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那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及彭德怀、任弼时，再祭“银弹攻势”：
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
乙、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
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
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
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1]
这“二十万”是个什么概念？是当时几乎全体红军将士一个月按最低生活标准的饭钱！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河东红军主力和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尚有6万余人，就算是维持每人每月3元钱的最低伙食标准，每月仅仅吃饭一项也在18万元以上！而3个月后叶剑英找顾祝同领取尚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红军的经费，其中一项就是“五月份发足三十万元的问题[2]”。
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共产党屡屡乞灵于“银弹攻势”，你说他们着急到了什么地步？
处在“大局”与“救急”之间的痛苦权衡，毛泽东的焦灼为难也可想而知。
而这个时候，西路军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了，不得不于27日晚再次突围转移。28日白天，在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及其附近村庄与“马家军”激战一天后仍然不支，又不得不向三道柳沟转移……
当晚20时，“徐陈”致电军委：
㈠二十七日电已到，我们昨夜全移威敌堡南之东西柳沟□□势，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在此坚战。
㈡二十二日回倪家营，连续打到二十六日晚，五日五夜中据谍息，敌共死伤千五百余，敌旅长韩心良、团长马得胜，重伤敌骑师司令兼一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我亦伤亡三百余，虽干粮尽，饿肚子，还打了两仗。
㈢在已指定部队中详究此方敌情，地形、战术，多带子弹、炸弹、炮弹、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别要养成耐战与顽强性，多带电料炸药与硫磺来。[3]
这已经是在苦撑了。
当晚23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先斩后奏”：“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这也就是说，待援西军出动后再告知国民党方面（这里的“顾”是指顾祝同），同时告以增援西路军的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4]。
长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毛泽东这回错了！西路军已经撑不到这一天了。而且，他们的状况，也不是援西军打过黄河就能解围脱困了！而就算是真能如此，大家“一起东归”已属难以求得的“理想状况”了，要还想“一同西进”，那就连援西军都有可能一起赔进去！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等于援西军就要上路的3月1日再电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再次建议：援助西路军最好用政治交涉办法解决，“实际出兵从各方面估计均不利”；西路军只有坚决东进，我们派队至兰州下游掩护或西进威胁，同时向马鸿逵、马步芳交涉。据情报东北军已决定东开，我增援军入凉州后，“可能被蒋军隔断，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5]
彭、任、刘、左等人的考虑的确是有道理的：月前结束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是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事实上开始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主张，还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内战结束实现国内和平的大局基本奠定，红军主力再向西大动干戈的确会导致“各方面不利”的结果。
然而毛泽东的考虑还是不同，还是要“一意孤行”。
3月2日17时，他向彭、任等再次详陈了“援西”的理由：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㈠西路军已完全丧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㈡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㈠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㈡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两级主要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6]
“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真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认识。此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就力主红军主力向东而不是向西，主要还是基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共产党人要站在民族革命斗争第一线去“领导群众斗争”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趋势的判断，而对于“西面”能否适合于红军生存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还是缺乏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们没有像年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时那样，对西路军首长发出“西进是绝路”的断然喝止之声的缘由！
这可真是历史的遗憾造就的遗憾的历史。
这一天里，想必很着急上火的毛泽东一边继续寻找各种关系以图与“二马”沟通，一边督令援西军尽快出动[7]，还电询西路军驻地“能修飞机场否[8]”——希望周恩来与顾祝同商洽后“或能”给西路军送款[9]。
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也通知中共中央：
⑴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
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
⑵拨出80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转交给你们这笔款项的指令已发出。除这笔钱外，你们还可指望得到与这笔款项数目相当的一笔补充经费。转交款项的技术困难很大，你们方面要尽一切可能使转交简便些。
⑶我们已采取措施加快派遣你们所需要的人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0]
从该电之第一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此前肯定是根据徐、陈所求，向共产国际请示过“通过新疆方面援助西路军”的问题。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是否跟盛世才作过商洽，是如何商洽的，不得而知。但要盛世才这样的角色来干这种吃力不讨好而且又犯难冒险的活计，结果会是什么，那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至于该电就“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那些要求，那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些事儿中共中央都已经作出了努力现在还在继续努力，而且只会比这些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要求”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该电中第二项是援款：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折合法币约269万元），而后还将进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约与此数目相同的另一笔援款，两笔援款总数将达到160万美元以上（折合法币约538万元）！这要是真能及时到手，对穷得叮当响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那可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要能早个半年那就更好了，毛泽东等也不会为援西军筹集经费为难成那个样子，几乎把河东红军主力包括地方政府的现银都搜刮一空，整得大家都开始喝稀汤了呀！
可惜这又是一道不解渴的“远水”，让人哭笑不得！
而就是这股“远水”，由于“转交款项的技术困难”和其他原因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人后来究竟喝没喝上，是不是全都喝上了，到目前为止也尚无证据证实或证伪。
说远了，还是回到援西军这儿。
3月3日8时，彭德怀、任弼时电告援西军各部首长及军委主席团：
“援西军准备五日出动[11]”。
3月4日，西路军首长继续向党中央和军委告急：
党中央军委并致彭、任、林、刘、肖、郭、王、陈、炳辉：
㈠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亦数十。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被敌屠杀。现敌洞悉我军弹药无法接济，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正加紧封锁并企图乘虚短期歼灭我军。马敌已派兵配合民团实行封锁要道，转移困难，近有个别军连干部逃亡。
㈡在上述紧要情形下援军早到一天，则我无上英勇红色之战士少受一天之损失。万一援军来迟，前途危险堪虑。
㈢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前天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望速复。
