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雁：战斗中的抗大九分校——追寻铁军之旅（十四） - 历史

　　4月19日，我们姐弟兄妹四家寻访父母新四军革命历程一行，由南通来到启东市海复镇。因为1942年2月，父亲所在的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跟随新四军一师师部进驻海复镇，在海复中学（后为东南中学）改编为抗大九分校。

　　走进东南中学校园，老远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抗大校旗，不禁心潮涌动。

　　路旁，反映抗大教学生活的雕塑栩栩如生。

　　前方那座白色拱桥正对的北面，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旧址。

　　这是一座幽静的四合院，原为清末状元、著名教育家张謇于1920年创建的垦牧高等小学。

　　抗日战争爆发，南通沦陷后，为了坚持抗日教育，我们大舅曾就读过的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于1938年8月也迁于此，所以海复中学又称“通师侨校”。1947年冬，中共领导的东南中学迁入。

　　1942年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师部进驻海复镇。同年5月，抗大九分校在这里正式成立。现存建筑三进两院，东西两侧有厢房，后为二层小楼，房屋共74间，基本保留了历史原貌。

　　前庭中间立有粟裕大将的半身塑像，后院就是《抗大九分校纪念馆》。

　　我们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体味着当年老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感觉——

　　纪念馆内，正屏上书：“东南烽火——抗日军政大学九分校史料陈列展”。

　　想不到，首先看到一面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国旗——

　　这面国旗，升起在2016年6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那天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日。后经有关部门联系，该年10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这面国旗赠予《抗大九分校纪念馆》。目前，抗大九分校纪念馆已成为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重要纪念场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启东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是1936年6月1日，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作为抗大前身的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陕北保安建立。

　　这是1938年毛主席为抗大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随着形势发展需要，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建起分校，抗大的旗帜插遍全国各地。

　　在这里，展出了抗大各分校的简况及图片。

　　小妹婿看到了他父亲所在的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的照片，还有习仲勋夫人齐心，那是校友呢！

　　我爱人也搞清他大哥去抗大二分校时，校长是大胡子孙毅，而且他们二分校后来成为华北军政大学，即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这个抗大四分校，是我弟弟曾长期从教、我爱人也就学过的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这是抗大五分校，我们父亲所在抗大五分校的苏中大队，就是抗大九分校的前身。

　　看到抗大九分校了！早听老爸说过，抗大九分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边学习边打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从苏中大队就开始——

　　那是一段充满硝烟的经历。1941年10月28日，父亲宋廷铭和杨力航叔叔由浙东长途跋涉，抵达新四军一师所驻苏北东台三仓河镇，被编入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三队（学生队）。杨力航在一班，父亲在九班，不久都担任副班长（学习班长）。

　　从那时起，他们的学习生活就注定与战斗紧紧联系在一起了。父亲曾回忆——

　　我们的课堂是老百姓的打麦场，书桌椅就是我们的背包，武器一刻不离身。不久，遭日寇突袭，我们背起屁股下的背包，拿起套筒枪，就跟着队长向枪声的反方向跑。所好的，校部领导早有准备。虽然“三八”枪声已到我们脚跟，但一、二队（军事、政治的连排干部队）同学把敌人火力引过去了，他们有少量伤亡，我们三队无伤亡。打退敌人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继续上课学习。

　　父亲到苏中大队，正赶上日寇“8·13大扫荡”时粟裕师长指挥的“三仓保卫战”。人们都知道，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有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其实，早在苏中反“扫荡”作战中，粟裕就有过对日寇的“七战七捷”。三仓烈士陵园内的粟裕骨灰安放处，周围种了七棵松柏，象征着在三仓保卫战（包括丰利战斗）中的“七战七捷”战果。

　　那时的三仓镇只是个20多户人家的小镇，位于东台、潘家撇的中心，地处盐阜区、三分区、四分区之间，战略位置很重要。丰利镇的地位次之，两镇呈互为掎角之势。日军计划占领三仓和丰利，打通东西南北两条交叉的公路，进而对我苏中军区形成彻底分割和压迫。而粟裕判断敌人“占得越多，包袱越重”，机动兵力将严重不足，故决定使用主力部队通过反复争夺，达到保卫三仓、消灭敌有生力量之目的。从1941年10月初至中旬，已先后四次采取设伏、夜袭、运动周旋和“围魏救赵”等战术，让日伪军屡遭失败。

