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上，见欧阳奇所撰《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一文中写到，“共产国际曾明确提到要改变‘毛泽东对政府工作几乎不感兴趣’（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11页）的状态，又对他提出的‘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口号（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96页。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中抵制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正确对待富农问题的重要代表，故他是否提过‘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这一口号尚有待考证。）表示出忧虑，等等。”笔者认为，此文所引“资料”显示了对毛主席的诋毁和诬蔑。但目前尚未见对这个观点进行考证和驳斥的文章，所以查阅了一系列史料，并写了这篇还原真相的文章，期待昆仑策编发、宣传。
我最近查阅到了一篇叫《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的文章，是一个叫欧阳奇的人写的。这篇文章提到：“再如，共产国际……又对他提出的‘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口号（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96页。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中抵制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正确对待富农问题的重要代表，故他是否提过“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这一口号尚有待考证。）表示出忧虑，等等。”（欧阳奇：《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轨迹》，《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
经过我的研究考证，我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那篇文献资料所述，很可能是米夫为破坏中国革命、诋毁毛主席和朱毛红军而制造的谣言，也有可能——而且最大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信了国民党反动派妖魔化朱毛红军的谣言；第二，1931年1月起，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代理书记，带着中央“左”倾错误方针去领导苏区工作，即使有错误的口号，也一定是项英及其支持者提出的，而并不是毛泽东同意或坚持的；第三，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整个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长期反对对于富农过“左”的政策，所以“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的口号绝不可能是毛主席提出的；第四，即使当时其他苏区领导同志提出过一些过“左”的口号，也是因为在当时极端危险的特殊的客观历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1931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瑞金】
第一，这很可能是米夫破坏中国革命的谣言，而且最大可能是国民党妖魔化朱毛红军的谣言。
笔者查阅了这部书，发现欧阳奇所引用的这篇文献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摘录）（节选），时间是1931年3月28日。原文这样说：“另一方面，在中央（苏）区，朱德和毛泽东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的口号……这些口号只能吓唬农民群众并使他们疏远我们。”（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第296页。）
这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的作者，正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大力支持他的“得意弟子”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在1937年肃反运动中暴露出反革命身份而被苏联官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米夫。米夫所述，很有可能是为了否定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否定领导红军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水平能力，所以编造谣言，或凭道听途说，将未经核实的谣言向共产国际报告。
这也可能是国民党妖魔化毛主席和朱毛红军的谣言。这一可能性比上一个可能性还要大。共产国际受谣言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毛主席病重，国民党造谣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知道之后，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3月20日，第14期。）
可见当时共产国际很容易受国民党的谣言影响，从而对中共领袖人物和朱毛红军做出错误判断。当时国民党制造了很多污蔑、妖魔化朱毛红军并咒骂中共领袖人物的谣言，共产国际很有可能是像在1930年误以为毛主席去世一样，采信了国民党污蔑朱毛红军有“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口号的谣言。
第二，谁是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共突出强调反富农、反右倾，和共产国际1929年6月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有关。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在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中告诉中共中央：“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31年1月起，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项英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开始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反富农政策。
可见，当时加紧对富农的斗争，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的贯彻。根据中共党内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主席、朱德等领导同志都要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是不可违反的组织纪律。
所以，即使有错误政策的贯彻或者错误口号的提出，也是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经过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出现的。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表决中同意过度打击富农的错误路线、错误口号的，一定没有毛主席！这是以下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
第三，请看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关于处理富农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的真实政策。
1929年7月，在毛泽东亲自指导和帮助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这一法案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这部法案“（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9年，三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里可见毛泽东早在1929年7月就坚持“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孤立地主”的政策了。
1930年6月，毛主席主持召开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主席审改的《富农问题》决议。“《富农问题》决议中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这时的毛主席就已经提出了最为成熟的对待富农以及进行土地改革的策略。
