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李弥将军和他的两位副官在吃晚餐。
这是一张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马克·考夫曼拍摄的淮海战役战地照片，照片中除了两名勤务兵外，坐着吃饭的，（左起）分别是“国军”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副司令赵季平，参谋长吴家钰。
三位“国军”将军的饭菜相当丰盛，七菜一汤，荤素搭配，虽然没有酒水，却有美国骆驼牌香烟，甚至餐桌上还有那个年月极少见的餐巾纸，饭后还有香蕉作为甜点，。
餐巾纸完全是高级进口美国货，原因我写王耀武那篇讲过。香蕉别看发黑，实际上应该是南京空运过来的台湾香蕉，只是低温条件下氧化了，在那个年代的这个季节里，绝对是稀罕物。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将军李弥和两位副官在晚餐后讨论战略。
别看李弥吃得津津有味，饭后还不忘用牙签剔牙，但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可就乐不起来了，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哀嚎：
“连日来空投粮弹与预定数量，粮不及八分之一，弹不及三分之一，现全军官兵日食稀饭，一顿不饱，枵腹作战，影响士气至巨。”
更要命的是，伴随着雨雪，西伯利亚冷空气来了。
“1948年12月24日 星期五 大雪 西北风 寒
昨日《中国时报》载：气象报告，西伯利亚寒流南袭，23日黄河流域中上流域雨雪，24日长江下流域雨雪，俟寒流重心过后，天气当转晴，东北晴。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炊事兵
饭后风雪又开始，已修出小路又被雪覆盖，饭于大雪中煮熟，于大雪中食之，顶雪进食不易，而冒雪炊饭更难。“
以上文字出自徐夕夫日记，他是国民党徐州“剿总”直辖部队辎汽第二十四团一营副官。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进入第三阶段，黄百韬、黄维兵团相继被歼后，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也将迎来他们的最终命运。
从12月16日起，陈官庄（今属河南永城）包围圈里基本已经断草绝粮。国民党空军的空投完全是杯水车薪，尽管“国防部联勤总部”，调动了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并租用中国、中央、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参加，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车辆、人力，将所需物资日夜不停运往南京大校场机场备投，联勤总部有关署司，空总及国防部第三、四厅各方面直接、间接为空投服务的估计有数万人之多。
原注：1948年，北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的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
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算了笔账：
“只就投粮一项来说，当时在陈官庄包围圈中约有官兵三十万人，就空投一日的最大量来计算，也只够十万人一日所需，仍有二十万人没有吃的。如果平均分给三十万人来吃，就只够每天每人吃一顿。”
当然不会“平均分给”了，别说嫡系和杂牌了，嫡系内部也矛盾重重，势同水火。
李弥也算了笔账，发现自己部队两周所领到的空投粮，还不够两天吃的，这就不禁让他怀疑，是不是“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对邱清泉的二兵团有私心？
按理说，这三位都算是何应钦系统的。
原注：1948年12月，蚌埠，抽烟的女“国军”在前线
但杜聿明和邱清泉的关系明显更近，杜聿明是邱清泉的老长官，二兵团的基本部队五军，又是杜聿明的起家部队。基于这种特殊人事关系，李弥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杜聿明暗中使坏，故意针对他？把十三兵团安排的距离机场较远，才导致的无散粮可抢，所得粮食较少。
李弥在捕风捉影，庸人自扰吗？
我《大众日报》记者，在采访被解放过来的十三兵团、十六兵团、联勤总部第三分监部等单位基层官兵的时候，问起：“南京不是用飞机空投吗？”
他们叹了几口气说：“别做大梦吧！总共空投了七八包米，还都给杜聿明、邱清泉拿去了，其他的机关部队哪个分到一粒的！”
