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拜读了双石先生《荒腔走板的〈桐遵之战研究〉》一文， 为长期从事军史研究者双石（周军）先生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点赞。文章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深入研读，获取大量的历史信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深入考证，撰写了许多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力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症结和“猫腻”所在。虽然周军先生在我党党史考证方面著述不少，但自谦为“草根”研究者。他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是许多基础建在沙滩上的所谓“专家”望尘莫及的。
国家课题《桐遵之战研究》正是对毛泽东指挥的“二渡赤水”过程的一般性研究，其中的荒腔走板确实是存在的。严格地说，几十年来我们对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研究，虽然著述汗牛充栋，但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与管理教研室）孙果达教授指出：“四渡赤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四渡赤水期间十分关键的决策过程的研究却几乎是个空白。”（见孙果达《毛泽东与四渡赤水》一文）
我认为孙教授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原因是许多研究“四渡赤水”的著作及文章，只一般性描述了“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果断决策回师黔北，并制定了回师黔北的绝妙计划，而实际上“二渡赤水”的决策是整个“四渡赤水”取得胜利的关键和核心内容。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决策？其战略进退的逻辑是什么？多数研究者没有深入探索过。正是由于对“四渡赤水”决策过程缺乏深入研究，因此一些研究者得出“四渡赤水”胜利偶然论，是“神来之笔”，甚至认为“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是没有必要的决定。有专家还认为根本不用二渡、三渡、四渡，来回折腾兜圈子，直接从镇雄——昭通——进入云南——直奔——巧家县——从皎平渡过金沙江。
不熟悉党的历史的研究者，也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从镇雄——昭通——进入云南——直奔巧家县——从皎平渡过金沙江？因此也认为，根本不需要回去二渡、三渡、四渡就能过金沙江。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路线。蒋介石、龙云、杨永泰都不是傻子，当然不会轻易让红军这样顺利入滇，必然会调兵阻止。
从镇雄、昭通一线从金沙江入川，这其实也正是当时中革军委的第二套方案，《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是这个历史文献的全称。显然第二套方案没有实现是有原因的。第二套方案是1935年1月7日19时开始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的第一议题[1]。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聂荣臻、刘伯承制定渡江作战方案。其中有“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过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即宜宾）上游渡河”（《红军长征·文献》240页）。方案的制定人聂荣臻、刘伯承，他们都是四川人。他们都知道，红军若不能从泸州至宜宾之间的长江段过江，就只能从云南皎平渡过金沙江入川。我们从地图上看，已经到达了云南只要从镇雄进至昭通，金沙江就在前面。为什么已经到云南的镇雄，却不下决心直接打过去呢？我们很多人都漏读了历史文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槲烟林战斗”。
一、鲜为人知的“槲烟林战斗”
