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回乡调查与推动纠“左”

　　为纠正“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毛泽东1959年两次回乡调查研究，通过找地方负责同志谈话，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等方式，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端正党风、改变干部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左”的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一些困难。湖南同全国各省一样，也有正负两方面的反映。

　　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是湖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湖南的“大跃进”，首先从农业开始。1958年1月1日，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表了《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年献词。省委于1月3日至2月9日，召开了农业生产会议，确定“十年规划，五年完成”，即要求到1962年实现原定1967年达到的指标，并提出“三年改变湖南面貌”的口号。湖南农业“大跃进”又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大跃进”以前，湖南尚无中型及中型以上水库的建设，“大跃进”期间，全省修建了9座大型水库、69座中型水库，蓄水引水量由1957年的103亿立方米增加到1960年的173亿立方米。其中1958年全省共兴建27座中型水库，1582座小型水库，小的塘坎沟渠，工程无数。修建蓄水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7座，即黄材、官庄、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而水府庙、黄石、双牌水库的蓄水量均在5亿立方米以上。兴建的这7座水库，占了20世纪全省所建大型水库的60%，并为水利的综合利用创造条件，成为全省水利工程的骨干，为农业的稳步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

　　随着水利工程的“大跃进”，湖南的林业、工业、交通运输、国营农场、科技、文化、教育等行业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兴起，推动了湖南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大跃进”期间，湖南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开工兴建了一大批中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为以后湖南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跃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出现浮夸风，为了实现“大跃进”，把原定的生产指标，不切实际地一而再地拔高，完不成任务，就虚报浮夸。其次是严重地破坏了各种生产结构和平衡，如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水利”，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走，致使冬季作物无人管理，有的地方已经成熟的粮食、油菜籽等也因无人收获而霉烂在地里，或者因为粗糙收获与保管不善而发生霉烂。据估计，1958年湖南全省由此损失的粮食达10亿公斤至15亿公斤，油菜籽20万公斤。三是许多工程未经勘察科学论证和设计就立马动工上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也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损失和浪费。

　　◆1958年，毛泽东在济南近郊视察水稻生长情况。

　　在掀起“大跃进”高潮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始兴起。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湖南在8月下旬开始试点，9月在全省全面铺开，从9月21日起，各地普遍并社建社搭建人民公社架子，到月底，即宣告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在生活上普遍推行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集体住宿，实行集体开餐，吃“大锅饭”。各农业社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统一、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单位，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全社范围内的重大生产活动均由公社统一组织，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各大队的土地和其他人力物力财力，各大队也可以无偿调用各生产队的土地和其他人力物力财力。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运转，到1958年底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人民公社权力过于集中，统得多而统不好，管得宽而管不住，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大办公共食堂，有的没有计划用粮，放开肚皮吃，有的搞运输的社员，到一处吃一处，一天吃上五六餐，有的两个钟头还开不完餐，有的吃一餐饭要跑几里路。农户家的房子有的被拆，搞大居民点，三四代同居一室，群众意见很大。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已经察觉，并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从1958年冬到1959年夏，他先后在郑州、武昌、上海等地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制定一系列文件，还给全国各省、地、县、社、队各级干部写信，试图从理论上、政策上纠正他所觉察到的诸如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以及“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错误。

　　二、毛泽东为了掌握真正的实际情况，决定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调查，他相信在韶山家乡一定能够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

　　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引起的问题后，曾到全国一些省市县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在调查中，他掌握了一些实际情况，但仍有一些地方领导在汇报中只汇报好的和积极的一面，甚至仍然存在汇假报、汇虚报，这让毛泽东感到掌握实际的情况不够。毛泽东曾同陪他到湖南考察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向我反映情况，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我，我就不累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真正的实际情况，1959年毛泽东把调查的重点放到湖南，决定还要放到故乡韶山。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曾两次回湖南调研，第一次到长沙调研是1959年3月19日至20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第二次回湖南考察调研是1959年6月24日至28日，先后到长沙、韶山、宁乡、望城，主要是回韶山考察调研。这两次调研采取多种形式，掌握了一些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常用的一个调研方法就是找地方负责同志谈话，听取汇报。3月19日，湖南省委正在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重点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确定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一级。

