电台台长牛松林。他们的任务是在东北地区建立所谓‘游击基地’，并在吉林安图、敦化、龙井三角地带进行破坏活动，搜集情报。”

　　“‘沈队’于9月2日在美国间谍马丁的亲自指挥下，从日本厚木立川机场乘由B-17型飞机改装的间谍飞机经过南朝鲜汉城，第二天空降在辽宁省靖宇县北龙湾山区。‘沈队’队长是栾衡山、副队长是王维藩，队员有王东华、王金声、电台台长钟殿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东北长白山区老岭、龙湾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

　　根据李军英提供的情况，公安机关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初步确定了几条措施。首先，将“文队”“沈队”特务一网打尽。然后，命令被俘的特务电台技师牛松林联系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间谍机构，告诉对方：“李军英已完成全部任务，拟于11月29日23时在三道沟南沟登机返回东京汇报，希派飞机空取，信号为三堆火呈‘品’字形，并有示向器领航。”

　　11月26日，美间谍机关回电答复称：“按来电时间、地点派飞机空取，要准备好。”

　　对方上钩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便紧急行动起来，制定了周密的歼敌计划。

　　11月28日，一架美国间谍飞机飞临老岭山区上空，在牛松林报告的空取场上空盘旋几圈后，投下了空取架，并交代了使用方法。间谍飞机还空投了一批物资、枪支弹药和经费。其中附带两份命令，其中一份称：“定于11月29日21时许空取李军英，第一次试取，第二次实取，做好接应准备。”所谓“第一次试取”，据后来俘获的美国间谍唐奈供称，是来空取场上空现场拍照，然后飞回南朝鲜汉城，对照片资料核实无误后再来实施正式空取。

　　第二天夜晚，吉林省公安厅侦查员张振邦充当李军英坐进空取架下的布兜里，为防止万一，布兜的绳索已经割断。三堆大火点着了，瞬间便火光冲天，如同白昼。

　　29日22时45分，长白山防务指挥所通报：一架飞机穿过天池向北偏西方向飞去。不久，空取场的人们听到了飞机嗡嗡声，接着就看到美机在空取场北面上空露头，机头上装有非常明亮的探照灯。美机盘旋了一会儿后，即向空取场上空投下了大量照明弹，顿时黑夜变成了白昼。美机迅即自北向南俯冲，距地面约200米时又疾速飞起，向西南方向飞去。

　　一会儿，飞机又飞了回来，飞到南沟上空时，开始盘旋起来。当飞机第三次盘旋而下，机身距离地面不过20米时，一颗信号弹忽然腾空而起，高射机枪、重机枪、轻机枪一起射向飞机。飞机迅速拉起机头想要逃走，但马上又栽了下来。只听见“咔嚓”一声撞上了一座山峰，随后就爆炸落地，机身和机翼碎成数段。官兵们立即冲上山坡，火光中看到飞机里的2名驾驶员已经死亡。战士们想上去把尸体搬下来，但机身火势越来越大，根本无法靠前。

　　事后得知，这2名死者都是美国人，驾驶员名叫诺曼·施瓦茨，另一个是领航员罗伯特·斯诺迪。而飞机上的2名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在飞机坠落的瞬间跳伞逃生，但当时的高度使他们根本无法打开伞包，幸好摔在长白山厚厚的雪上得以生还，被当场活捉。从两人身上搜出的证件得知，一个叫约翰·唐奈，是个中尉;另一个叫理查德·费克图，是上尉军衔。这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训练机构的教官。

　　美国间谍飞机被击落，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被活捉，中国智取美国空投间谍取得全胜。

　　1953 年1月12日，美军侦察机入侵中国被击落，美军间谍3人死亡、11人被俘

　　我军军史上对以美军上校约翰·阿诺德为首的入侵间谍案是这样记载的：1953年1月12日下午，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阿诺德，带领13人驾驶侦察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晚上9点15分从安东(今丹东)地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战略侦察。解放军空军部队发现敌情后，战斗机立即起飞迎敌，在安东西北15公里的五龙背火车站附近上空将敌机击中。阿诺德等慌忙跳伞，结果3人当场摔死，阿诺德等11人逃过一死，趁着夜色躲藏起来。