1935年2月8日，中央红军九军团在位于云南镇雄县坡头镇南面的新场茶林，与滇军一个连遭遇，打了一仗，史称“槲烟林战斗”。“槲烟林战斗”虽然是一场小小的战斗，但它却是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不了解槲烟林战斗，就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回师黔北“二渡赤水”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研究“四渡赤水”的文章汗牛充栋，但许多研究者只是重复“四渡赤水”的过程，很少有人注意到二渡赤水的决策过程（实际上四次渡赤水的决策过程的起因，都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无论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多次沙盘推演，还是国内军事专家的文章，很少有人提到槲烟林战斗。
甚至“一渡赤水”的原因都没有真正搞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武汉一直想过长江入川，一直沿长江到了仁怀厅（即现赤水县）。石达开派人前探泸州至宜宾段情况，江水宽阔最宽800米，窄处也有500余米，因没有水师还是无法过江。一直到宜宾（旧名叙川）后仍无法过江。于是石达开企图由长江支流金沙江过江入川。金沙江虽不如长江宽阔，但水流湍急。当时石达开过江入川心切，曾几次逼士兵泅渡过江，结果有5000多名士兵无一生还。最后才在金沙江上游云南巧家县的皎平渡段，过了金沙江。故史家得出结论：“冷兵器时代军队由贵州入川，若没有水师，唯一的选择就是从云南皎平渡过江”。当年蒋介石称赞他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精准算定红军必将从金沙江皎平渡过江”。其实杨永泰只不过是认真研究过历史资料的缘故。毛泽东在遵义期间其实也光顾过遵义文史馆，拿走了不少相关贵州历史的历史文献。《续遵义府志》记载，红军离开遵义后“旧志书版亦失四分之一”。毛泽东历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在贵州打仗如果不看贵州历史文献，没有比这更蠢的了。
“遵义会议”[1]确定的战略方向即北渡长江，从宜宾——泸州间过江，若受阻，即从金沙江上游过渡入川，即从叙州（宜宾）上游、金沙江的皎平渡入川。这是石达开5000多人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中革军委制定入川第二方案的原因和逻辑。
我们知道红军是在土城遭遇川军，是在“土城之战”后而西出赤水的。从土城到皎平渡路要怎么走呢？这个地域即当年李白流放地——桐梓，所谓“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崇山峻岭间只有小路，别无分道。这里的道路除了近千年来形成的省际驿道外，大多不具备行军的条件。
我们知道军队行军至少得能过马的路这是常识。因此，路只能分两步走，即先从土城走小路，到一个叫古蔺的地方。古蔺这个地方是“川滇古盐道”的一个中点。“川滇古盐道”是从成都到云南昆明的一条古驿道。能通马帮，是一条适合军队行军的由四川成都直通昆明的唯一可选之路。当年朱德同志就是跟盐商马帮由这条路到昆明讲武堂从军的。
毛泽东是运动战的专家，朱德、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对这条路非常熟悉。故于1月29日电令一军团从猿猴（现名元厚）渡口西渡赤水后，“从元厚取道黄泥埂转向古蔺以南前进”，上“川滇盐道”向镇雄集结。但一军团于1月30日18时、19时、21时3次电告军委：“请求改变路线，不向古蔺以南行进，而经古蔺向永宁前进。”（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530页）
当时中革军委考虑到中央纵队有两个梯队随一军团行军，同意绕道从永宁（注：旧名叙永，敌我双方经常混用，并非两地）进至镇雄，但规定31日全部通过该地区。然而2月2日在红1军团路过永宁（叙永）时，林彪擅自决定用云梯扑城攻打叙永县城，致使川军四路赶来围攻，并陷入重围不得已向军委求救。2月2日18时，一军团向军委发报求援：“三岔河发现敌情，我1师主力被截断敌明日有夹击我一、九军团及2、3梯队之可能。请军委派出有力之部队钳制范旅向永宁之行动。”（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543页）
这就是所有看“四渡赤水”沙盘推演、“四渡赤水动态地图”所不理解一军团莫名走位的原因。许多著名研究专家文章及很多影视作品演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城下指挥“攻打叙永”失利，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如电视连续剧《伟大转折》，这种颠覆我党军史的演绎是违背党的历史的。1军团的“叙永之战”并非军委意图，更不是毛泽东指挥失误或不当，而是林彪违背军委电令使然。当时中革军委根本就不在叙永，而在前往“鸡鸣三省”的途中。