　　毛泽东先后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书记周惠、李瑞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邵阳地委书记谢新颖等省、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了解他们对当前纠正“左”的一些认识与需要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在听取周小舟汇报时，向他询问湖南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情况，周小舟汇报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意见分岐、争论很大。有主张基本核算单位是大队的，也有主张是小队的。省委同志认为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规模太大的，可以适当划小，划到每个大队400户左右，这样可不可行？”毛泽东本着继续调查研究的目的，没有明确作出指示，主张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不要千篇一律，要从实际出发。他回顾历史并总结经验说道：我们就是吃了不从实际出发的亏。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去年上半年出现了。8月份我讲了句“人民公社好，好在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这一下，就像疾风暴雨，席卷大地，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来了，再加上钢铁粮食高指标，于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都来了。这样，党与农民的关系呈紧张状态。要缓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党的认识和政策失误中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这里首先谈了自己要承担责任，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提了1070万吨钢，结果9000万人上阵，大搞人海战术，造成很大浪费。我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各级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

　　周小舟听到这儿，也检讨说：“我们有责任。湖南大修水利，大炼钢铁，搞疲劳战术，白天黑夜，没有劳逸结合。”

　　毛泽东针对这个缺点说：“要关心群众生活，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生产、生活都要兼顾安排。”

　　毛泽东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总结性地对大家说，当前人民公社的工作方针，是不是可以按这十四句话去做：“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参加座谈的同志，对毛泽东提纲挈领的讲话深感其重要，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感到异常振奋和高兴。

　　毛泽东在湖南调研，两次召集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基层干部和一些老农、乡贤召开座谈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他一回到韶山，就接见了韶山冲的一些老年人，召开了一个老人座谈会，十分诚恳地请他们提意见。起初老年人思想上有顾虑，不敢讲，在毛泽东再三鼓励下，一个老农说：“原先种田要过铁板（铁板就是犁），要过脚板，您老人家作田的时候，这大一兜禾，一脚踩到底，石谷八斗米。现在插个板板寸，产量倒少了，听说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们没得办法。”毛泽东说：“我没有搞，我那‘六条’你们晓得吗？”老农说：“韶山这里还晓得，有的地方不准念，还听讲有的地方一亩产几万，十几万斤，又要求深耕几尺。我们不相信。”毛泽东表示他也不相信。老农又说：“他们说我们是老保守，对老年人不尊重，有保守倾向的就挨辩论、挨斗争。韶山还好一点，没有这样做。”

　　6月26日晚，毛泽东请故乡人民吃顿便饭，包括毛泽东的本家和外祖家亲戚、革命烈士家属、乡亲及当地各级负责人，一是为了感谢故乡人民几十年来对他革命工作的支持。二是想借此机会倾听群众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意见。吃饭前，毛泽东召集一些年老的乡亲和当地社队干部开座谈会，毛泽东就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征询大家的意见。一个老人问道：“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搞的还是谁搞的？”毛泽东说：“办食堂是不符合实际的，将来要停办，要让夫妻住在一起，要使群众满意。”并说，“你们的意见提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

　　毛泽东回到故乡，去了解实际情况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走访群众。毛泽东给父母扫坟后下坡往回走，看到禾场上的李文贵正在忙农活，于是亲切地和李文贵握手，并在禾场上坐下来，与他拉家常，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问李文贵：“你们每天吃多少粮食呢？”李文贵回答：“每人每天吃九两。”毛泽东又问：“田里能打多少谷？”李文贵回答：“每亩四百多斤。”因为汇报时当地干部讲得多一些，于是毛泽东对陪同他的干部讲：“你们没得这么多，霸蛮讲那么多，田里都荒了，难怪饿死人。”他转脸对陪同的周小舟说：“这些问题你都要解决。”

　　毛泽东还到现场实地进行察看。由于受到“大跃进”“左”倾错误的瞎指挥，土地冲的稻田也变了样。毛泽东看到有十多亩田没有种稻子，指着田里问：“你们这里种的是什么？”在旁的群众说：“种的是杉树、漆树等二十多种树苗。”毛泽东不满意地说：“你们山上没绿化，田里倒又绿化起来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林业与农业不要争田地，应该把田里的树苗移到山上土里去种。”毛泽东又回过头，问陪同的周小舟，湖南提的什么口号？周小舟回答说：“苦战三年，改变湖南面貌。”毛泽东十分严肃地说：“像你这个样子，三十年也改变不了！”

