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共中央也已有“回天乏术”之感了。
2月9日，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在西安举行，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当日，党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内容包括：“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1]”；12日，张闻天、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希望南京政府能督促“二马”“停战让防[2]”。
这都是些不靠谱的事情：南京政府虽然口头上给西路军指定了防地，却属“虚与委蛇”。
——这段日子他们还见天儿给马步芳发祝捷电来着。
况且“天高皇帝远”，就算他们是真心实意，也很难拿住“二马”。
而同一天里，“远方”也传来了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好消息”：对中国红军的援助物资已经追加到了2000吨左右，可以送到安西，同时还有50个在莫斯科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也将一同交给中国红军[3]。而据陈云、滕代远等回忆，1936年12月底至1938年4月下旬之前，他们在靠近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等候回国期间，曾经见过苏方准备援助的大炮和坦克（似应为适合西北进攻城堡作战的轻型装甲车）[4]。
这道远水的确是越来越诱人了，可惜太远了，还是够不着呀！
——就算援助物资可以立即启运，从数千里外运到安西，又该是什么日子了？
更何况，这个时候的西路军，还能打到安西么？
那年头，从苏联的阿拉木图到新疆有两条路线：北线——经塔城到乌鲁木齐，这是一条商道，汽车（货车和客车）不断，从苏联回国的多数中国人都走这条路线；南线——经伊宁到乌鲁木齐，在这条路线上只有驮运队往来而无汽车行驶[5]。如果陈云、滕代远等是在霍尔果斯口岸看到的这批援助物资的话，那共产国际和新疆方面选择的物资转运路线显然是南线（可能是基于保密的考虑）。如此，这批物资要运往安西的时间，可能需要1个月以上。
2月13日24时，“徐陈”致电党中央，仍然纠结于“四军、三十一军归建”：
党中央：
⑴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没有任何时候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
⑵“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南京是有人暗中指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词，请详考虑。
⑶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⑷此上提议极重要，提出讨论并速复军政委员会。
军政委员会[6]
该电中摆出“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例子跟中央“讲理”，已有“逞口舌之快”之嫌了。而且这个理也讲不过去：中央红军可是靠自己那点残存力量冲破重围万里长征最后找到了落脚点啊！那他们又是凭什么拥有并保持了坚定的决心和信心哩？而该电中“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一句，说明西路军首长无论对“东进”、“西进”还是“就地坚持”，全然没了决心和信心，而要捡起他们在2月7日致中央电中那个“万分必要”了！可这一来你要“转”得过去，二来这“转”的过程中，同样也要支付“拼战”和“持久消耗”的成本呀？
没有战胜这些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你们往哪儿走，都很难走通呀！
2月14日2时，毛泽东继续电告周恩来，要其继续促成“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指出“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7]；12日，再电周恩来，请其就西路军问题与南京政府再作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8]。
尔后，毛泽东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为克服为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为准备派队增援西路军”，“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9]
“停战让防”基本上是一张“画饼”，让南京“派飞机送款弹”更是“画饼”一张。形势逼迫得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派兵增援”了。而“派兵增援”一来很可能要破坏国共双方刚刚就“停止内战”达成共识的大局，二来也需要西路军在援兵到达之前能够坚持得住，三来还要动用各种办法摆平或打通沿途各种可能的阻碍——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部队的阻碍，这也需要南京政府的认同。
这都是些很难靠得住指得上的事情——明知是“与虎谋皮”却又不得不谋。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不可能不明白这是很难靠谱的事情，所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在几天后的2月17日致“徐陈”的联署电中特别指出：“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在同意西路军首长“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击破（敌）”的意见后，对他们“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之提议则提出了置疑：“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还是希望他们坚定决心与信心，“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10]
党中央在这份电报中还对西路军首长提出了“过去错误”的问题：“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11]”
中央的这个批评数十年后受到了一些人的垢病，但笔者认为这个批评并没有说错什么，而且也是西路军首长提出“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例子跟中央逞口舌之快后的合理反应：从“南下”到“西进”，“过去错误”难道不是结结实实摆在那儿的？难道当事人就没有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更新认识更新方法的必要？……
然而这时西路军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殆，西路军首长就算是能及时反思也很难赶上趟了。
——中央该电发出两天前的2月15日，“马家军”已改“围困”为强攻，所属各部均向倪家营子地区的西路军展开全面攻势。当晚，红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威狄堡（今临泽县新华镇）附近白家庄敌人弹药库，焚毁军火20大车。但此小胜已无法挽救大局，此后战斗更趋激烈，双方都损失惨重……
——2月16日，杜义德、刘庆南奉西路军首长之命率刚刚重新组建的骑兵师向东出击，以牵制和吸引围攻西路军主力的“马家军”东向。这支仅400余人的骑兵队伍在3天多的时间里疾驰了500余里，19日进至永昌东南东大河河坝地带时，被马步青骑兵第五师一个团追上，双方激战竞日，西路军骑兵师突出包围，被迫向南转移至祁连山麓。尔后在接到西路军首长西返的命令后又转向西进，于当月24日回到倪家营子。