　　【这是粟裕师长在三仓保卫战中】

　　第五次，就是父亲到三仓第二天。10月29日夜，日伪军从东台城、富安等地奔袭三仓，对我东台县机关疯狂进攻。粟裕令附近的第八团火速驰援，掩护机关全体人员安全转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当晚，粟裕令八团三营袭击三仓，歼敌30多人后返回，随后日夜袭扰。日伪军出动大量部队却未能抓住新四军主力，留驻三仓又被动挨打，只得再次撤退。

　　第六次，11月7日，三仓于家坝召开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大会。日军获悉后，紧急调动东台、安丰、潘家撇之敌1700余人，分三路朝三仓猛扑过来。抗大苏中大队在三仓西侧高桥口，遭敌400余人袭击，经反击阻滞敌行动后从容转移。粟裕料敌扑空后必各自回撤，命七团和东台县总队对潘家撇一路退敌设伏。当该路敌人经过高桥、沈园一线时，遭我埋伏的七团二营和三营突袭，毙伤敌40多人。

　　第七次，12月9日，这天刚好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部襄吉旅团长纠集3000多日伪军，合击三仓和丰利。进攻分南北两线，北线敌出动1000多人进犯三仓。粟裕指挥七团和苏中大队正面抗击，仗打得十分激烈，攻防呈胶着状态。黄昏时，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日伪军遂再次进占三仓。当日晚，七团配合三团加苏中大队，连夜冒雨向三仓之敌发起攻击。激战17个小时，至次日午后，日伪军不支，又被逐出三仓。

　　南线来自如东掘港镇日军第12旅团1个中队、伪军第33师1个团，共约4000余人，进至丰利东南双灰山地区。我一师三旅第8团第2营隐蔽插入敌人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击毙日军南浦旅团长派来督战的小野大山，俘日军2人、伪军200余人，其余日军施放毒气后溃逃。12月24日，日军100余人、伪军近千人在占领丰利后，企图合围我一师主力。一师一旅第二、三团和三旅第七团沿黄海边向敌侧后出击，经七昼夜激战，重新攻克丰利。

　　此次反“扫荡”七战七捷，是抗战中少见的要点争夺战。新四军先后有10个团参战，故称“苏中十团大战”，共毙伤敌军500多人，新四军伤亡仅60余人，三仓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始终在我军手中。粟裕能够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指挥部队灵活作战，在苏中根据地站稳脚跟，确属不易也不凡。

　　而抗大苏中大队，12月中旬奉命由东台经如皋县（今如东）向南通、海门地区转移，经过丰利时，遭日伪军包围，发生了激烈战斗，牺牲12人。苏中大队在90天内行进七八百公里，先后参加了八次战斗，平均十天一次。这就是父亲所在的抗大九分校前身——苏中大队给他的洗礼。

　　1942年2月，这支满披战尘的队伍，终于从苏中三分区转移到四分区，进驻启东海复镇的海复中学，当时学校正在放寒假。

　　抗大九分校说是1942年5月正式成立，其实，2月新四军一师师部迁驻海复镇，当月就根据华中局决定，将抗大苏中大队改名为抗大九分校，隶属新四军一师。粟裕师长兼任校长，苏中军政党委会秘书长夏征农兼任政治委员，张日清任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主任。全校有学员千余人，编成七个中队：连级军事队、连级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装队、电台训练队、会计训练队；此外还有一个医务干部训练队。

　　3月上旬，抗大九分校就在张謇创立的通海垦牧公司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5月1日上午，新四军一师师部在垦牧校大操场上举行阅兵式。前来检阅的首长有一师师长粟裕、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师三旅参谋长张震东及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夏征农等。阅兵前，粟裕等首长先到抗大九分校校部办公室，亲切会见校领导与教师代表。接着，粟裕、张震东分别向受阅官兵讲话，重点讲述抗日战争形势和今后的战斗任务，号召团结抗战，艰苦奋斗。

　　粟裕十分关心九分校的教学方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需要出发，从学员的具体情况出发，提高教学质量，迅速有效地培养部队所需人才。他还百忙中抽时间亲自听课，指出讲课一定要分清团营干部和连排干部不同对象，不能照搬教材，要有所取舍，使学员听得懂，用得上，求精、求实、实用。九分校认真贯彻粟裕指示，除政治思想、形势任务、军事理论等共同的科目外，根据不同的对象有所侧重。如干部队的学员，他们有实战经验，则通过学习，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特别侧重近战、夜战的教学。在方法上，野外演练多于课堂讲授，研究战例，总结实战经验等。