【西渡赤水后一军团与军委所处位置】
1935年1月30日中央纵队从土城出发到古蔺非常顺利。1万多人的中央纵队非军事人员包括妇女团都能在几天之内到达“鸡鸣三省”，说明军委指挥1军团从“沿川滇古盐道”走是正确的。2月6日中央纵队到了一个叫“大河滩”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召开“扎西会议”。我们知道“扎西会议”并不是全部都在扎西召开的。“扎西会议”是从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扎西县境内，在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寨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1935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扎西会议前段2月6日—2月8日）。
2月7日4时，中革军委决定通知各部：“规定今日集中地区：一军团由双合场、建武营开扎西集中，打开扎西土碉，向长宁及镇雄两方向警戒”。（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566页）
中革军委1935年2月7日19时下达《关于红军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同时向一军团发出电令：“一军团主力（缺一师）应由洛表，1师应由长官司以东分向通镇雄大道约50里处宿营。并将全部集中前进。”林彪当即回电：“部队相当疲劳，此去扎西南走，尚希两日行程。”（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566页）
2月8日1时，中革军委还在向一军团发电：“你们昨日午后。于到罗海宿营与主力愈离愈远是不妥的，万望遵照7日19时电令向镇雄方向前进。”（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572页）
由于一军团电台未开，没有回电。2月8日18时，中革军委再次电令林彪：“一军团主力及一师（缺3团）8日到何地？距扎西、镇雄多少里？军团主力与一师彼此相距多少里？明9日，一军团应进至同一地点，并靠近扎西二三里处。”
然而，到了2月9日，中革军委突然向九军团令改变方向。“我野战军今日决集结扎西、石坎子之线，准备作战。已令：①1、3军团进驻扎西及其附近。②9军团以两团驻大河滩，另一团开驻院子。向大湾子方向游击侦察。迟滞敌进。③军委纵队开扎西附近。”
同时电令“五军团应渡回赤水河，经水田寨开到石坎子附近。如时间允许可应开至大河滩附近。在行动中应加强后卫警戒。并引敌向我尾追……”
2月9日24时，军委发出电令：“我野战军明10日，仍集结战斗，一军团应在三角塘、斑鸠沟地域休息，对大湾子进行侦察而不应再向镇雄前进。”
从2月7日起中革军委一直强调向镇雄集结。镇雄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敌、我后面几次博弈，都是以镇雄为攻防点）。若能到镇雄经——昭通——巧家——皎平渡过金沙江，即可完成中革军委第二方案计划入川。为什么毛泽东要放弃这条捷径回师黔北呢？无论是当时的指挥员彭、林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许多研究专家也未必知道原因。只有九军团的指挥员深知是怎么回事。
中革军委放弃从“川滇古盐道”入滇计划转入“二渡赤水”是有原因的。蒋介石在龙云的建议下，电令滇军4个旅到镇雄、昭通一线阻截红军。4个旅（一般文献只讲滇军出动3个旅，实际上还有一个预备旅，共4个旅）摆在号称蜀道“行路难”的“川滇古盐道”上。
蒋介石的这一招是致命的。因为镇雄到昭通一线即：乌蒙山脉最险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横断山与乌蒙山重叠交界的地方。也就是毛泽东《长征》诗中“乌蒙磅礴”的地方。这些地方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这些地方的情况朱德是最清楚的，因为当年朱德去云南进“讲武堂”就是沿乌蒙山脉这条路跟马帮走进云南的。也就是说“一渡赤水”时，中革军委试图夺取“川滇古盐道”从土城——古蔺——威信（扎西）——镇雄——昭通——巧家县——皎平渡过渡入川完成军委计划的意图，在蒋介石、龙云的阻截下，已经不能实现了。
由于1935年1月30日，犹国材向龙云报告了情况。龙云已经于1月30日通过电报得知红军可能从镇雄——昭通或毕节——威宁——巧家进入云南，故龙云将3个旅放在黔西、大定、毕节一线是非常专业、毒辣的军事部署（另文专论）。
