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已去，无力回天——西路军基本解体

　　在这个当口，西路军大势已去，危在旦夕！

　　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军事增援”的效果和后果了。

　　3月9日22时，还不知道贺衷寒正在乘人之危搞了小动作的他急电周恩来：

　　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

　　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

　　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

　　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

　　㈠二马撤兵停战。

　　㈡飞机送款弹。

　　㈢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1]

　　这已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了。

　　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死心，军事救援的行动仍未宣布终止——次日，他仍在向刘伯承、林育英询问援西军和船工队到达的位置，并要求“援西军到达白杨城后，应积极鼓动指战员，克服困难，达成增援任务”[2]。

　　3月10日，周恩来会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方得悉贺衷寒已在自己按双方商定内容拟就的提案条文上作了重大涂改，遂于当日将贺衷寒所作的修改文本急电中央，并提出：“在小问题上可作些让步，惟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认为这些争执基本上还是民主政治和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同顾、贺谈判能够解决好的”[3]。

　　同日，“徐陈”急电军委：“昨晚敌以几个团兵力，抢占我南、西柳沟野外中间地带，我集兵出攻，激战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伤亡大，出击不易，敌占野外沙滩，层层筑工（事）已将三十军、九军联系截断，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转移不易，只有坚决死战，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请天明与我们通报。[4]”

　　这个时候，“徐陈”也意识到，援西军这股“远水”已经解不了自己的“近渴”了。

　　这个时候，真就到了“谁也指不上，只能靠自己”的关头了——但还是晚了。

　　3月10日夜，西路军强行向西南方向杀出重围。11日凌晨时分，进至梨园口。

　　喘息未定，尾追而至的“马家军”3个骑兵旅又3个步兵团又围了上来。

　　又是一场血战，几乎是一步一个血坑，红军战士用刺刀、大刀甚至棍棒与敌人浴血搏杀，“马家军”死伤枕藉，团长谭成样、马占成也被击毙。但终因寡不敌众，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九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九军宣传部部长黄思彦、总部回民支队副司令员马有明等阵亡，五军军长孙玉清也身负重伤。

　　无奈，西路军又连夜行军百里，向康隆寺转移。

　　同日，得悉国民党谈判代表贺衷寒在已商定的国共谈判条文上搞了乘人之危的“小动作”，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愤慨，即电周恩来：“请你立即估计此刻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张冲等现在是否不愿你见蒋？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黄埔系利在拖延，今日承认的明日又可反悔。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5]。

　　12日，在为讨论国共谈判方针而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国民党谈判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国民党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6]；而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我们这方所提出的条件，已经是很低，没有提出交换条件，以致对方采取（对）我方进攻，把谈判变成一种收编的形式。我们必须改正这一形式，政治上要向他进攻，要使他转变（为）防御的地位”，“恩来同志可以召回来，其余的人可以留下与之联络”[7]。

　　政治局常委们达成共识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

　　贺（衷寒）、顾（祝同）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二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

　　我们的最后限度：

　　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

　　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九千人。

　　同时，“抗战准备”、“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民意的国民大会”等，必须与苏区问题同时解决。

　　两星期来彼方着着进迫，我们现应改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8]

　　中共中央这是要在政治上取进攻姿态来达成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

　　而西路军这边却已到了最后关头。

　　12日凌晨，“徐陈”再电军委报告战况：

　　军委：

　　㈠西柳沟激战四五日夜，敌集团强攻，我火力弱，死战堡内外。又因无弹少粮，昨日我伤亡七百名：早移梨园堡，寨房小，又多近山，敌三个骑旅及步兵两三团随至猛攻。

　　㈡九军子弹每人只有几发，损两个多团，海松牺牲，玉清、厚发等带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隆寺。敌骑在白天扑灭我二六四团全部共三四百人，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

　　㈢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徐、陈[9]

　　“军事增援”肯定是不赶趟了。13日2时，毛泽东电告援西军首长：

　　㈠西路军情况如所知。

　　㈡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10]