　　【这是粟裕校长办公室】

　　【这是抗大九分校作战指挥室】

　　由于干部队的工农学员文化水平偏低，影响军政素质和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九分校便用较多时间对他们进行文化补课。为此给每个队派一至两名文化教员，除教语文识字外，还有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初步掌握文字工具和基础知识，获得学习军事政治和专业知识的钥匙。

　　当时，校部主任教员姚鼐（大家都称他“主教”），听说我父亲对自然科学懂得多，就专门找他谈话。随即调他到一中队（连排军事干部队）当文化教员，给老红军和连排军事干部讲自然常识，传播科普知识。也就是说，父亲由学员变成教员了。一中队课程完成后，又调二中队（政治干部队）继续做文化教育工作。父亲有一段回忆十分有趣——

　　（一中队）队长游世伦，很支持我。当时我要讲“雷电是怎样形成的”，他就找海复中学校长，借教具仪器——雷电发生器，给我上课用。课上，我摇动把手，打出电火花，响起雷声，大家新奇得不得了。原来是天空云层磨擦，产生能量，才发生雷电，并非什么“雷公雷母”。我还讲刮风下雨、雨滴的形成、雪花的飘落等等。最难讲的课，是“神鬼究竟有没有？”课堂里竟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信鬼、怕鬼，更有站岗放哨怕鬼的。几个班长带头说“神鬼之说是骗人的”，可不少人保持沉默。有个“勇敢者”，道出自己见“鬼”的经过，引起一阵争吵。我无法收场，只好掏出底牌：“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解释了一通什么是唯物主义。接着说：“我们不相信任何神仙和上帝。无产者自己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下课！”跟着后面的是零星稀疏的掌声。

　　粟裕十分关心九分校师资力量，不顾自己工作繁重，抽出时间亲自授课，还联系聘请德高望重的新四军领导前往授课。在海复镇期间，粟裕师长、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多次到学校作报告，还请陈毅军长三次到九分校作报告，副军长张云逸、四师师长彭雪枫、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曾到九分校作报告或讲课，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给学员以极大鼓舞。

　　参观中我们看到，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抗大九分校的学员们，一手拿书、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作战。当时学校实行“学习集体化、生活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从出操、跑步、站岗、放哨，到上课、打靶、投弹、急行军，练就一身虎气。在日伪军实施大规模“扫荡”的情况下，学员白天上课，晚上转移，和军民并肩战斗。

　　1942年5月15日，九分校学员们配合兄弟部队，拔除了启东县向阳村、南阳村两个伪军据点。5月底，盘踞在启东吴仓港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范巧林部与日汪勾结，破坏抗战，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粟裕决定除掉这个祸害，因身边兵力不足，特派九分校三中队（参谋队）参战。当时杨力航叔叔就是三中队学员。6月3日晚，三中队成功袭击汇龙镇伪军后，又马不停蹄冒雨奔袭吴仓港，在其他两个连队的配合下，经过40分钟激烈战斗，生擒范巧林部200余人，缴获敌人电台一部和全部枪支弹药。这一仗为开辟启东东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15日，敌情严重了！日伪军集中3500余人，分九路“清剿”我苏中四分区。抗大九分校奉命突破封锁线，撤离启东，从吕四渔港附近的三甲镇入海乘船北上。全体师生在船上度过了十多天艰苦的海上生活，淡水吃完，就用又苦又咸又涩的海水和着炒面粉充饥。因潮汐、风向和敌情关系，航行时停时续，有时直驶，有时之字形曲折行进。船颠簸摇晃，许多同志呕吐不已。在父亲回忆录中，有具体生动的描述——

　　1942年夏天，日本鬼子发动清乡扫荡，还搞什么竹篱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企图消灭我们在四分区。粟裕师长决定我们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龙港。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艰难。主要是我们不习惯海浪的颠簸，有的同志说自己的肝胆内脏都要吐出来了。我们的一位军事教员，是从国民党军过来的，人很胖，说自己吃不消，不坐海船独自走了。后来我们怎么找，也没有找回他来。再一大困难，是没有淡水。海水不能吃，我们腿都肿了。为了找淡水、买淡水，想请老乡帮助，白天怕暴露，只有夜间行动。