实际上，因为1月30日黔军在修文的扎佐发现毛泽东派出的地图科（科长赖传珠）及侦察员，黔军总指挥犹国材非常敏感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拟从“奢香九驿”（500余里）这条直通云南的高速路（可日行600里加急驿道，其间20余座大型桥梁）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毛泽东确有此意，4月1日在流长镇临时改将占领镇西卫改为经扎左——龙里，两个月后的1935年4月2日所有人才明白。两个月前，毛泽东派出的侦查队的目的，是在探路川黔线如何接驳“茶马古道”的龙里驿站。蒋介石在贵阳的时候，红军正是从这条道，从扎佐——绕过贵阳经紫江（现开阳）——到乌当——过马场到在龙里驿上“茶马古道”，直奔南、北盘江入云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毛泽东预见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战略战术思想。
从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一渡赤水”的实质是抢占“滇川古盐道”，由滇境过金沙江入川，并不是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建立根据地，或赤化四川。即便当时电令中有建立根据地之内容，其实不是真正目的，更不是什么“土城大败仗后的溃逃”。
“一渡赤水”计划受阻，“二渡赤水”也同样是因为龙云的精准部署，而决定放弃“一渡赤水”从镇雄——昭通——巧家县金沙江上游入川计划。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因为此地已经离完成军委第二方案的金江沙江很近了。
同时红军已经到了威信（即扎西），毛泽东当然不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更不会再走一遍镇雄到“马、边、屏”一线（即金沙江中游）再去试探。因为之前有石达开“试错”的教训，毛泽东显然是了解这段历史的，而蒋介石、杨永泰、龙云也知道毛泽东绝不会再去走石达开走过的弯路。故无论是蒋介石、龙云，都把阻截红军的方向锁定在镇雄、昭通一线。
2月8日到9日，一天之中，中革军委的电令发生了重大转变。无论是后卫“五军团渡回赤水河”，还是前锋“九军团军开回大河滩”，都是令对当地历史、地理情况不熟悉的研究者难以理解的。这就不得不说引发“二渡赤水”重大决策的“槲烟林战斗”。
二、槲烟林战斗过程
时间定格在“四渡赤水”动态地图1935年2月7日。1935年2月7日清晨，根据中革军委电令九军团一部先头探路部队，来到镇雄和威信交界处的毕墅河边。文献上的“槲烟”，从植物学上说应该是橡树的一种，即西南一带叫青杠树的树。实际上并非这种植物，而是川黔一带叫“芙烟树”的是一种长得很直、皮很厚的有如泡桐树的速生乔木，乡民们通常刮皮来卷成长长的号筒，声音很响亮。
红军来到之前，镇雄坡头地主陇富成，因有人传信给他说，这几天有一个在黔军当官“郑家的人”，有可能会带兵回来寻仇，于是他让人把唯一可渡河的木筏毁掉（顺便说一下这里其实就是赤水河的源头段）， 并派30多人到毕墅，占据河南岸的制高点和尚老包和鸡啄嘴，扼守渡口。
红军九军团先头部队一到毕墅河北岸，地霸武装即开枪封锁渡口。我军隔岸还击，迫使南岸的“和尚老包”上的地主武装溃退，但鸡啄嘴地形险要，地霸武装拒险继续顽抗。为了歼灭顽抗的地霸武装，我军派五位红军从渡口上游的鸟大洞游水过河，绕道至和尚老包，攻击鸡啄嘴守敌的左侧翼。地霸武装在我侧翼和正面隔河部队攻击下，仓皇逃走。陇家人不知来头，打电话给龙云有土匪袭扰他家。龙云告诉他，不是土匪是从四川过来的红军。龙云还告诉他，他已经派出几个旅过来了，可能已经到毕节了。同时告诉他顶住，他会在附近调出一个连，由宗继武连长带领连夜赶来坡头。
当九军团一部渡河占领毕渡河渡口后，即向南经中寨、营脚、老房子、坡头、沙坝、坝子、山脚、茶林前进。2月8日下午4时许，先头抵半边山时，与滇军前来防堵的宗继武连遭遇。敌人有50人左右，占道路右侧石岩进行阻击。我军沿道路两侧进攻毙敌1人，敌即经营盘湾向槲烟林溃退。红军一部紧追不舍，一直追至场上田。敌连在连长宗继武带领下退到槲烟林，然后火速龟缩到地主廖国章家的石碉中，负隅顽抗。这石碉共三层，四周都开有枪眼。它西面的尖山包是个岩石耸立的小高山，虽能扼制它，但隔一道宽约四五百米的卷柴沟，一般火器对它威胁不大。