西路军骑兵师这次东进至永昌东南，距凉州已不足两日行程。而此间“马家军”正集兵甘州西南地区围攻西路军主力，凉州城驻扎的是胡宗南部补充旅一部，因受国共和谈刚刚达成的共识所限，胡部主动进攻的积极性不会比“马家军”更高，西路军骑兵师倘继续东进，或有可能获得一线脱困脱险的机会。
然而这些忠勇的将士们忠实执行了西路军首长的命令，毅然踏上了重归困局之路。
［参见图9-1：西路军骑兵师东进永昌及重返倪家营子（1937年2月16日～24日）］
因西路军失败后销毁了大量的电报，其内部的指挥决策的电报目前难以寻觅，笔者暂时无法判断西路军首长这个决定的意图何在：是吸引敌军东向以掩护西路军继续西进哩？还是为“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探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骑兵师这次东进，基本上是劳而无功，并没有起到西路军首长希望的“牵制大量敌军东向”的作用，对西路军面临的困境和危境也并无改善。
这同时也说明，如果西路军主力此前断然东进，也并不是没有保存骨干求得生机的机会。
而此间的毛泽东等也在尽力为组织援助而四处寻找统战关系和筹措援西军所需资金。
2月18日20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12]；21日15时，再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13]。
同日，又电西路军首长，鼓励他们“自力解决难局”[14]。
当晚，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向西北方向进至威狄堡（今临泽县新华镇），却因地形不利难以组织防守，又被迫星夜退回倪家营子，继续与围攻之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
相较于毛泽东的心急如焚，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则保持了相对冷静的态度。
21日，他们联名致电军委主席团并周恩来：
一、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关键时刻，如以主力出援，于军事上、政治上均不利，如以三分之一兵力出援，不易完成任务。
二、由淳化地区出动，经宁县、瓦亭、隆德、单家集至一条城，需二十天；由一条城至张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以现在部队的质量，如此长征，减员必然很大。
三、四十天内，如时局有不利之变化，增援无效，进退维谷，困难更大。
四、根据南京昨晚根绝赤祸决议，我们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径解决，否则以适当力量向兰州上游西宁威迫，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15]
这个意见很可能也很容易被时人或后人责之为“见死不救”，但却是一个看似冷峻无情却也客观实际的意见，句句都说得在情在理。那年那月那日，“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大局”在河东而不在河西，这是一个冰冷得像铁板一样的事实！在这个“大局”之下，红军向西进攻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大为不利的！
然而毛泽东仍然决心要出兵增援——此时的毛泽东，似乎把红军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全国抗日运动”这个“大局”的长远影响看得更重。而像这样反反复复的救援西路军的举措，如今却被所有妖魔化毛泽东的西路军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屏蔽了。
22日13时，毛泽东电复河东部队前敌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和周恩来：“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16]。
病急乱投医，此间的毛泽东已经着急上火得要向“二马”发射“银弹”了——2月24日20时，他在致周恩来电中提出：“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17]”
同一时间里，“徐陈”也在催促增援：“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或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18]”
2月26 日22时，军委主席团决定援西军的组成：“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19]。
1小时后，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20]”。
目前收集到关于增援西路军电报中，有6份都是在2月27日签发的，而且其中3份还是同一时间签发的，内容都是调集和确定兵力和日程，督办器材、弹药、粮草，征集船工，筹措经费……，等等——那个时候，国共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经在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作出了“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项保证”[2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筹粮筹款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采用，共产国际答应援助的款项（两笔共20万美元于1937初陆续汇到了上海宋庆龄处）又尚未送达——即或送达了也要先偿还欠张学良的借款，苏区和红军的经济窘迫状况也可想而知。而为给援西军筹足经费，中央紧急“搜刮”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现款，甚至还停发了庆阳步校和陕甘省委的饭钱——要他们“自己撙节渡过，候南京谈判弄好得钱后才有款发[22]”，而边区后方机关已实行“裁员减膳”，裁员2000多人，伙食费也降到“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23]。
真是急眼儿了！
史载：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的后勤保障面临着突出的问题：供给量急剧增大，粮食、经费严重匮乏。这时，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已达7万人，以平均每人每月用粮45斤小米计，全军每月用粮需要315万斤。此外，每月的伙食费、办公费和津贴费需要50万元，还有医药、无线电器材、军工材料等物资的购置费。时值冬季，全军急需配发冬装，而7万套棉衣的制作费即需33万元，加上购置棉被、棉帽、棉鞋、大衣、手套等，所需费用数额更大。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严重缺粮，又是回汉民族杂居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不得向回民筹款。苏区内流通的货币既有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的“苏票”，也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其中“苏票”只能在苏区内的汉民和红军中使用。这些情况，给红军的后勤保障带来了严重困难和巨大的压力。[24]
山城堡战役后，毛泽东还曾致函杨虎诚，商借救急款项：“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25]。