更添乱的是，空投由二兵团所属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又被指责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前线炮兵阵地的清晨，两位机枪手，他们穿着单薄的棉衣，点燃秸秆烤火以抵御寒冷。
敢情嫡系分亲疏，亲里还要再分亲疏，无限分裂。
大家纷纷打电报，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也没办法，只能要求杜聿明：“特加注意，分配数量必须公平，不致我内部因此不睦，尤希严格控制，统一均分，以示公允。”
杜聿明被搞得没办法，只好报请蒋介石，既然两个兵团闹不团结，那就请空军分别投送，并命令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
问题是运力完全跟不上，再加上天气恶劣造成空投困难，解放军的枪炮又逼得国民党空军不敢低飞，许多空投物品未能按照预定计划投在空投场所，甚至有不少飘到解放军阵地上去了。
原注：1948年12月，蚌埠，“国军”士兵肩挑背扛向淮河北岸移动，以解救被百万供军围困的“国军”
更别说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的老问题，有权有势的巧取豪夺，大量空投的粮食、罐头和大饼，沦入私人之手，成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利器。基层官兵吃不上饭，上面当官的，却有人拿大饼买女中学生当“临时太太”，夜夜作新郎，拿军粮换金银珠宝，倒腾美金的。一线战斗员吃不到空投食品，饿得不少投奔解放军的，等作为解放战士带着解放军冲进来，却发现有人吃吃喝喝不过瘾，还要随军京剧团，全套行头扮上，唱《贵妃醉酒》、《白蛇传》，给他们助兴取乐。
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基层官兵，逐渐认清了反动军队的实质，选择站到人民一边去，这其中就包括从陈官庄出来的七十四军军部参谋处少校康子龙。
康子龙，安徽蒙城人，毕业于黄埔16期（湖北武冈二分校），毕业后分发七十四军。参加过抗战，又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纵然七十四军是国民党的王牌主力，也几次被歼几次重建，早就没有任何锐气可言了，更别说形势比人强，现实教育人了。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在城外的一处村庄，迫击炮炮兵阵地。
有一次，康子龙从杨寨（今属河南永城陈官庄乡）的七十四军军部，到陈官庄的二兵团部送急件。
二兵团下辖部队众多，虽然看似严阵以待，周围栅栏、战壕、掩体堡垒林立，但实际上人心早就散了，队伍带不住了。
康子龙沿途看见各部散兵，有抢老百姓粮的，有扒坟掘棺的，一片乌烟瘴气。夜晚，当兵的钻地洞，太太小姐把美制卡车翻过来当“洋房”，汽车轮胎当柴烧。开始还能搞点南京空投来的大饼、罐头。包围圈越来越缩小，空投的飞机低飞怕挨打，飞高了又投不准，落在包围圈外，很多人为弄到一点吃的东西丢了命，多是各部士兵为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但为了活命，空投时还是前仆后继地去抢。
原注：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将领在研究作战策略。
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描述当时的惨景，曾说：
“我在观察所见到过，甲抢到一块大饼（因为当时投的是大饼）来不及吃，会被乙一枪打倒，乙将饼转夺过来，还来不及送到嘴内，又会被丙一枪打倒，再把乙手上的饼转夺过去。如此循环不断地你夺我争，为着一块大饼，牺牲几条命或几十条命。当时战壕内流传着这样一些话语：‘见了飞机乱哄哄，甩了枪杆打冲锋，不要生命要大饼，求得一时饱腹中。’”
多少年后，康子龙还记得亲眼得见的一幕：
一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十六兵团的上校团长，用金戒指换当兵的一小袋饼干吃。
原注：1948年，蚌埠，曹老集，“国军”防御工事，铁丝网围绕的碉堡。
因为孙元良兵团建制垮了，孙元良又是著名的“飞将军”，大家知道这家伙一定会扔下部队，自己开溜，所以完全是等死状态，于是军官与士兵形同路人，各不相顾了，覆灭是早晚的事。
即便远在南京的情报部门，对此也心知肚明。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密报蒋介石，说：
“默察我大军被围兼旬有余，空投断绝，官兵饥寒交迫，牛马、树皮、草根均已杀吃殆尽，房屋、桌器、衣被等作柴烧。此战局之严重，不在四面受敌而为饥饿，任何鼓励士气之法，均因现实问题不能打破而无效。日来各部士兵逃亡日众，干部不能掌握，如再继续数日，则匪对我之‘久困自毙’之计得中，殊令人戚（疾）首痛心。”
26岁的康子龙，论出身，绝非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盘。