宗继武一连人退入碉内后，用火力封锁了东面进碉的道路，红军被敌用猛烈的火力阻止，红军当场牺牲两名，重伤两名，后抢救无效，亦于当晚牺牲。随后我军占领槲烟林四周小山头的道子头、坳上田、土地埂、比得够、大青田、尖山包，围攻敌人石碉。占领尖山包的红军用机枪隔沟向敌碉射击，由西牵制敌火敌封锁由坳上田到碉楼两丈左右宽的咽喉地带。红军以为还是地主武装，此前军委曾经下过通知对地主武装如不阻碍我军行动的情况下可暂让其存在。于是几名红军战士向碉堡中喊话，宣传红军政策。宗继武继续顽抗，两名红军宣传员牺牲。为了掩护宣传队员后撤，红军战士彭吉新隐藏在石碉侧面的山头营盘湾石头后面，手持双枪，向碉中射击，伤敌数名，转移敌人火力。宣传员安全转移，而彭吉新同志中弹牺牲。随后红军发起进攻，用迫击炮将碉楼顶部轰塌，激战中又有两名战士牺牲。占领尖山包的红军用机枪隔沟向敌碉射击，由西面牵制敌人火力，掩护我军从东面坳上田向敌碉正面进攻。由于敌封锁咽喉地带，我军无法接近石碉，多次进攻均未能奏效。
【槲烟林战斗遗址旧照（图源：昭通党史）】
傍晚，我军停止攻击，当晚部队宿于槲烟林、茶林、坡头一线，先头部队指挥员在茶林拗口的廖国朝家连夜向上级发报，详细报告了前进受阻及战况。
多年后，昆明军区派出史料采访组到“槲烟林”收集当年情况，当地人回忆当时向导曾经说过，有一位红军首长曾经到槲烟林山上看过地形。从中央军委所驻院子离此地很近的情况看，在作重大决策的时候，一般毛泽东都要亲自作调查研究的。完全可能是毛泽东或其他首长到过此地观察情况。（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637页）
三、中革军委对槲烟林战斗敌情分析并作出决定
2月8日下午接到九军团（“槲烟林战斗”昭通党史办资料误为五军团。本文依军事科学出版社资料评述特此说明）关于槲烟林战斗情况，毛泽东立即组织军委连夜分析各方情报。九军团在镇雄坡头茶林遇阻滇敌的“槲烟林战斗”，敌人仅仅是四五十人的一个连，竟然能拒止九军团的军事行动，显然红军进入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复杂的地带。此去前往镇雄、昭通之地域，正是横断山与乌蒙山脉叠交的地方。
“镇雄”地名是取“镇守云南之雄关”之意，是云南的第一大县。此处不但崇山峻岭其路难行，同时根据当地向导说法，地主陇某家有直通昆明的电话机，曾经向龙云报告情况。龙云不但派出滇军在附近的一个连的兵力阻击，还对在“黔、大、毕”的滇军作了更精准部署。因为龙云已知红军将由“川滇古盐道”入滇。更要命的是这里只有一条唯一的路可走，再往镇雄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革军委决定立即退出“川滇古盐道”这条驿道，横入扎西。因此，“二渡赤水”决策不是毛泽东异想天开或突然脑洞大开的决策，也不是什么“神来之笔”，更不是一些研究者认为的“走的一步错棋”，而是对形势的正确判断。
从二局破获龙云《第2路军总司令龙云阳午电》情报看：滇军第2旅8日到大湾子后，并不向院子（军委指挥部驻地）方向推进，而是西延雨洒、芒部、牛街一线，并在这一线布防；滇军第5旅尾第2旅向大湾赶进，其纵队司令孙渡又率第7旅由毕节开赴镇雄集结。今天我们摊开当年的地图，可以看出龙云的部署无懈可击。这一切说明原计划转移集结地域——镇雄，滇军已云集布防。于是，军委从8日18：30时起电令各军团，军委决定放弃到镇雄集结休整的计划，改令各部集结扎西地域待命。果然8日晚，滇军2旅一部已经赶到大湾子，距中革军委驻地仅20公里。
四、毛泽东立即作出“二渡赤水”回师黔北部署
面对2月6日已任二路军总司令的龙云的部署，此前滇军已经开毕节、黔西、大定、毕节3个旅（实际还有一个预备旅共4个旅）急行军前往镇雄围阻红军。8日下午军委结合二局情报：原破获孙渡致龙云电，15日才能从毕节到镇雄，但有安旅一个团已经进至镇雄大湾子离军委驻地院子仅20公里了。更没有想到滇军一个连竟然能据止九军团的行动。
毛泽东接到九军团“槲烟林战斗”的报告后，综合各方情报立即作出决定：不能与滇敌纠缠。并立即作出放弃执行军委经镇雄——昭通入滇过金沙江的第二方案的决定。在研究四渡赤水决策过程中，我们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段文字：
“中央军委连夜分析各方面情况，得知滇军第2旅8日到大湾子后，并不向院子方向推进，而是西延雨酒、芒部、牛街一线，并在这一线布防；滇军第5旅尾第2旅向大湾赶进，其纵队司令孙渡又率第7旅由毕节开赴镇雄城集结；加之左翼9军团在坡头前面遇阻，这一切说明原计划转移集结地域，滇军已云集布防。于是，军委决定放弃到镇雄集结休整的计划，改令各部集结扎西 地域待命。2月9日凌晨，9军团在坡头地域的部队，奉命返回水田寨，然后尾主力，经石坎子、大河滩，至扎西以南地域集中。
槲烟林战斗虽是一个小战斗，但它的发生却为我中央军委判断镇雄方面敌情，作出不再向镇雄方向前进的决定，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根据，所以是有相当意义的。”（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633页）
当日，毛泽东立即电令各军团停止执行进至镇雄集结的电令。军委立即作出了一系列决策：
①通知中央纵队立即准备离开大河滩，跳开““川滇古盐道””横入扎西（威信）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
