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席”在红四方面军虽然说一不二，但这段日子也并不好过。
“南下”是胜利还是失败，事实在那儿摆着哩!口号喊得再响，那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时期，红军的防线不断被敌人突破，红军踞有的区域越来越小，而且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年前南下前全部人马还有65个团和一个骑兵师，约8万余人，这才不到半年时间，已经锐减到28个团，4万多人了……
现在是谁都明白，要再这么着拖下去，这队伍非被拖垮不可。
关于这段日子张国焘的状况，徐向前留下了回忆文字：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我、周纯全、傅钟等人。
“决议”要点明确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小军阀，有同情和参加革命的可能。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头子蒋介石。为此，党的具体政策上，必须实行若干转变，如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团结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优待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兵，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用比较宽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等。为坚持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不放弃反右倾的斗争。
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过后，他曾致书四川军阀，要搞统一战线，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确定我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亦迫在眉睫。[1]
任家坝会议正式的称谓是“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所作报告名为《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报告开头就说：“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中央政治局已有一个决议。……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讨论。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释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内容。”[2]
张国焘在这个报告中对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传达和诠释，表明他已在原则上接受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虽然仍然别扭，但其间仍然延续了过去对党中央的攻击以及对南下错误的辩白。而且很不地道的是，他在“中央政治局”称谓之外，又把瓦窑堡决议的真正著作权人称为“陕北的同志”，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就把版权划到了自己那个“中央政治局”名下：
国际指示的这一策略路线，现在二、六军团和陕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
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第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如陕北的同志们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态度，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这并不是对倾向斗争的让步，而是目前执行党的历史伟大任务中所必需的。[3]
张国焘的小聪明，的确玩儿到了极致，但这终究不是大智慧，掩了耳，也盗不了铃!
2月上旬，磨磨叽叽的张国焘终于和党中央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问题了?
这是个现实的压力，也是南下失败已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二月上旬，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的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我军粮弹缺乏，打得十分艰苦。经一周激战，被迫撤出天全、芦山。面对敌人的重兵压迫，我们准备陆续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4]
徐向前所说的“转移”，源自2月上旬就拟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是红军总部在任家坝拟定的，但开始酝酿的时间却是在1月间芦山县大板桥村召开的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那时候，屯在天芦宝地区的部队已经非常窘迫，“两干一稀”都已经难以为继，且因这个地区人口稀少，群众参军虽然积极踊跃，但“扩红”成绩却仍然难以填充战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
于是，原来作为“万一之选”的康北，就不得不被提上日程了。
因张国焘对康北的情有独钟，所以这个计划的“战役纲领”有着极其明显的“国焘特色”：
⒈我军为继续扩大南下胜利，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力的策应二、六军团行动，并求得在广大地区在运动战中粉碎蒋介石卖国军，决以一部位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增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之发展。
⒉兵团区分：277R、二十七师为一个纵队，分位斗井坪、硗碛、邓生、达维、抚边，以一部向牛头山佯动，钳制东南两方敌。三十军、四军、廿五师、五军经丹巴以大部分出泰宁、毛牛，消灭毛牛李抱冰残部两团后，部分经大炮山、东谷、俄日，向康定进击，以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并迎击薛岳匪部为目的，同时以一部北进取得道孚，向炉霍地区进展。
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归王树声指挥，为右纵队。以三十二军、九十三师先取得金[汤]、鱼通地区，设法由金[汤]、鱼通渡河截断毛牛敌退路，配合主力取得康定。对天全、泸定方向严行警戒，以九一师巩固羊村、龙洞地区，掩护医院之搬运。[5]
看见没有?“继续扩大南下胜利”，“首先消灭李抱冰部，取得康定”!
