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疑难断，西路军首长方寸已乱！

　　关于得到“行动方向自决”之权后西路军首长的选择及其理由，《历史的回顾》中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1]，可这又与这段文字稍前段落阐释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2]”的理由相悖且难以互洽——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他们发了一大通对军委的抱怨！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

　　28日 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3]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也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跚跚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时宜地解除了西路军首长此前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如果说，此前他们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央的说辞还有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这回这个“坐以待毙”的决定，则完完全全是由他们自己作出的！

　　这个时候，中央还能说什么哩？已经给了人家“行动方向自决”的授权了呀！

　　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通报：“西路军东进至山丹之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支”[4]。

　　毛泽东的这个信息不知源出何处——如果不是西路军报告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二局截获的“敌息”，实际上很不准确：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在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东南，而不在山丹——西路军这次东进连甘州（今张掖）都没过，怎么可能已进至山丹？说实话，数十年后的笔者真愿意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果如此，根据“徐陈”24日向中央报告的敌在“丹、永无兵”的情况，他们只要再鼓一把劲儿急行军一个星期左右，就能进抵凉州附近了……

　　而就在当天，毛泽东还对西路军东进存有一线希望，要周恩来、博古与东北军方面协商，拟调动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准备接应：“请与王以哲交涉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大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5]。

　　然而，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还是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6]”

　　2月1日20时，西路军首长电告军委：“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全路军于二十八日晚移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贸易好，粮可吃半月，群众条件宜好”，“今晚两日炮战，掩护进犯，均被击退，敌伤亡六百，我亦四百，堡寨密连，我火力太弱，灭之不易”，“我们决集力击敌，并争取时间休整，敌力求与我速战，弱点多，现正在以全军从战术、政治、群众灭敌，用后方游击战来战胜敌人，但我人、物补充困难，故感困难灭敌”，……[7]

　　同日，“马家军”向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驻地发起疯狂进攻，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精神，致函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马步芳始终未接受建议。此后，西路军陷入十余日苦战，虽杀伤“马家军”万余，但自身损失亦重，危局日渐加剧……[8]

　　差不多与此同时，河东的中共中央也面临一场危机——2月2日，东北军内部纷争酿出了恶果：孙铭久、应德田等少壮激进军官枪杀了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王以哲是张学良亲信，也是东北军内部除张学良以外最有影响、最能维持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消息传开，东北军内部立即产生分化，东北军刘多荃部撤出渭南，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甚至向西安开发，誓师要“为王以哲将军报仇”，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冲突一触即发……

　　虽然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以尽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立即秘密将孙铭久等肇事者送出了西安，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避免了更为剧烈的冲突发生，但东北军内部的政治分化已经难以逆转，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足鼎立互为依存的关系也因此而被严重削弱，从而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红军在正进行中的国共和谈中的地位。

　　事件当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急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必须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情况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9]。次日14时，周恩来与博古商定：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人员转移至驻三原县的红军驻地，周恩来独留西安善后。

　　而在几天前的1月31日，彭德怀、任弼时鉴于西安方面的紧张形势，曾提出了一个“红军在西线取攻势”的建议：“集中最大主力在麟游、灵台、歧山等地域，首先消灭李及兰师、第二十四师及胡宗南之一部，然后吸引朱绍良部南入乾县、宝鸡之线，空出后路打通与肃州联系”，但该建议的动作幅度极大而且是否能达成预想效果难以评估，还有可能危及“三位一体”各方利益与正共同寻求之和平大局，再加上“二·二事变”的影响，故毛泽东于2月3日回电是：“野战军行动须待周副主席与友军商定”。[10]

　　虽然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来考量，彭、任建议恐非保全和平大局之良策。但至少也能说明：他们是如何地牵挂着正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中的那支友军的！——手心手背都是肉，那都是些扛着同一面红色军旗的革命战友啊！

　　2月4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估计容共案不能提出”，“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取甘省可能”，“内战有避免可能，但政治分化必加紧，对红军必给更多困难”，“分化目标首在东北军，张回来希望极少”，“对西北民运必有相当压迫和分裂”等等不利情况，同时也提到了“与友军商定”后正通过统战关系为西路军脱困的措置：“西路军除要顾电二马外，并拟托于（学忠）、邓（宝珊）设法，以便送钱去接济，须与顾面商。其他则须去宁解决。”[11]

　　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以“万万火急”联名致电周恩来，希望他即与东北军于学忠部商洽“调一、二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而且要“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须于之配合”[12]。

　　这些办法是不是指得上在人而不在已——而且一时半会儿肯定是指不上的。

　　而西路军首长的仍然处在游疑之中，决心难定，还是寄希望河东出兵相助。

　　2月7日，“徐陈”致电中央，在报告了“虽处境极困，然精神振奋”等部队状况后，又提出了他们对情况的估计和要求：

　　⑴西路军单独在洪水[引者注：指洪水堡，今民乐县城]、高台行动，到一月到两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灭之尚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

　　⑵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

　　⑶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里路[引者注：似指今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大通河流域]，并须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九十里到大用再一百二十里征收。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放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

　　㈡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不过欲便此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13]

　　西进？东进？从这里看不出他们究竟拿没拿定主意，但总的看法是“西进困难”，却又没有拿出断然东进的决心，仍然要求“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河东主力正准备应付“东北军内乱”可能导致的危局他们不知道情有可原，可河东主力即或能分兵前来“西进夹击”，路上至少也得走一个月呀，这股远水，还能解西路军之近渴么？

　　西路军首长在此电中还提出了“经洪水（今民乐县城）进入青海大通河流域”作为“万分必要”时之选择，但既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说明目的何在？可以看出来的是，他们寄希望于不经严重战斗而走出困境。而问题是：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不经过严重战斗，还能走出困境么？

　　更看得出来的是：西路军首长此刻方寸已乱。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4]《毛泽东关于罗、宋部可出平凉及西路军东进受阻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8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泽东关于罗炳辉、宋时轮部开平凉准备接应西路军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节录）（1937年1月28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7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6]《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徐向前、陈昌浩等关于敌强我弱决心集力击敌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1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9]《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关于情况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节录）（1937年2月2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7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0]《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红军应在西线取攻势致周恩来、博古并报军委主席团电（节录）（1937年1月31日）》，《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1]《西北和平解决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㈠》第602～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12]《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关于与于学忠商调一、二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与西路军配合致周恩来电（1937年2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目前情况力量之估计与西路军之行动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