②军委立即着手制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的计划。
③2月9日凌晨开始电令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集结扎西、石坎子准备作战。引敌尾追以便实行反突击。2月9日凌晨3时开始向一军团发电令集结扎西、大河滩之线准备作战。
④令一、三军团进驻扎西及其附近；
⑤令九军团两团移驻大河滩。同时为了迷惑敌人，令九军团一个团继续向大湾子侦察前进。
⑥2月9日24时令一军团一个团在三角塘、斑鸠沟休息，停止向镇雄前进，对大湾子进行侦察前进，以迟滞滇军。
⑦2月10日20时，电令五军团主力、九军团一个团于11日向大湾子之敌实施佯攻。伪装我军主力进取镇雄。
⑧电令一军团于11日抵扎西，准备于12日跟三军团所取路线，向双合场及其以东地域前进。
⑨决定2月10日，由政治局委员向各军团有关领导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大纲》（即遵义会议精神）。
⑩当天决定对各军团进行整编。发布整编电令，史称“扎西整编”。
⑪2月10日19时，发出立即离开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电令。
⑫2月11日红军离开扎西时军委向二六军团发出《关于今后战略问题的指示》。
⑬2月15日进至白沙，军委根据“猴场会议决议”在白沙向政治局报告回师黔北的计划及原因。当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史称白沙会议）同意改变计划回师黔北。同日军委立即下达《东渡赤水河行动计划》这一系列的操作：
【白沙会议旧址】
毛泽东的三条计谋：
（一）毛泽东让五军团及九军团一个团在大湾子伪装主力作出继续冲击镇雄模样。五军团在镇雄大湾子与滇军接火。这次战斗是一次掩护性质的战斗。军委2月10日19时下达了行动部署令。规定部队分三路前进：三军团及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向摩泥前进；军委纵队及一军团主力为中央纵队，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五、九军团为右纵队，担任佯攻和迷惑滇敌，五军团主力及九军团一个团，于11日向大湾子之敌佯攻，伪装我军主力进取镇雄，以掩护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任务完成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11日下午2时左右，五军团前卫进抵大湾子东北（距镇子约两华里）之老场坳口时，即向滇军阵地发起攻击。敌人冲下山来与红军激战，红军奋力冲杀，迅速夺占了坳口左侧的松林包。敌旅长鲁道源一面派兵增援正面战场，一面派部沿干沟，企图从东面对我进行迂回。激战数10分钟后，我军即往原路逐步回撤，当晚红军即撤到距老场坳口3公里的水牛山东端、木林一线与滇军对峙。滇军没有对红军跟踪追击，只在老场坳口两侧加固工事，防我第二日来进攻。2月12日，五军团和九军团一部，越过洛旬河，经石坎子，向水田寨、水潦前进。大湾子佯攻掩护战斗，红军共毙伤滇军数十人，我军亦有小的伤亡。红军在大湾子与滇军遭遇后，使龙云笃定红军，一定是要沿旧路夺取镇雄，直接迷惑滇军及重庆参谋团。龙云深知毛泽东惯用诱敌深入之计，令滇军取守势，滇军大修防御工事取守势。这一招迟滞滇军追兵三天时间，给在扎西的中央纵队及各军团以充足的回师黔北的时间。
（二）2月15日白沙会议后，军委电令，“（我）军委总部，决以一部迟滞追敌主力并把该敌引向温水以北。”（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第318页）中央纵队在一、三军团护卫下秘密渡过赤水（二渡赤水）。2月24日“为保证我军攻打桐梓、娄山关的胜利，中央军委派张际春（注：政治部宣传部）同志到一军团带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官渡河一带阻击敌人，并把敌人引向温水、綦江方向。”（见《红军长征在贵州选辑》第第756页）
作出向长江方向突进模样，迷惑川军指挥者及重庆参谋团，以影响蒋介石及重庆参谋团的决策。资料显示，张际春带一团人伪装红军主力意图是用以迷惑川军指挥者及重庆参谋团，从而致使重庆参谋团认为，红军回师估计是要再次冲击长江防线。于是重庆参谋团向已到武汉的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介石于2月23日下达了《梗（23日）巳机汉电手令》电：“朱毛果东窜，切勿使其窜过遵义、桐梓、松坎、綦江。黔北部队应负其责。裴昌会师只留一团驻重庆，其余先在綦江、松坎（四川地界）一带集中”。（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汇总》第770页）