徐、陈、李。[12]
同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首长：“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你们要）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同时希望西路军认真检点深刻认识“自信心扫地，寄希望于外力”及战略战术以及群众关系上的错误，求得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13]……
中央的这些批评不一定全部准确也不一定全合时宜，但其基本内涵却是无可置疑的。
时任军委主席团副主席的张国焘也于同日以个人名义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14]
无论张国焘本人后来如何，后人对其有何种看法，无论他的这番话是否出自由衷，我们在认真判读了现有的原始文电及仔细考量了西路军西渡以及西渡以来的征战历程后，还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三点批评都言之成理，都言之有据——而且是有事实映证的！比如，徐、陈此间一直纠结于心的“四、三十一军归建”问题，至少就部分缘自于他于年前“徐陈”要求“全军西渡”不果后开出的那张“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15]”的支票，而此后也参与了军委主席团各种战略指挥决策的他现在也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于大局于利害关系，这张不负责任的空头支票当下已绝无兑现之可能！
可惜的是，直到数十年后，在《历史的回顾》中仍然没有看到认真深刻的检点和认识。
3月5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林育英）以及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款到淳化即送八万至十万予西援军”，“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援助之迫切，如顾电令两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两马，我军即中途停止”[16]。
这里的“款到淳化……”，很可能指的是拟从西安送往延安的共产国际第一批援款。
同日，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开始由淳化出动。毛泽东继续催促后方的周子昆、袁国平和已率援西军第一梯队从镇原出发的罗炳辉、宋时轮：“周、袁速令船工队去镇原，罗、宋应留相当兵力在镇原等候船工队”[17]。
同日13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告“徐陈”：“想尽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18]”；18时，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李达致电军委和“徐陈”，告知已“率队由淳化出动，并带无线电二十五分队与你们联络[19]”。
然而为时已晚。
3月7日，“马家军”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组织大规模的集团冲锋，已濒临弹尽粮绝的红色战士们与敌昼夜激战，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红军阵地被优势敌人进一步压缩至方圆不过十里狭小地域，已无法有效遏制敌人的进攻势头……
而就在同一天里，毛泽东还电告正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尽力争取红军改编为四个师，因为“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20]；3月8日，在经周恩来等力争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将一个月来谈判达成的共识归纳成15项条文的提案（政治问题5条，改编问题4条，善后问题6条），拟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
条文概要可归纳为：
㈠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
㈡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㈢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人员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21]
这基本上就是在“七七事变”前后付诸了实施的方案。
因周恩来拟定条款时，中共方面的“援西”军事行动尚在进行当中，所以条款中最后一项特意为此准备了“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的自辩说辞：在国内和平大局既定的情况下向西用兵虽然是逆天时逆大势逆潮流之举，但我们的确也有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合理缘由……
然而，国民党谈判代表贺衷寒却乘人之危玩儿起了“小动作”，在这个提案上信笔作出了重大改动。比如，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22]……
还是那句话，讨价还价是谈判桌上的常生态，但价码取决于筹码，那是铁律。
注释
[1]《中央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洪逵、马步芳部交涉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64～第1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倪家营子战斗情况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28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步骤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2月28日2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4～第9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28～第3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6]《军委主席团关于增援西路军的理由与原则致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3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关于利用关系去找“二马”致周恩来电（1937年3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毛泽东关于援西军的行动部署致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3月2日17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毛泽东问西路军驻地地形能否修飞机场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3月2日1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要至少支持三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3月5日1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3月2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11]《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援西军准备五日出动致陈再道、肖克等电（1937年3月3日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要求速派援军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3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第9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中央书记处对西路军的指示电（1937年3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张国焘关于坚决拥护中央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1937年3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毛泽东为请周恩来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致刘伯承、张浩等电（1937年3月5日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毛泽东关于速令船工队去镇原致周昆、袁国平并告罗炳辉、宋时轮电（节录）（1937年3月5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7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8]《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要至少支持三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3月5日1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刘伯承等为援西军出动事致中央军委及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3月5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1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周恩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l937年3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40～第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19页[注]2，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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