　　毛泽东还察看了韶山的公共食堂，走进食堂后，他看见墙上写着标语“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男女老少喜洋洋。”便说：“你们搞得不错呀！饭菜样样香，能样样香吗？吃食堂，有人要吃咸的，有人要吃淡的，青年人要吃干的、硬的，老年人要吃软的、稀的，你们做得到吗？”公共食堂是办在毛霞生家里，毛泽东就问他：“你们的粮食怎么吃的呢？”毛霞生说：“粮食是按人定量，指标到户，集体保管。”毛泽东说：“那就自己没得家当罗！怎么不自己掌握粮食呢？假设我今天干重活，要多吃一钵饭，那有不有呢？”一位农民插话道：“没有。”毛泽东又问：“如果我今天病了，这钵饭怎么办？”农民回答说：“那你家里的人拿去吃了。”毛泽东接着又问：“来个客人怎么办？来个姐姐，来个岳丈，来个舅舅，没得饭吃不只得回家吗？”农民回答说：“那他自己带米来。”毛泽东问陪同的当地干部：“你们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呢？”公社书记毛继生说：“主席呀！我们要计划用粮，有个别人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吃光了，闹补粮。”毛泽东了解了食堂的真实情况后，严肃地说：“你们把粮食下放到户，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你们当干部要做工作，相信多数群众会听党的话，多数群众会计划用粮，不会管理粮食的是少数。”

　　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前，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对许多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尤其在湖南做了许多基层调查，掌握了一些具体情况，为庐山会议酝酿了18个准备讨论的问题，包括读政治经济学、谈形势、任务、体制、公共食堂等。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措施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也基本明确。

　　三、毛泽东在湖南故乡做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

　　在庐山会议期间，因彭德怀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与毛泽东有些不一样，因而上书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错误批判。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而使随后的会议由纠“左”逆转为反右，在党内及各地各部门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前到湖南做的两次调查研究工作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后来加强党的思想统一、改变干部作风起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

　　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毛泽东曾于1959年4月29日，针对农业生产方面存在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严肃指出：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要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这次回韶山多次到实地察看，就是要对浮夸虚报问题查个究竟。毛泽东离开韶山后经过宁乡望城到达长沙，在途经宁乡县龙凤山乡高桥村时，汽车停了下来，毛泽东又要到实地察看一下。毛泽东和围观上来的群众察看路边的稻田，看见插在田中的“卫星田”“跃进田”等牌子，亩产指标都在数千斤以上，便摇头。他弯腰抓了几把稻穗在手掌中攥了一下，询问这样的田一亩能打多少谷。粮站职工老王犹豫地回答，要打千把斤谷。毛泽东不相信，他对围观的干部和农民分析说，这样的田早晚两季能打800斤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机械化，还缺少化肥和农药，还没有更多的良种，靠的还是农家肥和精耕细作，产量不可能提得很高。定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否则会把事情办坏。

　　经过一些实地察看后，毛泽东发现了虚报浮夸的现象比较严重，要求各级干部做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大胆讲真话，干实事。

　　压缩生产建设指标。1959年6月26日晚餐毕，送走众乡亲后，毛泽东与王任重等三人谈了很久，当谈到经济问题时，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这实际上说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国民经济建设的指标定得太高了，将要压缩生产建设指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明确解决公共食堂问题。1959年6月26日晚毛泽东与众乡亲召开座谈会作总结时说：“乡亲们，你们提的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还多提，大胆讲。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才搞，没得经验，出了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要负责。”毛泽东通过察看公共食堂和召开座谈会，了解了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为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做了准备。

　　允许商品经济存在。毛泽东对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谈话时说：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客观基础，只要有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只要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就存在商品经济。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我们需要商品生产，现在我国生产力还处在商品生产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是剥夺农民，剥夺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产品所有权、按劳分配权。否定商品、否定商品生产，就是否定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这些是出现“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的理论根源。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凡是搞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地方，都要坚决地退赔。毛泽东强调指出：“公社内各大队、生产队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强迫拉平，怎么行？应该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公社不能去共大队、生产队的产，否则就会刮共产风。将来的发展只能是队共社的产，就要发展生产力，壮大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在后来有力地制止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了，农村市场也活跃起来了。

　　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毛泽东1959年3月份在湖南期间，收到河南省委3月18日关于如何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给毛泽东、中央并发各地、市、县委的报告，这个报告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原定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次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则坚决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的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毛泽东实际上肯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了全国各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体制，公社管理逐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