原注：1948年12月，蚌埠，“国军”Hu Su将军在前线。
家里世代为农，勉强供他读书，6岁时母亲去世，更加剧了贫困化。眼见初小要读完了，再读高小，家里实在供不起了，12岁的康子龙一咬牙一跺脚，干脆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武汉，找舅舅想办法。
康子龙的舅舅是国民党炮兵部队的独立营营长，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昌搞了个“委员长武汉行营陆军整理处”，按照火炮种类整编了国军的炮兵部队。炮兵是当时的高科技单位，所以油水足，收入不错，舅舅有能力也有意愿，帮助这个外甥继续读书。
在舅舅的资助下，康子龙到私立武昌安徽旅鄂中学读书，但他并不是个书呆子，卢沟桥事变后，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声援29军，要求抗日到底！
1939年，康子龙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官学校。
“国军”炊事兵
康子龙的初心是爱国救国，可是参加国民党军后，看到和经历到的，跟自己的初心完全是满拧。特别是如今风雪陈官庄，他还年轻，还有希望，可以奋力挣脱牢笼，去争取新生。
此时，康子龙的内心深处还在挣扎，毕竟他是中央军出身，有很强的正统观念。孟良崮战役时，就被解放军俘虏过，解放军的政策当时也深有感触，尽管解放军努力争取他留下来，可他还是义无反顾，拿了路费，回到重建的七十四军。几年下来，直到在陈官庄，一位同事的横死，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彻底跟反动派决裂。
那天上午，康子龙和军部的两位朋友，一位姓曾的中校军法官，一位姓王的副官，饿坏了，准备到包围圈外面，蹲守空投物资，找点吃的。
“国军”炊事兵
可是刚出来，只听“叭、叭”两声枪响，康子龙赶紧卧倒，回头一看，军法官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赶紧把伤者拽到安全位置，肚子上被打了一个洞。不过却没有贯穿伤，子弹打进去，还留在腹部，也不流血。只见老曾脸色煞白，气喘急促。
大家平常关系不错，康子龙和王副官还想找医生，看看老曾是啥情况，赶紧抢救啊！
问题是如今“各不相顾”，哪里去找医生，更谈何手术？
即便抬到野战医院，侥幸救过来，那里更是妥妥的阿鼻地狱。没有吃的，更没有药品，只要不是高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士兵抬进去就是自生自灭的状态。
淮海战役中的“国军”基层官兵
眼看着老曾，很快就呼吸低微，闭上了眼睛，躺在雪地上不动，他死了。
这种情况，我问了医生朋友，说很可能是被打中肚子里的腹主动脉，血都流到腹腔里去了，当然不出血了。腹主动脉是位于腹部靠近脊柱的一条大动脉，更是人体腹部最粗的一根血管，一旦破裂，如不及时处理，死亡率极高。没有得到医治，等于是流干血，活活疼死了。
虽然康子龙不知道这些，但老曾的死，显然是深深刺激了他本已紧绷的神经。这么下去，难逃如此下场。不想成为蒋介石集团的陪葬品，就要出去，找解放军，投诚去！
1948年12月14日，康子龙决心已下，不能坐以待毙。
火车站前休息的“国军”军官
多少年前，康子龙还记得那天，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
早就听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可真要自己投八路了，康子龙的内心还是有些紧张的，毕竟他投得有点晚了，不过早晚终究是要做出这个抉择，跟旧我做了断，走向新生的。
想到这些，康子龙坦然了，换上便衣，不慌不忙，出了司令部，又走出包围圈。因为是参谋处人员，对出入包围圈信号、每晚口令，都是掌握的。
这天晚上，他假借外出了解情况，混出防线。九十点钟的时候，向西北约行500米远，遇到我军设在左寨（今属陈官庄乡）的一个连哨。
我们对待放下武器之蒋军官兵，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
经过简单的盘查审问后，康子龙被带到连部。他要求吃点东西，再见更高一级的首长。这个连的晚饭是猪肉馅包子，指导员就从笼屉里，拿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给康子龙吃。
指导员还连连说对不起，我们吃过饭了，笼屉里还有几个肉包子，存着留给随时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口感肯定不如饭点上的，多多担待，过来就好，过来就是同志，就是自己人了。
大包子，一个比拳头还大，肥白油润，一咬一兜油，满口肉香，久违的味道，上次吃到，还是多少天前，在徐州的馆子里。饿了多少天，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了，如今吃上解放军的大肉包子，让康子龙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就冲这个，他投诚解放军的选择，就没有错！