即使是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之后，为了尽可能减少“左”的政策的危害，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的毛主席也想尽一切办法坚持科学理性的土改政策，尽可能减少了过“左”政策的危害。
1931年2月27日，毛主席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诸同志，其中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指出:“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1年，三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稳定农民之心、维护政权安全、维系农业生产，毛主席提出：“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1年，三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主席不仅在这时仍然想尽办法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方针，而且提出了为稳定农民之心而明确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制定的土地改革策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4月2日，毛主席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得到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1年，三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为了反对打击的扩大化，毛主席真的是竭尽所能！
上述内容可见，在米夫污蔑朱毛红军提出“从肉体上全面消灭富农”口号的1930年3月28日前后，从2月27日到4月2日，毛主席恰恰一直坚持的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反对扩大化！如果不是米夫刻意造谣，或是蒋匪军刻意造谣骗了米夫，那也只可能是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了这一口号。总之，毛主席是绝对不可能提出这种口号的。
正是因为毛主席长期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193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1年，三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无私的毛主席不顾个人权力地位安危，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在实际行动中和错误路线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还遭到了错误批判，被逐渐排挤出了领导核心。如果毛主席屈从于错误路线、提出错误口号，怎么会遭到如此严厉批评并在之后被逐渐排挤出领导核心呢？
由于毛主席对错误路线毫不妥协的反对，他受到了当时多数领导同志不公正的批评，并逐渐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召开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1年，三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综上所述，大量史实，特别是毛主席由于长期坚持反对过“左”政策而在赣南会议受到了不公正批判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时毛主席在政策实行上对“左”的政策丝毫没有让步，甚至一度因此遭到了不公正的惩罚，更不可能主动提出过“左”的口号！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第四，即使党内其他领导同志提出过“左”的口号、犯了过度打击富农的错误，也有其特殊、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容妖魔化！
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共产党为了最广大穷苦人民的解放而无私战斗，他们对一切剥削恨之入骨，对一切压迫都极其痛恨。更为严峻的是——当时我们党还处于相对弱小的时期，处于最危险的生死边缘，稍有不慎、遭到了反动派的疯狂绞杀，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烈士人头落地。为了保证革命火种的生存，为了最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中共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革命力量的安全、保证人民的安全，为了最广大穷苦人民解放、为了革命事业不被葬送，一定要放弃“妇人之仁”。不然的话，就会葬送整个革命，就使得最广大人民群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翻身！
所以，面对最紧张、最危险、最艰难、稍有不慎就会葬送整个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的极端险恶的环境，很多领导同志会产生过“左”的盲动主义情绪，出现打击扩大化的思想，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有很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的。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的实事求是第一人——毛主席，在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同时，也坚决打击富农对革命的危害行为。要知道，富农的一系列危害行为确实给革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是不能不制止的。而其他领导同志本来就远不及毛主席实事求是，当然难以做到毛主席那样的张弛有度、反对“扩大化”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保证革命事业的安全。
1930年10月，毛主席听取王怀、陈正人关于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写出了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反映永新和北路地区的富农在春荒时期，主要采取囤积粮食和贩卖工业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剥削城乡劳动人民；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春荒斗争，‘对富农坚决奋斗不让步，一定要抑平谷价’，‘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区域去，只准在赤色区域互相流通’”（《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知道当时苏区本来就经济相对落后、资金极其缺乏，再加上春荒的影响——如果富农再搞破坏，根据地那么多人民和红军怎么生存？这里可见富农的危害是具有灾难性的。
1930年11月，毛主席和古柏、谢维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随即整理出《木口村调查》一文，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里更可以看出富农带来的灾难性的危害！富农投入反革命阵营，一旦对革命阵营内部情况有一丝一毫的泄露，例如告诉敌人乡亲们在哪里、红军朝哪个方向走、根据地的地形是什么样……就有可能给整个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干部，对整个根据地的革命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要富农，还是要群众和干部、红军的生命？要富农，还是要革命的前途命运？无疑应该要群众、要干部、要红军、要革命的前途命运！
这里也可见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是多么的不易，这也可见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生死的边缘，党内一些其他领导同志提出过“左”的口号、产生过“左”的情绪，也是很正常的，这不能成为妖魔化我党、妖魔化我党领导人、妖魔化中国革命事业的理由！
综上所述，“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的口号绝对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而其他一些党内早期领导人如果提了一些过“左”的口号，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可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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