　　第二天，冻得瑟瑟发抖浑身血迹斑斑的阿诺德和同伴一一被村民抓获。

　　这11名被俘人员分别是：约翰·诺克斯·阿诺德，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司令官;威廉·赫尔·包莫，远东空军91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尤金·约翰·维地，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以下简称为联队)上尉机长;华莱斯·拉马尔·布朗，联队上尉副驾驶员;埃尔默·弗雷德·刘维林，联队上尉领航员;约翰·伍德罗·布克，联队中尉投弹员;霍华德·威廉·布朗，联队上士机械士;斯蒂夫·爱德华·齐巴，联队中士无线电员;哈里·马丁·彭介民，联队下士左观察员兼跳伞长;丹尼尔·柯里斯·施密特，联队下士中心观察员;约翰·瓦尔克·汤普逊，联队下士右观察员。

　　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被中国俘获后，美国要求按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战俘一样交给他们。这一无理要求被中方拒绝，很显然，这11人不同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战俘，他们是不折不扣入侵中国领土的美国间谍。

　　1954 年11月23日，中国宣判美国间谍引起外交斗争，在世界引起震惊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54)军审字第一号《对乘飞机偷越中国国境的美国间谍案判决书》，开庭审判了唐奈、费克图和阿诺德等11人两起美国间谍案件。

　　曾经参与审判第一起美国间谍案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玉堂老人在回忆中道出了审判过程。

　　审判中，唐奈对“为了在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恐怖破坏和武装暴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受爆破、辨认地图、掌握无线电联络等项目的间谍训练等事实供认不讳，还当庭指认了另外几名在日本美军基地受训、潜入中国的特务。

　　鉴于唐奈、费克图二人犯罪事实清楚，并对我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军事审判庭判处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

　　接着，法庭审判了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司令官阿诺德、远东空军91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尉机长维地等11人的间谍案。阿诺德被判处徒刑10年，包莫被判处徒刑8年，其余人员分别被判处徒刑6年、5年、4年。

　　对中国审判的两起美国间谍案，美国人恼羞成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矢口否认派遣特务、颠覆中国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表抗议声明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在日本雇用的“文职人员”，还谎称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至于“他们如何落入中共之手，美国不知道”。

　　接着，美国指令其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委托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的抗议照会转到中国外交部。

　　与此同时，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谎称：阿诺德等人“从来不曾飞到对方领土上空”，他们的任务是“去朝鲜上空散发传单”。至于唐奈和费克图，美空军发言人的谎言更富想象力：“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该飞机于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的上空神秘失踪。”

　　事实戳穿了谎言。在俘获唐奈和费克图时，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比例尺为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地图，图上标有一个箭头，直指他们被击落的地方安图县老岭区。他们身上还带着一个中英文对照的会话表，每句英文后面，都有汉语的发音标注：“我是朋友;请你帮我;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带我到中国医院去;中国兵顶好;你有暖和衣服吗?”由于证据确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回信给杜威廉，并退回了美国的照会。

　　谎言被揭穿后，美国政府便以无赖的手法，把中国政府告到了联合国。

　　1954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提出回应美国的意见。次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

　　12月4日，美国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11名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提案通过一个多小时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3封电报给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表示愿来华斡旋。

　　中方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接受哈马舍尔德来华。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周恩来会见了他。会谈中，哈马舍尔德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感谢。

　　此后，中方与哈马舍尔德一行进行了4次会谈，双方针对美国间谍案、美国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朝鲜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会谈，但分歧很大。

　　1月10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但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由于朝鲜战争刚结束，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再次卷入战争。因此，中国表示愿意跟美国人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于是，1955年5月30日，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抵达万隆时，中方释放了4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他们分别是：哈罗德·爱德华·费切尔、埃德温·赫勒尔、罗兰德·帕克斯、莱尔·卡梅隆。这4名美军飞行员在朝鲜战争期间，因侵犯中国领空被击落俘获。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当7月31日傍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到监狱宣布决定时，这些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中有的人痛哭流涕，有的人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

　　在中国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之后，美国很快对钱学森返回中国进行放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场外交博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