瞅见没有，轻机关枪一百挺！连“革命武器”都要拿出来换饭钱了！这都难成啥样了？
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那笔“20万美元”的援款（折合法币约67万元），就算是能全部及时送到苏区，那也只能是救得了急，却救不了穷！所以，早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1936年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就已主动将津贴费由原来的12元降为5元，各军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由原来的8元降至4元——到了1937年4月，干脆就来了个“绝对平均主义”：全军指战员每月5角钱的鞋袜费被取消，津贴费一律为每月1元，部队用粮由每人每天2斤降为1.5斤，机关人员由1.5斤降为1.25斤。[26]
这当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就一个字儿可以形容：穷！
穷得叮当响！
注释
[1]《与南京谈判的主要内容（1937年2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7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原则的批复（1937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1～第5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苏联军委致中共中央军委电（1936年2月9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4]《陈云年谱（1905～1995）·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2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腾代远《忆由苏联赴新疆迎接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但据李立于一年前的1935年8月3日《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给出的信息是：从阿拉木图到新疆哈密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伊宁到乌鲁木齐，一条是经塔城到乌鲁木齐。前者系驮运路线，无汽车通行，路途较近；后者系商道，可通汽车（但要绕行）；（《李立三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1935年8月3日于莫斯科•绝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3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5]《李立三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1935年8月3日于莫斯科•绝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34～第4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6]《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完成西进任务的新提议致中央电（1937年2月13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关于向宁方要求增加防地致周恩来电（137年2月14日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毛泽东关于西路军问题作两步交涉致周恩来电（1937年2月1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军委主席团关于准备增援西路军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2月X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2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2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毛泽东关于设法找人去青海解决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电（1937年2月18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毛泽东为出兵援助西路军而筹款致周恩来电（1937年2月21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中央和军委鼓励西路军自力解决危局致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前委电（1937年2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172～第173页，1998年3月第1版。
[16]《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电（1937年2月22日1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7～第9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毛泽东为西路军回黄河以东与马步芳交涉致周恩来电（1937年2月24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24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毛泽东关于增援军立即准备完毕致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2月26日2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军委主席团关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2月26日2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157～第15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2]《毛泽东关于抽款补充援西军的经费致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2月27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3]《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2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4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25]《毛泽东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致杨虎城信（1936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0～第17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2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4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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