因此，薛岳要求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进至温水，立即从川风坳、旺龙场前往温水截剿红军“主力”。故在“桐遵战役”时，王家烈电告薛岳：“唯我蒋旅既被遮断松坎附近，何副总指挥、魏副师长各部亦被断绝于土城一带。”（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汇总》第770页）长期以来有一个情况一直令人疑惑不解，那就是为何黔军精锐主力何知重师没有出现在二渡赤水时的“桐遵战役”的战斗中。无论任何资料都没有提及这个情况。其实是重庆参谋团笃定红军要再次冲击长江防线，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则电令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进至温水，立即从川风坳、旺龙场前往温水截剿红军“主力”，黔军侯汉祐（时任黔军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旅固守赤水。毛泽东这一计实际上调走了黔军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这对“二占遵义”、桐遵之战的胜利有重大意义。因为何知重这个师配备了蒋介石1933年给黔军王家烈配备的1000多支德国“九子枪”，还有德国开花毒弹20余万发。同时王家烈还用鸦片从陈济棠手里搞了不少新式武器，大都配备在王家烈这个侄子何知重的队伍里。很多人认为黔军战斗力弱，实际上是误会。何知重的这个师即后来国民党103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能打硬仗的“草鞋兵”。只不过当时被毛泽东用宣传部张际春带的一团人引向了重庆方向，并未与红军交过手。
（三）规定各军团按军委“逐日电令”行动。“二渡赤水”后，毛泽东吸取了事前没有规范各军团行动的失误。特别是林彪擅自攻打叙永（永宁）的教训，强调各军团行动一定要按军委“逐日电令”行动。决定仍然以一、三军团为前锋直攻桐梓，如得手直下娄山关，再图遵义。并及时调动五、九军团到娄山关，依关断后。同时还指挥九军团一部牵制在绥阳的黔敌蒋再珍的四纵队暂一师一部、四纵队第三师五旅、四纵队第一旅。
正是因此，一、三军团在红花岗、老鸦山鏖战之时，没有后顾之忧。显然，没有毛泽东的这些招数，二占遵义时的“桐遵战役”不会这样顺利。这一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策略，对红军回师黔北也有重大意义。
“二渡赤水”是一个连续的战略指挥过程，重拳出击，连续作战，打下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显然毛泽东这三条计谋，对一、三军团配合战斗，取得“桐遵战役”消灭吴奇伟两个师的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桐遵战役”只是一、三军团“自己自动配合”打下的，这种认识显然是肤浅的。
“二渡赤水”谋略使得蒋介石及重庆参谋团摸不着头脑。中央红军主力、中央纵队迅速秘密从二郞滩、回龙场二渡赤水，三军团兵不血刃拿下桐梓县，一鼓作气，同时阻击已到红花园的黔军，三军团与一军团协同拿下娄山关并进占遵义城。
结 语
正是从这个小小的“槲烟林战斗”，可以看出毛泽东指挥作战的高度敏感性。这个小小的细节，使毛泽东敏感地认识到，必须放弃各军团到镇雄集中计划，改到扎西集结。因为由于地理条件，红军将很难突破龙云的部署。槲烟林战斗，滇军仅仅50人左右的一个连，就将九军团阻击了一天时间。2月9日凌晨，九军团在坡头地域的部队，奉命返回水田寨，然后尾主力，经石坎子、大河滩，至扎西以南地域集中。“槲烟林战斗”虽是一个小战斗，但它的发生却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判断镇雄方面敌情，艰难作出放弃军委第二入川方案、不再向镇雄方向前进的决定。从“四渡赤水”整个过程来看，“二渡赤水”的一系列战略战术运筹、决策，才是“四渡赤水”胜利的根本原因。
注释：
[1] 陈云同志在《（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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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支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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