《康道炉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和九军二十七师，分别位于盐井坪、硗碛、邓生、达维、抚边一线，并以一部向牛头山佯动，钳制东南两方之敌，掩护后方机关向西转移。四方面军主力三十军、四军、九军二十五师与驻丹巴之五军配合，大部出泰宁、毛牛村，消灭敌李抱冰在毛牛村、大炮山一线的两个团，然后进击康定，以消灭国民党军在康定的部队，占领康定，控制康区东部门户。同时，主力部队还应以一部向西攻占道孚，然后向炉霍发展，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三十二军，进取康定的金汤、鱼通，然后设法南越大渡河，截断毛牛村、大炮山李抱冰两个团的退路，配合主力进攻康定，并警戒天全、泸定之敌。[6]
但要实现这个部署，“以大部分出泰宁、毛牛，消灭毛牛李抱冰残部两团后，部分经大炮山、东谷、俄日，向康定进击”，那就必须首先恢复月前已失守的铜炉房、牦牛、大炮山一线阵地。如此一来，在高寒缺氧地带仰攻已取得地势之利且以逸待劳的敌人，激烈战斗和伤亡那都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想象的。
恰好在部队开始行动后的2月14日，已随准备东征红一方面军主力行动的林育英、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发来了一个电报，就红四方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
①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②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涪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便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7]
红军总部得悉此电后，朱德、张国焘即召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宝兴县灵关镇(当时属天全)集会，讨论这三个方案——实际上也是讨论《康道炉战役计划》是否继续执行。如果要继续执行，是否有必要明确战役目的?究竟是要“扩大南下胜利”，还是按党中央三个方案中的“上策”而作准备?……
有关情况，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傅钟老人回忆道：
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在川北会合后北进陕甘。这是上策。但东渡已不可能。大家估计，二、六军团由原区北渡也难实现。第二方案是：四方面军进入岷江、沱江之间即宜宾、泸州山区(朱德、刘伯承同志当年曾在那里作过战，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与二、六军团占领的毕、大地区靠近，毕、大以北还有支中央红军留下的川南游击队在活动，可以起到相互配合的作用。但进军宜、泸的通路，以红军现有的兵力是难以打开的;而且宜、泸与毕、大两区有长江相隔，江北的区域狭小，主力红军不可能在那里立足。第三方案是：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在云贵川边转战、发展，但面临的敌我态势是：薛岳的6个师((20多个团)正向北猛攻我军阵地;红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已撤出天全、始阳，国民党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正由康定向丹巴进攻;我军无论向西、向南都无法再过大渡河，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边会合也难实现。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只有按原拟的《康、道、炉战役计划》行动，在道、炉地区迎候二、六军团，两军会合后共同北上陕甘。这就是说，按照具体情况，坚持党中央提出的上策，贯彻要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协同行动，共同北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不走东路走西路的方针，完成党中央的战略计划。这次会议开得顺利，朱德、刘伯承同志发言最多，分析、说理十分透彻。张国焘迫于形势没有节外生枝，顺从了大家的意见。[8]
另一位与会者徐向前的回忆可以与之相互印证：
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川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作决定。[9]
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是：继续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继续扩大南下胜利”，而是要准备“会合红二、六军团继续北上”。这也就是傅钟所说的：“按照具体情况，坚持党中央提出的上策，贯彻要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协同行动，共同北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不走东路走西路的方针，完成党中央的战略计划!”
这是自南下以来，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第一次违拗了张国焘的意志。而有了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在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时，也就有了“便宜行事”将“北上”之议办成定局之依据。然而后来的事实同样也证明：张国焘虽然在会上“迫于形势没有节外生枝”，但并没有“顺从大家的意见”[10]。比如迟迟不将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方案”和灵关会议达成的共识传达给红二、六军团首长，比如仍然不断地“节外生枝”，固执地想回到南下或西进的轨道上……
总而言之，“张主席”图的是偏安，而不是进取!
灵关会议后，朱德、徐向前马上找来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交代任务。程世才因“对前一段的领导很有意见”，见着朱总司令也是牢骚满腹：“这么着拖来拖去，还要不要部队?!”宽厚的朱总司令宽慰他说现在有喜事了，张主席也决定要北上了。程世才还是语带讥讽：“北上不是‘机会主义’么?早点‘机会主义’了，何至伤亡这么大，减员这么多。”朱德、徐向前对他说明了“西进康北”的部署：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为全军先头部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马上翻越夹金山，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10]
1936年2月下旬，南下红军兵分三路，陆续撤出天、芦、宝地区，向康北前进。
2月19日，刘伯承、程世才率领先遣队红三十军红八十九师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这是红军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也是红四方面军第二次翻越这座雪山，而且是隆冬季节翻越，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且他们还不一定知道，他们前头还有漫长的征程，还有两位数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去翻越。这一次，他们被赋予的使命是到丹巴去与红五军会合，“先取毛牛、道、霍、康、甘等县，消灭李抱冰部”，而红五军要“准备好一个团，待八十九师到懋功后，立即出发，先取太宁或登宝[12]”。[132]
这个任务，在先遣队与红五军在丹巴会合的当天，就被刘伯承更换了。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9～第3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3]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康道炉战役计划(1936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4～第8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257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7]《林育英、张闻天关于国际指示要点、战略方针等问题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2～第8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23～第24页。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0]灵关会议结束后的1936年2月17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对红二、六军团的指示是：“你们可取独立行动，暂不易渡河，即黔滇川湘鄂广大地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朱张致贺任关电(1936年2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1]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24～第25页。
[12]登宝：即“龙灯坝”之藏语音译，意为“预言”，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龙灯乡。
[13]《陈昌浩、徐向前关于部队转移等问题致董振堂、黄超电(1936年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7～第3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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