随后，康子龙被送到师部，这支部队是解放军苏北兵团二纵六师。
过去种种犹如昨日死，今日种种犹如今日生
到达师部，天已大亮，又该吃早饭了。
一位干部跟康子龙一起吃了饭，早饭是花卷馍、白菜细粉汤。俩人边吃边聊，这位干部也不拿康子龙当外人，康子龙讲了包围圈里的大致情况。
饭后，康子龙又被送到苏北兵团部。
这里的两位参谋非常客气，拿康子龙仿佛不是对面的敌人，而是归队的战友，康子龙大受感动，详细交代了包围圈内，他所知道的兵力配备、出入信号、使用口令等情况。
这种坦诚反过来也感染了解放军，一位参谋说：“你可会绘图？”
解放战士炮兵观测员蒋林在教老战士测距
康子龙笑笑，说：“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能不会绘图吗？”
对方找来图纸，康子龙认认真真把包围圈里，国民党军各部队的首脑机关所在位置，重火器的位置，还有兵力大致部署，都在图上绘成标好。最后还不忘检查，没有遗漏，才最后交卷。
直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康子龙都在兵团部里和两位参谋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工作，简直是编外参谋。人身自由也有保证，并得到充分尊重，洗澡、散步或到附近游玩，说一声就行，根本没人跟着、拦着。
在兵团部，康子龙特别留心这里的伙食，从首长到战士，包括自己和两位参谋，吃的都是高梁面、胡萝卜菜。
淮海战役中，华野战军某团指挥员在战地研究作战方案。
从“国军”到解放军，从基层一线连队到兵团部，两军大相径庭，这让康子龙非常不解，他问两位参谋：“你们前沿士兵吃肉包子、白面馍，师里吃粉条、花卷，你们大机关反而吃杂面、胡萝卜、辣椒？”
是啊，难怪康子龙想不通，“国军”那边，官越大吃的越好，越是脱离一线吃的越好，基层官兵吃什么呢？
李弥兵团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一营六连列兵宋庆怀说：
“我们开始几天是抢老百姓的鸡子吃，后来就吃小狗、小猫、牛、驴子，最近已在杀吃自己部队的骡马。有许多弟兄用铜盆、瓦盆、锅就在田野里点起火来烧煮山芋、黄豆，半生不熟就吃光了。有些自己不会动手的弟兄和伤兵等，一天只吃到一顿山芋，有些伤兵动作慢了，只抢到一块。”
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张凤礼的《民工服务证》
当然，都到如此田地，仅仅是吃喝上就能看到胜负了，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心知肚明，甚至包围圈里的死硬派邱清泉都鼓励基层放下枪，过去吃喝了。眼瞅着淮海战役就要出结果了，可国民党的中央社还在吹大牛：
“给养多赖空投补给，于气候恶劣之时，常多日未能获得补给，有时每日仅得薄粥一餐，以官兵同甘苦，且弹药补充无缺，斗志始终坚强。反之，‘匪’方以连朝雨雪载途，天寒地冻，‘匪’军衣单被薄，粮食供应不继，见‘国军’时获空投补给，每日携械向我投诚者数以百计。近日气候转晴，我空军连日出动，空投粮弹，轰射‘匪’阵，‘匪’士气益见低落，国军于获得充分补给后，即将主动攻击，以脱离‘匪’围攻。舒参谋长（舒适存，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参谋长）复称：‘总统’元旦文告在战地已获良好反响，‘总统’文告实对作战目的作一明确说明，前方战士为战为和，将唯命是从，决不致以和谣频传而影响士气。舒氏将在京作较长时日之逗留，与空军有关方面就陆空联络，及空投补给问题，谋取更密切之配合，以发挥最大战果。”
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张凤礼的一等功奖状
好笑不好笑？《中央日报》的文人和他们背后的衮衮诸公，再罔顾事实，死鸭子嘴硬，可前线将士，心里明镜似的，这套嘴把式，能唬住谁？写这些和授意写这些的人，自己信吗？
这样的“文宣”只会适得其反，反倒是对面解放军大喇叭里，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更直击人心，让“国军”上下肝颤不已。
当然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解放军基层指战员流血牺牲，在一线浴血奋战，怎么慰劳他们呢？
在中央军委“亥篠电”中，针对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提出，对参战部队进行慰问，每人五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会餐，中央觉得你们的建议非常好，但是太小气了！双节将至，华野、中野参战部队，特别是前线人员，都很辛苦，所以要搞就搞大的。华野、中野都要慰问，前线待遇还要提高，吃得好也是战斗力，香烟五包不变，猪肉变成每人一斤，而且考虑很细致，不吸烟的同志，也不能让人家吃亏，可以换成等价奖励。