　　师生们转移东台琼港登陆后，又逢日伪大举“扫荡”东台地区，九分校迅即转移至盐阜地区。12月，陈毅军长亲自到九分校作反“扫荡”动员，决定九分校再返苏中。据曾任苏中大队政委、时任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谢云晖总结报告：“学校成立后的一年里，流动区域北至盐城，南至海启，东至黄海，西至高宝，差不多整个苏中4个分区都走遍了。1941年冬从北到南进行了一次大的运动。1942年夏从南到北再来了一次大的运动。一年中，学校移动宿营百余次，行程约3000里，平均每周移动两三次，每次行程约20里。”

　　在如此恶劣的战斗环境里，教学始终没有放松，充分利用战斗、行军的空隙上课、讨论。即使在黄海的木帆船上的十多天，不少同志晕船呕吐，仍坚持以船为单位，教员分头辅导，学员分别自学、分组讨论，坚持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战斗、学习，学习、战斗。我们站在学习岗位上，以战斗来保卫学习。学习是我们的任务，战斗给我们以锻炼。”学员们很喜欢唱的这首歌，就是当时的实际写照。

　　那是我军最艰难时期，大家怀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艰苦奋斗。九分校在盐城海边斗龙港一带活动，当地群众生活很贫困，吃的是大麦面加野菜的面糊汤，住的是又矮又小的泥坯房。到群众家里宿营，就在猪圈、鸡舍旁，人畜杂居，蚤蚊麇集，臭味呛人。11月已是初冬，滨海地区气候特别寒冷，可大家还穿着单衣，晚间常常一个班或半个班挤睡在一起，靠干草和相互体温御寒，有的干脆起来跑步，用不停活动提高自身热量。父亲写过一段记忆犹新的故事——

　　我们连部，除连长、指导员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党支部书记朱后年，两位政治教员刘冰和沈玉明。......朱后年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睡一个床，无话不谈。他少时家庭很贫苦，要过饭，当过童工，从小就营养不良。这年苏北特别冷，单穿棉袄还不行，我从家里带来的毛线衣，一直惜不得（即“舍不得”，是我家乡方言）穿，怕天气还要更冷。......更惜不得的原因，这是我二嫂织给我送别的毛线衣，是我从浙南背到苏北来的一份亲情。后来看到朱后年光淌鼻水，他体弱，我比他强，就把毛衣借给他了。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给我，我不要。北风吹，雪花飘，我感冒了，发烧还是坚持行军。朱后年把毛衣还给我，自己身上捆着毛毯，还用手拽着毛毯两角走路......

　　1943年初，接到粟裕命令，为应对日伪大扫荡，九分校转移至江南。父亲回忆，年三十夜，大雪纷飞，他们在扬中过长江。上岸后，当夜过铁路。老红军和老战士中许多人从未见过铁路，十分稀奇又紧张，在轨道旁停留好一会儿，抚摸着冰冷的铁轨，贴耳倾听里面发出的声音。当时苏德战场进入莫斯科保卫战，他们在南下途中，带着苏德战场地图，天天在上面插红蓝旗。

　　到达苏南地区，粟裕师长将第二、第十六旅教导队都合并到抗大九分校。又辗转数地，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和战斗。特别是在1943年4月苏南反顽战役中，抗大九分校全体指战员与十六旅一道，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牺牲，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此后根据粟师长的命令，九分校成功突围，跳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圈，第二次过铁路、渡长江，又打回苏北。

　　渡江北上后，在苏北淮南地区短暂休整，然后又向苏中地区转移。直至1944年5月底，由于斗争形势需要，抗大九分校的机构和人员转入苏中公学，从而完成光荣的历史使命。

　　抗大九分校在三年时间里，一共办了五期，先后毕业学员3300余人。他们以战斗保卫学习，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毕业后大多成为抗战时期的栋梁之才，成为一师、六师的建军和战斗骨干。其中有不少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国家建设时期，分别在党政军系统担负了重要职务。他们都忘不了九分校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深深怀念着当年紧张的战斗和学习生活。

　　这是一段斗争最复杂、环境最恶劣、战斗最频繁、生活最艰苦的人生经历。正是这种严峻考验，使他们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精神，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也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