　　然而“徐陈”仍然寄希望于援军到达，同日，他们致电军委：

　　㈠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

　　㈡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

　　㈢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11]

　　援西军这时才进抵镇原，离黄河渡口还有近千里行程，怎么可能在“五日内渡过黄河”？西路军如今仅残存的三团，又如何“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到了这个份儿上，真是觉得什么都是救命稻草了，唉……

　　当晚24时，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

　　我（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务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

　　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

　　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

　　以上方法不论采取那一种，均需将伤亡兵员安置民间，仍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12]

　　这也来不及了。

　　13日战斗中，妇女团大部损失，被俘数百人。

　　14日天一亮，突围而出的西路军余部且战且走，一路与尾追之敌激战，进至康隆寺以南石窝山附近时又遭围击，西路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三十军组织部部长张卿云、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张文德、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三十军宣传部长俞荣华、二六五团团长潘传品、二六七团政委黄英祥、二六三团团长熊发庆等在阻击敌人，掩护妇女团及伤病员转移时相继壮烈牺牲。

　　全军只剩两千余人。

　　同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会议。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作出决议并报告中央及军委：

　　㈠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确实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

　　㈡军政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㈢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实]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13]

　　“西路军原[实]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真是血的代价换来的血的认识！

　　这个血的教训，作为西渡之初追认和批准西路军任务的中共中央肯定是需要记取和总结的。但对于开始信心满满打包票继而游疑不已总是寄希望于外援的西路军首长自己，更需要记取和总结——就在他们说这个话的前一天，他们还在向中央表示：西路军余下的三个团“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而援西军的兵力与西路军残存的三个团加起来，也只是他们西渡时兵力一半多一点，怎么就被他们认为是可以“解决二马”了哩？

　　直到西路军失败后回到延安，脱离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环境，身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的陈昌浩才真正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击退二马的进攻与根本实现消灭二马不同，根本战胜二马非西路军所胜任，即令援西军到达与西路军夹击二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进攻。而根本消灭二马，亦非援西军所能胜任。[14]”

　　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和党中央，还在说道“解决二马”：

　　⑴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活动。张荣（注：即毕占云）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日拟在此休息。

　　⑵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亦分散兵力。

　　⑶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有）较大的活动，且难（以）持久。

　　⑷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15]

　　这也难怪，他们远离中央，不知河东大局的变化。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啊。

　　这个时候，在中共中央的进攻姿态逼迫下，西安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已被迫作出让步。同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对正欲离开西安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声明：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周恩来所拟提案作为双方谈判基础[16]。

　　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在警卫人员护送下，开始东返。

　　同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甲）既然张、顾不采用贺案，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祝同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祝同）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17]”

　　然而这也是股远水，解不了西路军的燃眉之急。共产党的政治进攻姿态可以唬住国民党这个大块头，却未必能震住马步芳、马步青这些地头蛇——话说回来，就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乃至蒋介石本人，也不一定随时都能拿得住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土军阀。

　　后来顾祝同也的确如约给“二马”发停战电来着——叶剑英甚至还守着他发过。

　　可惜，作用有限。

　　3月17日，中央及军委致电李先念、李卓然：

　　先念、卓然同志：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

　　（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已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

　　（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中央及军委[18]

　　至此，作为一支红军主力的西路军，已基本解体。

　　注释

　　[1]《毛泽东为援救西路军须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致周恩来电（1937年3月9日2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毛泽东关于援西军政治动员致刘伯承、林育英电（节录）（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7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南、西柳沟战况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3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1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1900～1978）》第435～第4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19～第72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张闻天年谱（1900～1978）》第436～第43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2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2日）》，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9]《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柳沟梨园堡康隆寺战斗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3月12日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毛泽东关于援西军停止待命加紧训练致刘伯承、张浩等电（1937年3月13日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报告在祁连山上与敌血战形势危急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3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3月13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等致中央及军委电（1937年3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7～第9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9～第9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西路军工委决定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分散活动致中央及军委电（1937年3月15日1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22页[注]1，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72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8]《中央及军委关于同意成立工委会并分三路游击给李先念、李卓然电（1937年3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