所以，吃喝可不是小问题，中国人古来就讲“民以食为天”，打仗更是如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讲“上下同欲者胜”，怎么让上下同欲，就是个大问题了。
有的吃，而且吃得好，吃得饱，更要保基层，重一线，这就是我党我军那时的作风。井冈山上，毛委员、朱军长就在提倡“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糊弄基层，糊弄群众，最终糊弄的是自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后坑的只能是自己。
淮海战场上，从反动阵营加入到人民阵营，康子龙敏锐地发现了小问题后面的大问题。一位参谋同志听完哈哈大笑，这些问题在共产党这边，压根就不是问题，他告诉康子龙：“这正同你们相反，国民党军队，官越大，机关越大越吃好的，所以我们才打胜仗啊！”
1948年冬，民工运送弹药支援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一天，一位参谋对康子龙说：“我们准备给你足够的路费，放你回蒙城原籍。”
但是此时的康子龙，却不想回家，更不想去找“国军”归队了，他说：“我不想回家，跟着你们干，行不行？”
康子龙再也不想走了，他想参加解放军，在这样的队伍里，才有干劲，有方向，有希望。
一位参谋说：“有个机会，三野军政干部学校就在附近，我打个电话问问。”
淮海战役中，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民兵担架队准备出发。
随后，来了一位叫张玉清的同志，自称是“指导员”。后来康子龙参加军政干校后，张玉清就是他所在中队的指导员。指导员要求康子龙写个详细的自传，说：“从八岁开始写到现在，上学、入军校，在国民党部队工作，有什么写什么，不要隐瞒！”
很快自传就写好交上去了，两天后指导员又来了，还带来了一套解放军的新军装，请康子龙抓紧到干校报到，并告诉他：“根据你的军阶，按政策是不能收留你的，上级首长认为你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又有一定的文化，决定吸收你参加干校，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
含着激动的热泪，康子龙换上解放军的黄粗布军装，穿上黄粗布皮底鞋，戴上黄粗布八角帽，心里感到特别舒畅，向见证自己新生的三位同志——两位参谋和张指导员，敬了个军礼，高高兴兴地随着南下大军的洪流，走上革命大道！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渤海区担架民工赶赴前线。
问题来了，为什么解放军能做到“官兵一致”，能做到政策向基层倾斜，能充分保证有吃有喝，而且一线战斗员都有大肉包子吃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作为一道思考题。
再或者，将来我会通过其他角度，用基层革命者、支前群众，甚至是“国军”官兵、外国记者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来回答这个问题。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又：谨以此文，献给淮海战役中的我军指战员和支前群众。
上次写抗美援朝的支前民工，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除了继续享受“艮㐬”待遇外，民工果然没有捅蘸价值和资本价值，所以那篇无论是阅读、转发量，还是“搭尚”都少的出奇。不过，我觉得不能因为他们“价值”不高，就没有人去关注，因为陈毅同志说过上面那句话。
我不是唱高调，体制外惯烧冷灶的我，也唱不起高调，但我总想做点什么，尽我作为历史学人的一点担当。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担当，说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担当。
但是我得生活，宫中昊“达裳”是我的唯一来源，所以只能在此再次，多多拜托了！
如果这篇还行，那我争取下周，写写支前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说争取，因为实在不抱啥希望，谁让咱也没有捅蘸价值和资本价值，不符合凭泰金主的主流价值观呢？
好了，做饭去，熬了稀饭，蒸了花卷，炒个蒜苗炒鸡蛋、烧个白菜豆腐，然后看父母，接孩子……
2024年12月19日19:44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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